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东汉到隋末的发展，到唐朝建立时，除了关陇贵族和山东士族外，其他士族多已衰落。

就连以崔卢王郑为代表的山东士族，在太宗的眼中看来也是“世代衰微”，虽有名气，但无甚家底，已趋于贫贱。

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李唐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士族地位，打击崔卢王郑等山东旧族。

唐太宗于贞观六年（632）下令让吏部尚书高士廉刊正重修姓氏，《氏族志》于贞观十二年（638）正月十五日颁布，分为九等，包含1650家，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山东旧族的势力，树立了皇族的威望，目的在于“崇今朝冠冕”。

显庆四年（659）九月五日，高宗下诏令礼部侍郎孔志约等人编写《姓氏录》，五品以上的官吏皆得纳入，按照当朝官品的高低进行门第的排列，进一步打击了旧士族的势力。

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武后建立武周，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关陇贵族的成员和家族被消灭，西魏以来关陇集团长期垄断中央政局的局面结束了。

尽管旧族在唐代社会中仍然保有名望，但实际上其政治经济的特权，已被剥离殆尽，只剩下空壳。

唐代士族们不能像魏晋时期那样，依据门第入仕，世袭祖辈官职。到了唐中期以后，伴随着进士科逐渐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祖先门荫已经无法庇佑子孙居于高位。

唐代三百多位宰相其中士族出身的共有一百多人，但其中为魏晋时期延续而来的世家旧族比例很少。

唐朝后期这些士族出身的宰相，大多是通过科举制而登上政治舞台，已经丧失了九品中正制下的选官政治特权。

如清河东武城南祖乌水房崔氏，直至入唐五世后的崔从，在贞元初年由进士登第，其子崔慎由，文宗大和初年进士及第，大中十年（856）拜相。另一子崔安乾，大中三年（849）及第，官至太子太傅，从一品。

尽管清水房崔氏一族，在唐前期可凭借名望门荫官至五品左右，但是无法居得更高位置。到了唐后期，还需要通过参加进士科以达显途。

魏晋时期之所以孝先于忠，因为士族在政治上有九品中正制能够维持其家声不坠，在经济上有自给自足的庄园，能够让他们不必过于担心生计。

唐前期孝先于忠，实际上是受到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重视家庭、家族超过国家的影响，政权如走马灯一样变幻，向谁尽忠？

门阀士族家族反而能一脉相承。孝家相比于忠君，更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门阀士族家族更需要用孝来凝结宗族，所以家比国重要，孝比忠重要。

唐代后期忠的地位逐渐超过孝，国凌驾于家之上，是门阀士族政治衰落的必然结果。

以门荫入仕是唐前期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唐后期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是通过进士及第。许多士族凭借科举进士及第来振兴家族。

如柳公绰家族，在唐前期并非当时的显族，在德宗时期才逐渐走向高位。从其入仕途径上看，柳公绰于德宗贞元年间两应制举，柳公权进士及第。柳仲郢，宪宗元和年间进士及第。柳璞，学术造诣深厚，著《春秋三氏异同义》。

柳珪，宣宗大中五年（851）进士及第。柳壁，大中九年（855）进士及第。柳玭明经擢第，补秘书正字。

柳氏家族这批人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参加科举考试入仕，逐渐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当时一些士族的缩影。

因此积极入仕，移孝作忠，建立功名才是他们的保家之法。正如柳玭在其家法中强调，“门第高者，可畏不可恃。”

士族们可以凭借科举入仕振兴延续家族，许多寒族士人也凭借科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如非显族的京兆杜陵人王徽的家族中，到宣宗大中年间之时，有18人进士及第，有30多人官至台省和牧守宾佐。

高钱高铢兄弟二人及其子都是进士及第，从宪宗元和年间到懿宗咸通年间，都身居显职，官至侍郎及中书舍人。这是唐后期社会流动性增强、士族与庶族的界限逐渐消失的重要表现。

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强，在宦海的浮沉显得更加难以捉摸。赵郡李氏破落户李德裕以门荫入仕，凭借的是他的祖父李栖筠的官位，说自己的祖父李栖筠在天宝末年，除了以科举入仕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于是“勉强随计，一举登第”。

李德裕被贬后，其家族也衰落尤甚，从僖宗乾符年间到唐昭宗乾宁年间“悉无宗相”，就算有子弟为官，“不过郡县长，处乡里者或为里胥”。

唐后期，许多在前期默默无闻的士族，振兴家族的方式都是通过科举入仕。

因此后代的扬名显亲，承家保家，是唐后期孝道的重要内涵，而这个途径便是通过“移孝为忠”，建立功业，以保家不坠。

面对河北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被安史势力占据，玄宗发出感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

唐后期的统治者们面对政治思想文化秩序的崩溃，意识到了加强儒家忠孝观念的重要性。

唐代统治者崇奉儒学的一大措施便是兴办太学。安史之乱中，官学教育难以维继。代宗在政局初获安宁后，马上颁布《崇太学诏》，重新发挥学校的“化人成俗”之用。希望在学校的教育下，“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祇庸孝友之悳”。

不仅怀着振兴儒学的目的，同时也有安抚地方藩镇之用心。将诸道节度、观察使之后代送来太学学习，教其忠君和忠于朝廷。“其诸道节度观察都防御使等，朕之腹心，久镇方面，眷其子弟，为奉义访，修悳立身，是资艺业”。

唐后期的统治者们也进行了儒家经籍的刊定工作。这个工作主要由唐文宗时期时任工部侍郎“长于经学，稽古守正”的郑覃负责。

从唐初太宗下令整理五经到文宗时期，五经的整理已经过去很多年，在行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讹缪。

于是太和四年（830），郑覃上书请求文宗，召集当时儒士官员刊定谬误，校订经籍，然后刊于太学。

文宗同意了此上疏。太和七年（833）开始刊刻，直到开成二年（837）刊定石经完成，“刊碑列于太学”，刻有经书十二种。

武宗会昌年间，一反前期崇佛政策，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毁佛运动。试图通过崇奉儒学，以兴教化。

会昌三年（843）太子詹事韦宗卿向武宗进奏所撰的二十卷《涅槃经疏》，武宗阅后将其焚毁，禁止传播，“今上览已，焚烧经疏。敕中书门下令就宅追索草本烧毁”。

在武宗所下的敕文中，斥责韦宗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认为“佛本西戎之人，教张不生之说；孔乃中土之圣，经闻利益之言”。

将佛教视为外来夷狄，其说为邪妄妖风，而孔子才是中原圣人，其经学圣言才是真正对社会有益。

改革科举制度，也是唐后期统治者重要的崇儒尚教化的措施。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进士出身同时还应过制举的礼部侍郎杨绾，认为时人不知忠义廉耻、儒学不兴的原因在于选士制度出了问题。

“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于是上疏请求改革贡举选士制度，对于进士科加入杂文，明经科用帖经考察之后，时人不翻经史子籍，只知背诵诗文的现象十分担忧，“六经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

于是建议代宗取消明经和进士科，让县令、刺史察举孝廉，送至中央考试经义和对策。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以期达到“返淳朴，怀礼让、守忠信，识廉隅”的效果。

在朝堂之上颇有大臣呼应，明经出身的贾至，也将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归结于“儒道不举，取士之失”。

但是科举制度牵连的东西太多，明经进士一停，许多人都要失去生计，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动荡，

因此并没有停止明经进士科取士。尽管科举考试的科目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诗赋词华在录取时的重要性在逐渐降低，而文章策论的重要性在逐步上升。

唐德宗贞元年间，多个掌贡举的官员为科举考试改革做出尝试，以期改变科举选人的浮华之风。

陆贽在唐德宗贞元元年（785）起草《冬至大礼大赦制》，将选官看作治理朝政的根本，请求“务选士之道，必精养氏之方”，认为之前的选士和学校教育中，崇尚浮华浅薄的风气，以致于出现选官非人的情况。

在此番趋势的影响下，德宗时期多位执掌贡举选人的官员，都在努力“进幽独，抑浮华”。

在考量人才时增加对儒家经典中的考察内容。经过他们的努力，选官取士之风出现了改变，逐渐从以文采辞藻为中心向以对策内容的好坏作为及第标准转变，为国家理政挑选更为优秀的人才。

宪宗时期，也有多位知掌贡举的官员，“斥浮华，进贞实”。除了在进士科中抑制浮华之风外，还在科举考试中增加对礼学的考察，促使时人学礼识礼。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颁布敕令设置《开元礼》科，考察的内容是一百道经义和三道试策。

德宗贞元九年（793），出于发挥礼学作为治国要道和立身之本的考虑，设置《周礼》、《仪礼》、《礼记》三礼科，考察三十条礼经大义和三道试策。

宣宗重视儒士与科举在取士中的作用，有时微服出访，察听民众对于选士的看法，以锐意改进，“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

唐后期的统治者除了重视儒学外，还强化对臣子“忠”的教育。处士李源是忠臣李憕之子，八岁的时候在安史之乱中被贼人所俘，后被故人所救，代宗听说了此事，想要授予李源河南府参军的职务，作为对忠臣的回报。

但李源因为父亲在安史之乱中牺牲，遂绝仕宦之心，隐居佛寺之中，拒绝了代宗的任职。

穆宗长庆年间，李德裕上奏请宪宗旌表李源的孝忠之行。穆宗下令授予李源为左谏议大夫，在其诏令中说明，“夫褒忠可以劝臣节，旌孝可以激人伦，尚义可以镇浇浮，敬老可以厚风俗，举兹四者，大儆于时”。

唐文宗时期颁布诏令，“朕每览国史，见忠烈之臣，未尝不嗟叹久之，思有以报”，于是封颜真卿的曾孙颜弘式为同州参军。

河东节度李克用觐见唐昭宗时，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也在一旁，唐昭宗拍着年仅十一岁李存勖的背说道，“儿将来国之梁栋，勿忘忠孝于吾家”。

唐后期任命官员为节度使的敕文中，常常以忠于唐王室相劝勉。由于县官王某“出忠入孝，根乎天性”，于是授予王某为魏博节度观察使。

对中下级的官僚通过提拔重用的政策来收拢人心，增强对李唐王室的忠心。

安史之乱后，士大夫们将国家的动荡与儒学的低落联系起来，他们将目光重新放回到先王之典上，期盼能找到救世之道路。面对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局面，他们想要重新建立伦理道德的秩序。

唐后期儒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古文运动”，倡导使用先秦两汉时的古文文体，废除不合时宜的骈体文，并首先试用在小说的创作上。

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在文学改革的外衣下，掀起了一场儒学复兴的运动，模仿佛教新禅宗的理论构建，提出儒家的道统传授理论，将新禅宗的心性之学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扫除儒学繁琐迂弊的章句之学。

同时突破自唐以来儒学教条化的影响，直指社会病痛，让士大夫心中有“道”的信仰，呼唤“道”的回归，即所谓寻回“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重视原始儒家之道。

唐代宗大历年间出现的以啖助、赵匡和陆质的“春秋学派”，主张从儒家经典的本意去理解，不将后人的传注作为权威，直接理解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

因此在唐后期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士大夫们对于儒家伦理、忠孝关系的认识也进一步得到了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