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第举子是指参加会试考试，然而并未在会试中被取中的举子，特指文会试。清代由于一般情况下每逢丑、未、辰、戌三年一开科。

今科不中的举子可以继续参加下一科的考试，故下第举子包括今科未被取中的、往科未被取中的、以及曾经参加会试未被取中，而今后不再参加会试的文举子。

举子下第除因会试录取率极低之外，仍有举子自身努力程度不够的主观原因，以及主考官衡文风格不同的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

清代对会试考官有严格的规定，以确保取士的公平。会试考官每科会在会试首场前三天简放，通常为三月初六日。

当天清晨，凡列出名字的内、外帘官，备好朝服行李到午门听宣，宣布之后考官们不得停留，也不能够回私宅，并于当天入闱，入闱以后不允许有家书往来。

会试主考官称作“总裁官”，通常情况下是四位，以翰林进士出身的大学士或者一、二品官员充任。

清代衡文标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包括基本的格式和禁条，不合格式的将被黜落，并贴出，不给誊录，或者遭受到磨勘的处分。

而狭义的标准是有关文体和水平、风格的标准，主要是指决定取中与否及高下次序的标准。由于清代以八股文作为考试文体，虽然都选自四书五经，但每个朝代的衡文风格则各有不同。

会试衡卷考官的文风喜好，直接影响着举子们的录取与黜落。而雍正帝喜好“清、真、雅、正”，考官们自然投其所好，那些不符合皇帝以及考官的文风喜好的浮夸试卷，就不容易被取中。

与此同时主、副考官之间的误解与矛盾，房考官们对于文风喜好的不同，也是造成举子下第的直接原因。

考官见识的高低和衡文能力，也会使一部分举子下第，尤其面对能开一代风气先河的大才，考官一般更不容易辨别，其试卷往往容易遭到黜落，而使举子们造成终身遗憾。

举子在应试中，文字程式不合规范的也要被摒弃不取，大者如“触犯忌讳、卷面绘画、自书阴事”，小者如天注涂改不合规则等。

再如需保证考生身体健康，能忍住饥寒与压力，在贡院内坚持答完三场之试，这也是决定举子能否通过会试的重要原因。

虽然极低的录取率、考官的衡文能力与喜好以及文风的不同，影响着举子的取中与否，但举子自身有无真才实学才是下第的最主要原因。

“文有定评”只是对下第者的鼓励与安慰，考生如果不能刻苦读书、努力发奋，则自然不能高中，“窗下莫言命，场中莫论文”，虽然印证了科举考试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举子的努力专研四书五经的程度，还是决定是否取中的最重要原因。

雍正帝在其十三年的统治生涯中，不仅对顺治、康熙朝科举政策进行了有选择性的继承，更对其进行了制度上的革新。

如延续了康熙朝科举取士中的恩科之制、对下第文武科举子留用、实行搜落卷的制度，赏下第文武举回籍路费、规定学正不得收受取中举子牌坊银两，维护了举子利益，建设官房供入京赶考举子使用，并对士子疼爱有加。

又于雍正元年辛酉日“设乡试、会试翻译科”，又念于洞庭湖湖水险恶，将湖北和湖南参加乡试的考生分闱进行考试，“二月甲辰，补行癸卯正科乡试......本科湖北副考官工科蔡仕鈾......皆举人出身。湖北、湖南分闱考试，自本科始。”

由此可见雍正帝对读书人的爱护与体恤。雍正帝爱才、惜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用人制度是其对科举会试下第举子加恩的主要原因。

1、笼络士心、巩固统治。清代举子参加会试数次不中后，可以通过拣选、大挑、截取的途径选入官场，充当低级官吏。

例如清初规定，举人若会试三次皆下第，可拣选为知县用，若愿就教职，则不拘于下第次数。又如雍正元年定举人截取之制，规定中式三科后，可由本省督抚发咨文到吏部进行候选。

这主要是因为雍正朝是清代中进行全面整顿，调整和和巩固典章制度的基础时期，政治、经济举措严猛卓著，科举以及文化上的主动调整，虽然似少为人注目，但是实则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联，措施也比较多，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显示出雍正帝百事过问、喜功求进的作风，但更多的是雷厉风行的君主品格，同时也是为了笼络士心，巩固江山统治的必要手段。

雍正帝认为士为一方之望、四民之首，处处体现其爱惜人才，并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取士态度。

而当举子们为感激雍正特恩而联名上表致谢的时候，雍正帝更体现出尊崇如道之心，并对士子寄予殷切希望，谓士子为国家之倚赖，吸收更多的下第举子为统治者服务，安抚天下读书人之心，这为巩固统治奠定了政治基础。

2、重视文教、作育英才。清朝自顺治三年丙戌科开科取士直到雍正元年癸卯恩科，已逾七十年。雍正即位，恰逢为士子培养多年之时，尊儒重教，文风日盛。

鼓舞士子读书，与国家出力。培养士林风气，作育人才。雍正朝针对下第举子有加恩政策，和其本人重视汉族文化、重视人文教育有关。

雍正朝文教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在文风日盛的氛围下，雍正帝对下第举子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了社会人心，并开一代读书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