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祥符二年（1009）向敏中举荐薛奎为殿中侍御史。该时期薛奎历任殿中侍御史、陕西转运副使、陕府通判、淮南转运使、江淮制置发运使、三司户部副使、延州知州。

直到天圣元年（1023）调任开封知府，才结束了中期仕宦，期间共计十四年。该时期欧阳修称他“以材能为名臣”，苏辙称他“以才称名”。

宋真宗时期，随着朝廷和契丹、西夏签订合约后，国家进入和平时期。

朝廷逐渐形成一种燕乐风气，如寇准在中书时“多召两制会饮私第，酒酣气盛，必闭关苛留之，往往侵夜，畏谨者甚惮焉。宗谔尝预会，日既夕矣，而关不可启。遂于门扉下窃出，得马以走”这种宰相带头燕乐的风气到宋真宗中期日趋严重。

最后宋真宗也加入到这种燕乐之中。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月“戊辰，诏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同修宫使李宗谔、副使刘承规、都监蓝继宗视内殿功德及御书，因命宴，而承规、继宗赐食于别次，上作诗赐谓等”。

在宴会上李宗谔因怕再次发生之前类似情况，不敢燕饮，宋真宗“令中使附耳语云：‘此间不须从门扉下出。’宗谔皇恐致谢，上笑而颔之”。

由此可见宋真宗作为皇帝不仅未有制止这种情况，还积极劝言大臣燕饮，更加助长了此种燕乐风气的泛滥。

于是薛奎向宋真宗谏言“陛下嗣位之初，勤心万务，而简於燕幸。今天下诚无事，而燕乐无度，又大臣数被酒，无威仪，非所以为朝廷重也。”宋真宗听后“善其言。

《宋史·薛奎传》对此评价到“（薛）奎性刚不苟合，遇事敢言”。原因在于薛奎的谏言是在真宗宴请修建玉清照应宫使等人的情况下，这些人中不乏宋真宗当时的宠臣，如丁谓，薛奎此时谏言很有可能得罪丁谓等人。

同时大中祥符四年十月，“天书封禅”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玉清昭应宫也是真宗亲自下诏建造，

并且多次亲临指导。薛奎却以真宗继位时的励精图治来谏言宋真宗要居安思危、“勤心万务”。此等情况下，常人都是唯恐避之不及，而薛奎却能直言不讳，实属难得。

陕西路地处宋夏边境。薛奎任陕西转运副使时，西夏主赵德明虽称臣于宋王朝，但正如《宋史·夏国下》论曰：“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去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

因此他常骚扰宋陕西边境。“绥州”和“黑林平”事件就是薛奎任陕西转运副使时，代表宋朝廷处理的一个关于宋夏边境地区归属的问题。

黑林平地“向与夏境邻”，属陕西延州边境。大中祥符五年三月，赵德明“诱延州蕃落不得，遂以侵黑林平地入奏”，一月后，即大中祥符五年夏四月赵德明又“上表请绥州土田、人户割隶本道”。

于是宋真宗下诏薛奎处理两事。“黑林平”和“绥州”地虽小，但关乎之事重大。处理稍有失误，关系的不仅仅是薛奎本人的仕宦前途，更关系到宋和西夏，以及宋王朝的权威脸面问题。

如果处理不妥，失去黑林平和绥州，不仅使宋王朝国家权威受到挑战，还会增加赵德明蚕食和藐视宋王朝的信心。薛奎得到宋真宗诏令后，立刻查阅陕西路的相关郡县管辖地理信息

史书记载“真宗令陕西转运（副）使薛奎按验，奎阅郡籍”，不久薛奎在故纸堆中终于找到关键性证据，即“德明尝假道黑林平移文”，后薛奎将所查的证据和信息一并交给赵德明，“德明遂伏”。薛奎妥善处理了此事，

使得宋真宗对薛奎印象加深。后虽薛奎因“坐举人免官”，但数月后朝廷即任命薛奎“通判陕府”，年底“召还台，安抚河北。”

大中祥符九年（1016）六月，京畿、京东西、河北路大中祥符九年（1016）六月，京畿、京东西、河北路等地发生蝗灾“弥覆郊野，食民田殆尽，入公私庐舍”，宋真宗派遣宦官和官员到各地监督捕蝗。

但当时大多官员都沉迷于天书封禅，阿谀奉承宋真宗，献祥瑞以求仕进和显贵。因此派出的官员，反馈给宋真宗的都是蝗虫自死、无害庄稼、焚捕已尽等虚假信息。

如“中使自嵩山来，言蝗虫飞至山南，遇雨悉殒于涧中，殆数千斛。河东转运使言潞州致祭，蝗悉飞出境，邻州或祭或驱，皆渐殒散”。

又如宦官任守忠“言自河东至，见谷、黍、豆荚穗皆坚密而长，行次潞州，惟襄垣县有蝗飞度，不为灾。又相州言安阳县有蝗抱草而死者，约十余里”。再如青州地方官员“言飞蝗投海死，海水所激，积与岸侧仅百里”。

甚至就连当时著名大臣冯拯和中央部分执政官都对宋真宗有所隐瞒，如冯拯上书言：“境内有蝗，寻遣官祭告，焚捕已尽，田稼无害。近频得雨，麦菽滋茂。”

执政用“死蝗以进”欺骗宋真宗，言:“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幸好当时“平世之良相”王旦尚在宰相位上，成功阻止了百官贺蝗死的闹剧，否则朝廷就像宋真宗对王旦说的那样“使百官方贺而蝗若此，岂不为天下笑耶”！

可见当时官员们对宋真宗隐瞒蝗灾到了何种程度。然而蝗灾却在蔓延。“七月过京师，群飞蔽空，延至江、淮南，趣河东，及霜寒始尽。飞蝗之过京城也，上方坐便殿阁中御膳，左右以告，上起，临轩仰视，则蝗势连云障日，莫见其际。上默然还坐，意甚不怿，乃命撤膳，自是圣体遂不康。”

直到该年冬天，天气寒冷，蝗虫“及霜寒始毙”。然天禧元年（1017）“京师春旱”，接着“开封府、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两浙、荆湖百三十州，蝗蝻复生”蝗灾再起。

宋真宗对宰执说“朕以去岁蝗旱，秋稼不稔，夙夜惊惧，未尝暂忘。今已中春，时雨未降，斋心请祷，诚感莫达”。

于是宋真宗决定再次派遣官员出使“体量安抚”地方，但之前派出的中使以及地方官员蒙蔽情况，宋真宗肯定也是心知肚明，毕竟之前“百官贺”的教训还历历在目。

因此宋真宗选取一批忠诚，敢言的臣子，薛奎由此得以出使体量安抚河北，此后薛奎将河北受灾情况如实反馈到中央。宋真宗下诏“开封府、河北路经蝗虫伤处，夏税特延限一月，孤贫者倚阁之”，给当地带来了实际的减灾办法。

同时薛奎还上书“灾伤州军有饥民为盗者，望止以见赃结断，余已费者不计”。这种办法不仅为饥饿为盗的百姓减轻了罪行，还为安定河北和其他地方提供了借鉴。

此后天禧元年八月“上以先所遣按巡诸路使者方属西成，或妨农事，乃悉召赴阙，所在百姓委长吏倍加安抚，无令辄有骚扰”，薛奎由此被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