《简读日本史》作者：张宏杰
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日本如何进入固化的江户时代，并在黑船事件的刺激下，开启明治维新运动，踏上了近现代化的征程。而伴随着国力的强盛，日本的野心也跟着膨胀起来，开始对外扩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日本与世界，尤其是和中国的关系。
中日间的朝贡关系
谈到中日关系，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日本和朝鲜一样都是古代中国的属国，奉中华文明为正朔。应该说，这样的说法也对也不对。因为的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日本曾向我国朝贡过，但在更多的时间段里，它却游离在中华朝贡圈之外。
早在中国南北朝时，日本曾有过“诚心诚意”朝贡中华的短暂经历。那时的日本还处于从蒙昧向文明的过渡期，以天皇家族为首领的“倭国”先后13次向晋、宋、梁遣使朝贡，请求册封，中国政府还赐予过“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等头衔。
接下来就是隋唐时代，虽然日本派出使者向中华文明学习，但这并非真正的朝贡。相反，那时的日本就已经试图与中国分庭抗礼。当时遣隋使携带的国书中这样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惹得隋炀帝很不高兴，埋怨说野人不懂礼仪。
与此同时，隋朝的国书也让日本的统治者勃然大怒。这份国书中称其为“倭王”，按照隋朝礼仪这是对周边小国统治者的正常称呼，但日本的当权者——圣德太子却觉得这一字眼是种侮辱，甚至因此拒绝赏赐中国使者。
等到了唐朝，遣唐使开始频繁往来。唐朝视日本为属国，称其为“朝贡使”，但日本却刻意回避“朝贡”二字。因为不愿在国书中称臣，遣唐使干脆不再携带国书，也不再请求中国皇帝的册封。原因很简单，中国皇帝给的册封最高也不过是“国王”，但那时日本统治者早已经自称“天皇”了。
等到宋朝时，中国和日本就只剩下了民间交流，而一直没有官方关系。宋神宗一度想和日本亲近亲近，于是托日本僧人给日本天皇带了封书信，但因为其中写了“回赐”二字，引起天皇不满，最终没能达到建交的目的。
等元朝建立后，忽必烈遣使日本，希望后者能像高丽一样臣服。当时执政的幕府将军年轻气盛，视之为侮辱，斩杀了元朝使臣。忽必烈闻讯大怒，两度派遣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渡海远征军讨伐日本，但十万水师却毁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中。
元朝灭亡后是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也写了一道招抚诏书送到了日本。但日本人认为诏书的语气傲慢，再次斩杀使节，还在回信中公然挑衅。朱元璋气得火冒三丈，只是想到忽必烈的惨痛教训，只好装作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放过了这个岛国。
但等到永乐皇帝当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发现，当大明的朝贡国很划算，能获得丰厚的赏赐。于是他假称自己就是“日本国王”，请求向明朝贡。永乐皇帝并不知道日本还有“天皇”，被他顺利骗过，赏赐得极为慷慨。
自此日本开始了“半真半假”的朝贡，但朝贡使的态度桀骜，令人头疼。到了嘉靖年间，日本两个地方的诸侯为争夺进贡利润，同时派出两拨使团来中国。他们不但相互杀戮，还沿路大肆烧杀抢掳，最后朝廷震怒，干脆断绝了日本的朝贡。
因为没法通过朝贡作中国的生意，日本武士就勾结东南沿海的海盗犯上作乱，这就是倭寇。等到明清易代，日本人更是以中国正朔自居，甚至颁布新规，要求中国人必须持有日本政府颁发的信牌，才能来日本作生意。
这就相当于让满清向自己朝贡，把中国纳入自己的朝贡体系。对于日本人的这一小心思，当时在位的康熙皇帝并没有过于计较，而是大度一笑。于是一直到清朝后期，中日就以信牌贸易的方式保持着商业往来，间接满足了日本的虚荣心。
400多年前的那场“朝鲜战争”
讲到这里，或许听友们会感到疑惑，一个小小的岛国怎么会如此自负，要跟强大得多的中国分庭抗礼呢？事实上，日本不只是想分庭抗礼，他们还想打垮中国，一统亚洲，比如前面讲到的丰臣秀吉，就曾与中朝联军作战，想完成这“一不世之功”。
事实上，朝鲜和日本的历史很早就纠缠在了一起。早在公元300年到700年之间，两国间就有过人员和物资方面的交流。但日本人却将其解释为日本征服了朝鲜，并将朝鲜的奴隶和工匠带回了日本。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将朝鲜视为了自己的朝贡国。
但明朝建立后，朝鲜却上奏明太祖，正式成为大明的附属国，当时朝鲜的全称就叫“有明朝鲜国”。那么，这一行为为什么没有遭到日本的反对呢？因为当时日本正在打内战，无暇他顾，直到1590年，丰臣秀吉才完成了全日本的统一大业。
就在这一年，丰臣秀吉给朝鲜国王送去了一封国书，其中写道：“我母亲在怀我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异事，梦到一轮太阳滚入她的肚子。当时有位颇为灵验的相士预言说，太阳代表着君临天下，你这个孩子长大后必将四海闻名。”
讲完这段自我神话的故事后，丰臣秀吉继续说道：“如今日本已经大治，但我并不满足。我愿意与贵国结盟后进兵大明，让大明四百余州都能沐浴神国日本的光辉。我的愿望无他，只希望能在日、明、朝鲜三国的历史上留下伟大的名声。”
这封国书把朝鲜君臣震得目瞪口呆，觉得这位日本幕府将军怕不是得了“失心疯”，否则怎么敢跟强大的明军为敌。但显然丰臣秀吉并没有发疯，早在出兵朝鲜前后，他就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对征服朝鲜和中国后的统治权进行了分配。
在丰臣秀吉的构想中，战后日本的首都将从京都迁到北京，现任天皇也要跟着移驻，并以北京周边十个州府作为皇室领地；日本本地也要有天皇，由现任天皇的皇子出任。此外在大明、日本、朝鲜三地设立关白，由自己的外甥或养子出任。
那么，丰臣秀吉自己担任什么职务呢？他宣布在征服明朝后，自己将移驻宁波，做一个“万皇之皇”，并把宁波作为控制日本、朝鲜、中国的“大东亚”中枢，继续征服南蛮和印度……
丰臣秀吉的这一构想，反映的是当时的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当时世界上只有日本、中国、印度这三个主要的国家，然后三个国家之下各有自己的藩属小国，共同构成了世界秩序。丰臣秀吉希望通过三个国家的统一，让整个世界都“沐浴在日本文化的光辉之下”。
公元1592年4月，日本十五万大军分乘七百余艘舰船，渡海展开了侵朝战争。一开始，这支精锐之师所向披靡，二十天攻破汉城，六十天占领平壤。朝鲜君臣仓皇奔往义州，向明朝求救。万历皇帝遂派名将李如松等率四万精兵开入朝鲜。
1593年1月5日，这场战争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平壤之役打响。明军巨炮齐轰，给城上的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被迫退出平壤城。这一战彻底扭转了朝鲜战争的走势，双方进入相持阶段。
丰臣秀吉虽然狂妄但毕竟不是疯子，平壤之战的惨败让他认识到征服天下的美梦终将破灭。他一边打一边谈判，但战场上的局势却变得对他越发不利。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郁郁而终，而日本也很快战败，只剩下六万日军回返故土。
神国，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这场战争对整个东亚地区的权力格局造成了严重影响。对朝鲜来说，自此国力急剧衰败，上百年不能恢复；对日本而言，丰臣秀吉集团垮台，江户幕府转而闭关锁国；而明朝同样也国力大损，进而让努尔哈赤抓住机会崛起，明清易代。
明朝的灭亡也给日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冲击，进一步促成了日本民粹主义的崛起。前面讲过，日本人向来自负。在他们看来，日本并非普通国家，而是日月诞生之前，由两位兄妹神生出来的神国，自带神性，并且处于世界中心，是“中国”。
此外，因为日本列岛被大海包围，外敌入侵很难，因此是“大神镇护之邦”。尤其是元朝建立初年，忽必烈派遣十万水军列阵日本海，却被突如其来的台风摧毁。日本人普遍认为这是天降神风，是上天在保佑自己这个“中国”。
等明清易代后，日本国内更是掀起一场“中国易位”的论调。比如学者山鹿素行鼓吹说，海峡对岸的中国因为多次经历少数民族入侵，其承继的中华文明屡屡中断，尤其是满清入关后剃发易服，汉人衣冠不存，意味着它已沦为“夷狄之地”。
而反观日本这个“中国”，居于天地正中，为大海环抱，列岛交通便利，又无需忧虑外敌入侵。所以两千三百年来，天皇家族的皇统一直延续。因此如以自然条件优越、人物杰出、皇位“万世一系”这三个标准评判，日本才有资格称为“中国”。
基于这一论调，日本学者开始用“皇国”一词来称呼自己，而对中国的称呼则改成了“唐土”“汉土”“西土”，甚至偶尔还出现过“西夷”。此外，他们还信奉“人种优胜论”，认为自己是“天孙民族”，是世界上最高贵最优秀的民族。
这种传统的“神国思想”及之后的“中国易位论”，为日本发动侵略提供了思想资源。其实，早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就已经在谋划征服中国。在道光皇帝即位的第四年，有个所谓的日本学者就曾制定过一统全球的“混同”秘策。
这篇《宇内混同秘策》为日本制定了“宇内混同”的大政方针：首先花5-7年时间征服中国；其次录用中国人中的人才，再图东南亚、印度；最终将世界万国“混同”为日本一区，“世界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为其臣仆”。
尽管当时的日本还只是个闭关锁国的东亚弱国，却制定出如此野心勃勃、如同梦话的计划。但随着明治维新后国力上升，日本开始将这些梦话落地，演变为第二次大战前的一个名词，即大家熟悉的“东亚共荣圈”论。
日本军国主义设计的共荣圈可分为生存圈、防卫圈、经济圈。其中生存圈包括日本本土、满洲国、北支、蒙疆。防卫圈指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中国本土、缅甸以东的东南亚等地区。经济圈则包括防卫圈及印度、澳大利亚这一范围。
东亚共荣圈论认为，二战其实是一场文明大决战，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洋王道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洋霸道之间的决战，用以决定“是日本的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还是美国总统统治世界，决定人类最后的命运”。
但二战的惨败再次粉碎了这一“神国梦”，也冲击了日本国民的心理。他们开始基于现代国家意识、公民意识进行反省，为什么神国主义会演变为军国主义，为什么会陷入“神国梦”的狂热？在新的时代，日本又该如何面对邻邦，应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