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风格多样。
《唐会要》中记载，唐朝的进士，必须考诗赋，对于五经还有政治都要进行考核，要对国家大事有自己的认知和建议，要有实践才能。
唐代通过诗选拔取士，诗歌成为文人得官取禄的正路，成为当时青年的必修科目。蒙童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读诗，待到考试时发挥作诗才能。
唐朝注重诗的考核，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和风气。人们开始主动练习作诗技能，唐诗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全唐诗》在前面的序中说唐代从创立朝代开始，就选贤任能。因为注重人才，所以吸引了很多有志之士。
这些人都饱读诗书，经历过系统的学习，不光学习六经还会作诗，这成为当时选拔人才的标志。
唐代人尊重天地君亲师。《杂咏诗》排在前两位的是乾象类和坤仪类。这就可以看出其排在最高位是社会大环境的结果。
书中内容被分为十二种，每十首分为一类，是有秩序、有规划的。
接下来就是万物中的各种祥瑞事物，比如芳草、嘉树、灵禽、祥兽这四种，从名字就能看出都是吉祥美好的事物；最后则是贴近生活，居处、服玩、文物、武器、音乐、玉帛等六类，分别是生活中不同侧面的反映和关照。李峤写训蒙诗，以咏物为主题，是有历史依据的。
唐代根据古籍、文献资料，分门别类进行编撰，用以保存和检索，唐代四大类书便是其骄傲的成果，类书的热潮使从侧面映射出诗歌创作的繁荣阶段，还有就是文人士子对意象的认识更加深入。
而从魏晋时期开始，诗歌中除了典故，变化最大的就是意象，意象运用得当使诗歌精进不少。
到了唐代，意象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和群体类别，具有稳定性和要求性，人们不能随便乱用，规范运用成为王道。咏物的训蒙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发展如鱼得水，十分受欢迎。
因为咏物诗中包含不计其数的意象，是儿童认识学习和积累意象的最佳读物，儿童从意象开始学习，比较容易上手。
咏物训蒙诗中有对物体形状进行描述的，有运用对偶和比喻修辞的，有人类共同积数不胜数的意象，非常值得传承学习。
唐代咏史诗的蒸蒸日上离不开以下几点原因：一，唐代诗歌发展繁荣昌盛，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学诗、写诗、背诗，人人都参与创作。
二，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唐太宗召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开设史馆为文人学士提供学习场所、编撰史书让人们查找检索等等。
正是因为这样，咏史诗这种诗歌体裁体有了显著的进步发展。最后，专门设立了一个门派——咏史类；
东汉班固的五言《咏史诗》标志着咏史诗的诞生，具体参考标准以左思的《咏史八首》为规范。
整个事件顺利发展离不开当时君王贤明、尊重历史的因素。晚唐出现了专门创作咏史诗的人，以胡曾为代表。
三、唐代科举制度与人才激励机制；唐代科举增加了诗赋内容的考察，能作诗是上榜的必要条件。
此外，对历史教育的考察上升到和经学相当地位，考试规定的变革引起内容的变化，咏史的训蒙诗恰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蒙学教育也不例外，教学也开始采用咏史诗。
明代胡曾的《咏史诗》与周兴嗣的《千字文》、李瀚的《蒙求》被合在一起成为《释文三注》，广泛流传于官宦家庭以及民间教育机构，被用来当作童蒙训若愚在其著作《酌中志》中都进行了记载。
清代胡曾《咏史诗》的版本多如牛毛，有收录元代版本的，有单独收录一个人的，有收录三个人的，种类丰富。
胡曾的诗刻本影响力极其巨大，不仅宫廷的地方政府大臣为之折服，还流传到了日本，实现了跨文化交流。
唐代诗人换成诗的视角进行历史回顾与点评，以清醒的头脑和开阔的心胸直面历史，用质朴有力的语言记载历史，取得了巨大收获。
胡曾的《咏史诗》之所以能够在蒙学领域取得重要地位且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具备了蒙学教育的特点，符合成为蒙学教材的条件。
其次，顺应了唐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唐代重视史书编撰，对教育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十分迫切，咏史训蒙诗作为蒙学教材既是诗歌又是文化书目，还具有历史教育的功能，所以蒙学教育价值显著，成为蒙学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