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降，至于辽金，墓志铭不再只是掩于地下，而是逐渐成为公开文字，撰者成文之后，志铭常在士人之间进行传播。
撰写墓志文在形式上是为死者服务，但在内容上，还是写给生者所看，因此撰者在撰写时尤为审慎。
故宋境域的墓志书写：坚守与变通金朝甫定，其实际控制区域内的原宋、辽官员或主动归降，或被迫留金，由于他们的贰臣身份，朝廷虽出于巩固统治之意予以起用，却对他们不甚信任。
因此撰者在对降臣墓志的撰写上，多注重志主忠义形象的塑造，表达撰者及丧家对改朝换代的肯定。
然而，受地域与政治文化的影响，宋、辽遗民的忠义观念有所差别，这在金初宋、辽遗民墓志的不同撰写手法中有所体现。
北宋建立之时，为了证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在开国之初便掀起了士大夫阶层对正统问题的探讨。
受隋唐重文化而轻种族的正统观影响，宋初亦淡薄华夷之别，然而至于北宋中期，随着政治需要和汉与契丹民族矛盾的加深，北宋正统思想发展由宽转严，逐渐重视民族性问题，“尊王攘夷”的思想深入人心。
在此正统观念的影响下，北宋臣民多否认“夷狄”政权的正统性，且不愿仕于此类王朝，坚定对宋朝的忠诚。
如天会八年（1130）《折可存墓志》：
雁门索援，公受命不宿，曰：“固吾事也。”即驻兵崞县。城陷，被执应州。丙午岁．自应间道而南也，季秋四日，终于中山府北寨，享年三十一。庚戌十月四日，葬于府州西天平山武恭公域之东。
由墓志可知，折可存终身仕宋，且在与金作战中被俘，于金天会四年（1126）逝世。此墓志为折可存死后四年，其兄请托范圭所作，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他的兄长早已入仕金朝。
由此，如何在墓志中记述折可存对北宋的忠心，与金国初定的政治环境之间有所矛盾，这就需要撰者进行调和。范圭在撰写墓志时，通过对纪年方式的变通，成全了折可存作为宋朝官员对忠义的坚持。
他在记述折可存伐夏时使用北宋年号宣和，而在记述其卒年与葬日时，却不冠以金朝年号，而使用干支纪年，隐晦地表达了志主对北宋的敬意。但是墓志对于折可存死于抗金一事的模糊记载，又体现了对金的妥协。
受北宋地域文化与传统忠义观念的影响，金初时大部分北宋遗民的汉文墓志皆欲体现志主对原朝廷忠诚态度的坚持，又囿于其时政治环境而不得不对墓志书写进行变通以隐晦表达。
然而亦有些北宋降臣的墓志表达了志主对新朝的忠诚，天会十一年（1133）《孟邦雄墓志铭》即为一例：
公乃谓人曰：“大丈夫事主，当一心建功立名，期不朽，岂可乍服乍叛，以速夷灭哉！”方思建立，以固恩宠。
志文认为孟邦雄投诚伪齐一事并非不忠之举，而是“适时知变”，并言孟邦雄归附后履受朝廷优待，对金伪齐的感激溢于言表。
“大丈夫事主当一心建功立名，期不朽，岂可乍服乍叛，以速夷灭哉”一句看似是孟邦雄不再叛金的决心，实质是其作为降臣期许在新朝立足的说辞。至于孟邦雄逝世原因，墓志仅以“西贼叛逆”孟邦雄“不幸被执”简单叙述。
《宋史》中亦有记载：“（绍兴三年春）翟琮入西京，禽伪齐留守孟邦雄”。有关此事的前因后果，《大金国志》描写的更为细致：
邦雄醉方卧，俘其族以去。
对比《大金国志》，墓志并未提及孟邦雄因醉酒被俘的实际情况，概因撰者出于为死者讳的目的故意隐去。
墓志记载孟邦雄被俘后，面对南宋招降“毅然不屈，请即死之”，有意塑造孟邦雄忠于金朝宁死不屈的忠义死节形象，不仅借此弱化了他的贰臣身份，回护了其入仕新朝的不忠之举，又有迎合金朝，向金朝表忠之意。
故辽境域的墓志书写：迎合与献忠与北宋遗民相比，原属北方辽朝境域内汉人的忠义观念与民族意识较为淡漠，尤以燕云地区的汉人表现最为明显。
所以他们大多很快便接受辽国将亡的现实，顺势入金。究其原因，不仅与他们自幼生于辽朝，没有明显的华夷观念有关，还因他们经历了辽、宋、金三代的政治嬗变，为避免改朝换代造成的杀戮，他们多“随事俯仰”形成了“诡随”的政治态度。
受此政治态度的影响，原辽遗民的墓志中，大多对志主归诚金朝的契机履历记载甚为详细，认为他们的归降是顺应局势所为，并无不可，体现了撰者及志主对金朝的迎合与献忠。
如天会七年（1129）《王甫墓志》：
随朝为枢密院令史，又为中书省主事，改诸行宫都署司主事，除御史知杂事，皆有能称。出为上京副留守，城拔。祖皇帝归。今上即位，以公为宋使，既归，称旨，授宜州节度使。
王甫为由辽入金之臣，撰者为王甫之弟，此墓志撰写时正处于金建国统一之初。由墓志可知，官至上京副留守的王甫降金后，因出使北宋顺利完成任务，才被授予节度使一职。
可以看出，王甫降金后所任官职并不高，也从侧面反映出降金辽系汉人，在金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用，概由朝廷对其降臣身份的不信任所致。
面对此尴尬地位，撰者在为王甫撰写墓志时，尤为注重对金朝的表忠，既叙述了王甫的履历行治，又载志主逝后金太宗悼念王甫，“特赐”其遗孤“进士及第”一事，暗含降臣对金主恩赐的感激，有拉近与金廷及统治者关系之意。
综上所述，由于金朝的征伐，原属中原地域的北宋汉人多被迫留金，因其受北宋正统观念及忠义文化影响颇深，大多官员在改朝换代的时局下，仍保留对宋廷的忠心。
然而囿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他们不便大肆宣扬对前朝的情感，往往选择隐晦表达。
这种谨慎的态度也体现在了对他们墓志的书写上，撰者通过对纪年方式等的变通，维护了志主为原朝廷效忠的坚持。
另外，金朝初期正处于政权巩固，恢复发展阶段，统治者需要任用部分汉人官员为金朝发展献言建策，所以有些前朝官员因时而变，主动归附金朝，尤以民族观念较为淡薄，原属辽境域内的汉人最为突出。
然而他们的“贰臣”身份，却时常遭致金廷怀疑，故其会以各种方式向新朝献忠，由此得以在金朝立足。
受此政治观念的影响，北方地域的墓志书写，虽亦注重志主忠义形象的塑造，但多数情况是为迎合金朝服务，以加强丧家与金朝的联系，减少对志主身份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