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赋税是中国古代王朝，赖以维持的重要经济支柱，夏秋两税是宋代田赋的正税，也是宋代田赋的基本组成部分。

具体来说，夏税征钱一般只在南方地区实行，秋税征粮则在全国普遍实行，但无论是夏税还是秋税，在实际征收过程中都普遍实行折纳制度。

除正税外，朱代田赋还包含了多种附加税宋代两税的附加税种类十分繁杂，包含折变、支移、加耗、斛面、大斗、合零就整、重催、预借等多种类型。

此外丁口之赋也是宋代农民赋税的组成部分，缴纳赋税是一种常态，而赋税减免则是在特定情况下做出的政策调整，故一般而言，除传统定例而外，均具有针对性、临时性、阶段性、偶然性、应急性、非持续性等非常规特点。

与历史上的其他朝代一样，南宋朝廷减免农民赋税的原因众多，大致包括救济受灾地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农业生产、安置归正之人、庆祝重大喜事等。

具体而言，减免农民赋税的类型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发生后对受灾地区的减免；与邻国发生战争后对遭遇战争破坏地区的减免；

平息农民起义后对起义发生地的减免；为鼓励垦荒对新开垦地区的减免；为安置自金国南下的归正人的减免；为庆祝朝廷重大喜事而实施的赋税减免等。

除此之外，还有因皇族祭祀、改元、丧葬，鼓励百姓生育等原因，而实施的其他众多类型的赋税减免等等。针对不同情况而采取的赋税减免政策，又各具特点。

南宋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在各种灾害中，以旱灾和水灾最为常见。此外，蝗灾、冰雹、风潮等灾害也时有发生。

频发的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每当灾害发生后，南宋政府往往出台一系列赈灾措施，其中就包括赋税减免。

在众多类型的赋税减免中，南宋朝廷实施这类减免的次数最多。绍兴三十年（1160），湖州安吉县爆发洪水，“居民屋庐多坏，人死者甚众”，朝廷立即下令“蠲其税”。

除此之外，当灾害发生后，对于农民之前所积欠的赋税，也会进行减免。

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两浙、荆湖等路发生了冰雹，朝廷下令，“蠲江、浙、荆湖等路中户以下积年逋负”减免了这些地区下户所欠的赋税。

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两浙地区发生旱灾，朝廷下令“蠲两浙阙雨州县贫民逋赋”％遭遇旱灾地区贫苦农民积欠的田赋进行减免。

南宋百余年间偏安一隅，未实现疆域上的大一统，并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爆发了持久的冲突。先有宋金战争，后有宋蒙之战。

南宋与邻国的关系影响了赋税减免政策。在宋金对峙过程中，金人有时会南下骚扰、劫掠宋朝的百姓，对于遭金兵劫掠的农户，朝廷会减免赋税。

建炎元年（1127），高宗下诏：“应曾经金人或群寇蹂践人户，见欠建炎元年夏秋税租并予除放”对于金国的攻击，南宋也会予以回击。

南宋前期至中期，宋金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战争带来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也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

对于遭遇战争破坏的地区，为了安抚百姓，恢复生产，朝廷往往出台赋税减免政策。两淮地区原本是土地肥沃，适宜农耕之地，但作为宋金交接地带，屡次受到战争摧残，战后“良田沃土，悉为茂草”，故而朝廷多次减免两淮地区的赋税。

开禧三年（1207），南宋北伐期间，朝廷下诏：“蠲两淮被兵诸州今年租赋”，减免了两淮遭受战争涂炭州县当年的田赋。此外，对于新收复的地区，朝廷也会减免当地农民的赋税。

绍兴九年（1139），南宋朝廷“以金国通和，大赦。河南新收复州军并不易置，蠲其民租税三年，徭役五年”不仅免去河南新收复地区农民三年的田赋，还免去了五年的徭役。

减免赋税不仅是医治战争创伤的措施，也是奖励战功的一种手段。当取得战争胜利时，朝廷为振奋士气，也会减免战役发生地的赋税。

绍兴十年（1140），完颜兀术大举进攻南宋。宋将刘锜在顺昌击溃金军，取得大捷。南宋朝廷随即颁布诏令，对顺昌府“再复租税二年”，以示嘉奖。

宋、金签订《嘉定和议》后，双方保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其间，南宋与邻国之间的战争较少，因战争破坏而减免田赋的情况鲜有发生。

但南宋后期，蒙古崛起之后，蒙古与南宋之间又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冲突，南宋政府对受战争破坏地区再度实行赋税减免政策。

宝祐六年（1258），蒙古南下进攻南宋，“北兵所犯州县，或经从蹂践......农民失业”，荆湖南路、潼川府路等遭遇蒙古入侵地区，都受到巨大的破坏，大量农民流离失所。

景定元年（1260），战争刚一结束，朝廷便迅速下令：“全、岳、永、衡、柳、象、瑞、兴国、南康、隆兴、江州、临江、潭州诸县经兵，农民失业，应开庆元年以前二税尽除之”。对于新收复的地区，朝廷会减免其赋税。

淳祐十二年（1252），南宋收复了襄、郢地区的部分州县，下令“蠲新复州县税三年”。宋、蒙战争过程中，朝廷同样也会以减免赋税作为庆贺战役取胜、鼓舞士气的手段。

德祐元年（1275），南宋将领阎顺“战安吉县，复取凤平”，取得了胜利。朝廷遂“诏褒谕张世杰、阎顺，诸将各转官有差……免安吉县今年夏田租”，不仅对获胜的将领进行了褒奖，也减免了安吉县当年的夏税。

南宋时期，虽然鲜有全国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但局部小规模的民变时有发生，尤其以高宗、孝宗两朝最为频繁。

民变会威胁朝廷的统治。因此，当平定民变后，朝廷会减免赋税，以示安抚与庆贺。绍兴五年（1135），岳飞攻破洞庭湖的起义军水寨，平定了杨幺起义后，朝廷下令，“以贼平，免沿湖民前二年逋租”，免除了洞庭湖附近农民积欠的田租。

隆兴二年（1164），广西的王宣起义被平定后，孝宗“以广西贼平，诏减高、藤、雷、容四州杂犯死罪囚，释杖以下，蠲夏秋税赋”。

此外，民变有时也会对当地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出于恢复民力之考虑，南宋朝廷也经常减免民变发生地区的赋税。

如绍兴二年（1132），在平定建州的范汝为起义后，宋高宗下诏：“建盗范汝为平，蠲本路上四州今年夏、秋税及夏料役钱。下四州曾遭寇略者，蠲今年夏税”。

南宋初期的宋金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破坏。南宋建立之初，许多农民脱离土地，大片田地荒芜。

在宋金战争的前线两淮地区，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出现了“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的场景。

即使到淳熙年间，“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仍然有不少地广人稀的待开垦之地。

在南宋早期，恢复农业生产，开垦荒地己成为当务之急。赋税轻重恰恰是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核心因素，直接关乎土地开垦的最终效果。

这一点南宋臣僚也有深刻的认知。扬州知州晁公武就曾指出：“昔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

臣僚也曾向朝廷建议，对于地广人稀之地，“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德，平籴以实边，则所省漕运亦博”。为吸引农民开垦荒地，南宋政府遂实行田赋减免的优惠政策，以鼓励流民复业，推动农田开垦。

绍兴七年（1137），高宗“诏诸路归业民垦田，及八年始输全税”，规定对各地归业垦田的农民，减免前七年的田赋。

除吸引流民复业外，朝廷也会招募农民赴荒芜之地实行垦荒。但待垦地区多为偏僻之地，若不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鲜有农民愿背井离乡，远迁僻壤。

南宋朝廷也意识到，“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鉴于此，对于远迀垦荒的农民，朝廷往往减免其田赋。

绍兴三年（1133），宋高宗“诏江东西、湖北、浙西募民佃荒田，蠲三年租”。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为鼓励百姓到淮南、京西地区开垦荒地，宋高宗下诏：“并边复租税十年，次边五年”。

朝廷决定赴边远之地垦荒者，一次性可免除十年租税，较为偏僻之地，也可免除五年租税，以巨大的赋税减免力度来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宝祐六年（1258），时任广南制置使李曾伯上书宋理宗：“广西多荒田……乞许耕者复三年租，后两年减其租之半”气理宗批准了他赋税减免的请求，并下令：“守令劝垦辟多者赏之”，将垦荒成果作为官吏考核的标准，以此来保障赋税减免政策的落实。

南宋政权偏安一隅，淮水以北的广大土地己被金国占领。但中原地区的一些百姓，或受民族观念影响，或因金朝统治政策的原因，不愿居于金国统治之下，纷纷逃离金国，投奔南宋。

“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不能续食，则老弱饥死，强者转而之他”，这些南归者人数众多，且无家业田产，处境艰难。

如不能妥善安置，必然会做出违法乱纪之事，成为社会中的一股不稳定因素。南宋政府也充分认识到，只有妥善安置归正之民才能维持社会安定。

官员徐子寅就曾指出，一些归正人之所以做出违法之事，是因为“皆以为饥寒所迫”。

他上书宋孝宗：“若得官备耕具，使治淮上荒田以糊其口，何苦犯法哉？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南宋朝廷往往会对归正人实行减免田赋等优惠政策，以帮助他们尽快安居乐业。

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下诏，“籍诸州归正人，愿为农者给官田，复租十年”，对于归正百姓中愿务农者，不仅给予官田耕种，还减免十年的田租。

后来，鉴于归正者人数众多，单纯授田不足以安置。臣僚陈康伯遂上奏宋高宗，“今西北归正人愿就耕者甚众……应求请募民耕荒，蠲其徭役及七年租赋”。

最终，宋高宗同意了这一请求，决定招募归正人垦田并减免其田赋。对于归正之民，田赋和徭役还时常一并减免，以体现朝廷的关怀之意。

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第一年便“诏淮南诸州存恤淮北来归之民，权免税役”。淳熙七年（1180），宋孝宗下诏，“再免沿边归正人请占官田赋役三年”。

绍熙三年（1192），宋光宗也曾颁布诏令，“蠲归正人赋役三年”。

（一）新皇登基

新皇登基，普天同庆。为彰显皇恩，也为了笼络人心，历朝历代的新皇在登基之时，往往都会实行一些惠民政策。

南宋皇帝在登基时，也经常减免农民赋税。如，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在应天府继位之时，下诏“二税并依旧法，凡百姓欠租、阁赋及应天府夏税，悉蠲之”减免了各地农民逋欠的田租和应天府农民的夏税。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主动将皇位禅让于孝宗，孝宗受禅时颁布诏书：“凡官司债负、房赁、租赋、和买、役钱及坊场、河渡等钱，自绍兴三十年以前并除之”相较于高宗，孝宗继位时减免的内容更多。

其中，租赋、和买与农民直接相关，绍兴三十年之前农民的田租与和买全部被免除。

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在接受孝宗的禅位时，“蠲公私逋负及郡县淳熙十四年以前税役”，减免了淳熙十四年（1187）之前全国各地的逋欠、租税和徭役。

绍熙五年（1194），宁宗“即位登极赦，蠲放一如十六年故事”。由此不难看出，南宋新皇在登基之时的赋税减免政策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从地域范围上看，赋税减免的范围一般遍及全国，而不局限于某一地区，这符合新皇登基时普天同庆的理念。

从减免内容上看，减免范围较为广泛，有时不仅包括农民租税，还可能涉及徭役、商业税、债务、租赁等多个领域。

尽管不同新皇登基之时，每次的减免内容会有所差异，但农民田赋往往都被包括在内，这也彰显了农民赋税在中国古代赋税中的基础地位。

（二）太上皇庆寿

南宋时期，新皇继位后，其生日便被立为“圣节”，上任皇帝的“圣节”就会被取消。但高宗主动禅位，新皇继位后，高宗尚健在。

每逢太上皇诞辰，朝廷照例举行庆寿典礼，以至于“一时盛世，莫大于庆寿之典”，庆寿为国家盛事，在庆寿之际，朝廷也会实行赋税减免政策。

如淳熙十三年（1186）高宗寿诞之日，孝宗“率群臣诣德寿宫行庆寿礼。大赦，文武臣僚并理三年磨勘，免贫民丁身钱之半为一百一十余万缗”。

（三）庆祝节日

中国古代的节日类型在宋代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一时期，节日类型众多。

当重大节日到来之时，朝廷不仅举行庆典活动，还时常减免百姓赋税。南宋时，每位皇帝的生日都被纳入节日之中，如宋高宗的天申节、宋宁宗的会庆节、宋光宗的重明节等。

这些“圣节”成为了朝廷实行赋税减免政策的重要契机。淳熙元年（1174），在金国使者完颜让等人庆祝会庆节之际，宋孝宗下令，“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

淳熙十六年（1185），趁金国使者完颜守真来庆贺重明节之际，宋光宗下诏，“减绍兴和买絹岁额四万四千余匹”气除“圣节”外，元旦也是南宋王朝的重要节日，“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

考虑到元旦“一岁节序，此为之首”的重要地位，每当该日来临时，南宋政府也时常会减免赋税。

嘉泰四年（1204）十二月，在金国使者杨庭箱庆贺明年元旦之际，宋宁宗“再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种类型的节日中，朝廷主要选择“圣节”和元旦作为赋税减免的主要时机，而因节气性节日和宗教性节日减免赋税的情况却鲜有记载。

这种现象从未金两国关系的角度或可得以解释：当皇帝“圣节”和元旦来临之际，金国时常会派出使者赴南宋庆贺。

南宋朝廷选择在金国使者庆贺之际减免赋税，除体恤民力之外，可能也有向金国使者宣扬本国赋轻民安的考量。

在宋、金对峙之时，赋税减免曾被用作向邻国展示本国百姓安居乐业的手段。

金主完颜璟新立之时，南宋官员杨万里曾上书朝廷，金国蠲免农民田租，并派遣使者到两淮地区，“使虚誉达于吾境”。

显然，金国在两国边境大肆宣传其轻徭薄赋，意在激起南宋百姓对金国的向往，动摇南宋的民心。

金国的宣传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让南宋朝廷感到很大压力，杨万里等官员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减免赋税，以安民心？＾南宋政府在金国使者来京庆贺之际，出台赋税减免措施，应该有向金国展示其仁政爱民、国泰民安的意图。

（四）皇子出生

皇室对子嗣格外重视。皇子诞生意味着皇室后继有人，预示着皇家人丁兴旺，是朝廷一大喜事。

皇子出世时，朝廷有时会颁布惠民政策，以示朝廷恩泽。如庆元二年（1196），宋宁宗之子赵垵出生后，朝廷举行大赦，不仅赦免了全国的部分囚犯，还“蠲临安民元年畸零之税，民有曾大父母者免丁役钱一年”。

（五）册立储君

皇太子作为国家储君，是钦定的未来皇位继承人。确立皇太子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具有固国本、安民心的重要意义。在册立太子之时，朝廷也时常会减免农民赋税。

如，乾道七年（1171），孝宗册封赵惇为皇太子时，下诏“自三等以下并旧税零欠及乾道七年夏税暂时倚阁”，同时下令，“应民间有曾祖父母存而身已成丁者，其丁钱身役并免一年”。

孝宗不仅对下户积欠的赋税和当年全国的夏税予以缓征，还免除了部分人丁的丁口之赋。

开禧三年（1207），宋宁宗在册立皇太子之际，针对两广地区对未成丁之人收纳丁口之赋（挂丁钱）的现象，下诏“仰本路监司、帅臣照累赦常切严行觉察约束，毋致违戾”，免去了两广地区的挂丁钱。

除以上几种较为常见的赋税减免类型之外，南宋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赋税减免。较之前者，这些类型的赋税减免次数相对较少，但也是南宋赋税减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祭天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长期信奉的重要思想。皇帝以天子自居，祭天是皇族的一项重要活动。南宋时期，祭天依旧为皇帝所重视。

即使陷入困境，高宗也认为“当此多事，固非制礼作乐之时，然祭天之礼，不可有缺”受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皇帝为了向上天展现其仁德，体现其顺应天道，在祭天后有时会实行减免农民赋税等养民政策。

绍兴四年（1134），宋高宗“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蠲襄阳等六郡三年租税”。

（二）改元

南宋时期，新皇即位当年一般会沿用前任皇帝的年号，次年才正式改元。对新皇而言，确立自己的第一个年号，可以彰显帝王的权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正因如此，当新皇改元时，有时也会减免农民赋税。例如，淳熙十六年（1189）宋光宗继位当年，沿用了孝宗的淳熙年号。

次年，光宗改元绍熙。鉴于改元的重要意义，绍熙元年（1190）正月，“帝率群臣诣重华宫，奉上寿圣皇太后、至尊寿皇圣帝、寿成皇后册、宝。再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为庆贺改元，朝廷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并减免了临安府百姓三年的丁口之赋。

（三）帝后丧葬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以孝治国。当先皇、太后去世后，帝、后的丧葬是朝廷的一件大事。当皇族之人去世后，有时会减免百姓的赋税。

绍兴府是南宋帝王的陵寝所在，是丧葬减免的重点地区。庆元三年（1197），朝廷为太皇太后吴氏举行丧葬之际，“以大行太皇太后攢宫，蠲绍兴府贫民明年身丁、折帛绵絹”。

（四）农民服役

农民为政府服役也是朝廷实行赋税减免的重要原因。对于服役修建皇陵的农民，或者服兵役的民兵，南宋朝廷有时会减免其赋税。

皇陵作为已故皇室成员的长眠之地，皇陵的修建自然受到朝廷的重视。皇族陵寝规模宏大，建造皇陵往往要征调大量农民服役，这必然会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

因此，南宋朝廷对服役修建陵墓的农民，会减免田赋作为补偿。如，绍熙五年（1194），在将孝宗灵位附于太庙后，光宗“诏减临安、绍兴府囚罪一等，民缘攢宫役者蠲其赋”。

除正规军事力量外，南宋朝廷还招募不少农民出身的民兵。民兵在农忙时期依旧务农，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岁以农隙聚教”“自十月教至正月终散”，兵农合一。

对这些服兵役的农民，朝廷也实行优惠政策。乾道七年（1171），朝廷下诏，民兵的“本名丁钱，皆蠲之”，以激励他们心无旁骛地投身军事训练。

（五）民不举子

南宋时期，民间生子不举的现象时有发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百姓的身丁钱过重，“盖昔者丁钱未蠲，民苦重赋，故生子有不举”。

针对这种现象，朝廷在“禁贫民不举子”气颁布法令予以禁止的同时，也适当地减免身丁钱，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为育子解除一项后顾之忧。

如，绍兴十四年（1144），“永道郴三州、桂阳监及茶陵县民多不举子”鉴于这些地区百姓生子不举的现象较为普遍，高宗遂下诏“永蠲其身丁钱絹米麦”。

南宋减免农民赋税原因类型较多，大致包括自然灾害、邻国关系、经济恢复、庆祝皇家喜事等。

具体而言，减免农民赋税的类型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发生后，对受灾地区的减免；与邻国发生战争后，对遭战乱破坏地区的减免；平息起义后，对起义发生地的减免；

为安置南下归正人而实施的赋税减免；为鼓励垦荒，对新开垦地区的减免；为庆祝朝廷喜事而实施的赋税减免等。

此外，在皇室祭天、改元、丧葬，以及百姓生子不举等情况下，南宋朝廷也会实施赋税减免政策。

南宋赋税减免的原因类型多样，从宏观上可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因素等。

南宋政府因邻国战争、平定起义、安置归正人而推行的赋税减免，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因鼓励垦荒、民不举子而施行赋税减免，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因太上皇庆寿、皇子出生、帝后丧葬等施行的赋税减免政策则与皇室生活息息相关。尽管农民有赋税减免的诉求，但对不同类型赋税减免的需求性强弱不尽相同。

农民对自然灾害、邻国战争、平息起义、开垦荒田等类型的赋税减免需求性较强，对因庆祝喜事实施的赋税减免的需求性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