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是我国中部核心城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江在此交汇，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

武汉三镇

位于长江南岸的武昌，是“武汉三镇”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东晋末年将江夏郡郡治迁置于此后，一直是州郡治所、荆楚雄城。南宋诗人陆游以“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元代设十三行省，其中湖广行省以武昌为治所。此后数百年间，一直为湖广、湖北治所。

明初，随着明太祖之子楚王朱桢的到来，更是给武昌带来了新的一轮机遇，使其一跃成为南方最大的城市之一。

朱桢，生于蒙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三月初三，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庶六子，生母胡充妃。与其他兄弟不同，朱桢的楚王封号见证了一个政权的崛起，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当年三月初一，亲征武昌的朱元璋得胜回朝。此次征战迫使陈汉政权的皇帝陈理出降，成功占领重镇武昌，将最大的敌手陈友谅之残部一扫而空，长江中游地区尽归朱元璋所有。

两日后，尚未洗净征尘的朱元璋得知，自己又多了一个大胖小子，对他而言可谓是双喜临门。心情大好之下，老朱立马宣布待此子长大，就封他为楚王。

“楚昭王桢，太祖第六子。始生时，平武昌报适至，太祖喜曰：“子长，以楚封之。”（《明史·诸王列传》）

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初七，明太祖对诸子进行第一次大分封，老朱兑现了六年前的承诺，封7岁的朱桢为楚王，藩地湖广武昌。

黄鹤楼

明太祖号称开局一个碗，堪称是中国历史上起步最难的开国君主。自幼历经世间人情冷暖的他，对于儿孙的培养那是相当的重视，文的也抓，武的也抓，两手一样硬。

洪武元年（1368年），大明才刚开国，统一大业尚在进行时，明太祖便下旨敕建皇家藏书处——大本堂，目的是要聚藏古今图书，延请名儒教授年幼的太子与皇子。

明代亲王作为藩王，自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王国政治机构，王国之中最重要的，同时肩负亲王教导工作的机构为：王府长史司。因此大封诸子后，老朱给几大王府挑选的长史（长史司主官）皆非泛泛之辈，其中楚府长史为朱廉。

朱廉，浙江义乌人，元末明初大儒，曾任浙江严州府钓台书院山长，入明后征辟为翰林院编修，担任《元史》和《大明日历》的编修官，“居官恭谨自持”，故被任命为楚府长史。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明太祖命太子、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五人“出游中都，以讲武事”，担任楚府长史朱廉等奉召随行，可见老朱对子嗣教育的重视。

有这么一位博学大儒在旁引导，楚王朱桢在学问上深受影响，且必然受益匪浅。从其将《御注洪范》和《大宝箴》这两篇劝诫君主如何治国理政的文章刻于“座右”，充作座右铭，就可见一斑。

作为马上天子，明太祖深知文武并举的重要性。为实施“亲王戍边”政策，洪武九年（1376年）十月，他命秦王朱樉（音shang）、晋王朱棡（音gang）、燕王朱棣、吴王朱橚（音su，十一年改封周王）、楚王朱桢、齐王朱榑（音fu）六王赴老家凤阳练兵。

“丙子，诏秦王樉、晋王 、今上、吴王橚、楚王桢、齐王榑往练兵凤阳，仍命以大牢祭旗纛庙。”（《明太祖实录》）

明中都遗址

这一去就是数年，练兵至少持续到了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月。期间除洪武十年九月六王一同回京师，享受了半年休整之外，一直在凤阳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这种经历，让楚王朱桢等太祖系亲王，与后世被当猪养亲王有着天壤之别，也为执行明太祖的“亲王戍边”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洪武十二年（1379年）二月，朱桢迎娶大都督府都督佥事王弼之女王氏为妃。当年十一月，老岳父王弼以征西功被封为定远侯，算是为他在军方找了一个结实的靠山。

正所谓成家立业，成婚意味着他离就藩不远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二月，18岁的楚王朱桢携楚王妃王氏之国武昌，充当藩王的生涯正式开启。

“丙寅……诏楚王桢之国，赐银二万两、黄金一千六百两、钞二十万锭，其护卫官军赐钞二千二百锭。”（《明太祖实录》）

明初，湖广行省西部一线就是苗疆，生活于此的苗民等叛降不定。武昌虽然地处大明王朝的腹地，可按照明太祖的“亲王戍边”政策，坐镇于此的楚王朱桢，即是负责应对苗疆状况的亲王。

洪武十八年（1385年），湖广境内的思州爆发洞蛮之乱。思州的全称为思州宣慰司，位于贵州东部，自隋朝起由田氏土司统治。元末明初因内部纷争，分裂为思南、思州两部，思州在南，大致管辖今黔东南州施秉、台江、榕江一线以东地区。当地土人被称为洞蛮。

这次叛乱不是由思州土司发起，而是由下面的洞蛮渠魁发动，规模不大，叛军战斗力也不强。于是乎在当年四月，明太祖钦定由楚王朱桢挂帅征讨，算是一次军事实践。为防万一，命信国公汤和挂征虏将军印，会同江夏侯周德兴前往辅佐。两位开国元勋为楚王打下手，如此阵容可见老朱对朱桢初战的重视程度。

信国公汤和剧照

以洪武时期明军的战斗力，区区思州洞蛮自然不敢正面撩虎须，遂“出没不常，闻王师至辄窜匿山谷，退则复出剽掠。”也即扬长避短，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与明军打游击战。

对此明军也改变作战方案，进抵诸洞后分屯立栅，与本地蛮民一同耕种。毕竟在卫所制下，明军本就集耕战一身，对种地并不陌生。一番接触下来，蛮民终于适应了明军的存在，不再一见到明军就畏之如虎。眼见时机成熟，突然用计抓捕其“渠魁”，也就是叛军首领，毕一战于一功。

汤和在战报中盛赞楚王朱桢的功绩，令老朱心情大畅，特地给朱桢去信称赞道：“汤和言尔有谋略，真吾子也”。

平定洞蛮之乱后，明军主力撤回驻地，只在当地留下部分镇守兵力。谁知思州之地风波再起。当年九月，洞蛮首领吴面儿等兴兵攻打古州（今贵州榕江县），楚王朱桢再次受命与汤和一同率军前往剿捕。

十月，明军通过分兵围剿，以计诱擒吴面儿，将其押往京师以正刑典，诸洞悉平，此战从九溪等处俘虏四万余人。旌旗招展之中，楚王朱桢德胜回归武昌，信国公汤和继续率军留镇当地，安抚民心。

此后数年间，道州、全州、桂阳，以及卢溪、黔阳等地发生叛乱，楚王朱桢均奉命将其平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五月，楚王朱桢的三护卫——武昌三护卫因此受到来自朝廷的奖赏。

“癸酉……给武昌三护卫及长沙、衡州、宝庆、茶陵、永州五卫军士钞四万三千八百余锭。初，全州灌阳等县猺蛮作乱，各卫军士尝从征讨，至是各赐钞锭有差。”（《明太祖实录》）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正月，明太祖改负责宗室事务的大宗正院为宗人府，楚王朱桢出任右宗人。这一职位虽然因他在兄弟中的排行而被授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地位。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深受老爹器重，被着力培养的帝国继承人，已经协助明太祖处理朝廷政务长达十多年的皇太子朱标，因病薨逝。朱标的去世对明帝国来说，无异于是一场大地震。它不仅标志着大明帝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继承人，还让洪武末年的政治生态陷入动荡之中。

明太祖朱元璋数字还原照

出于平衡考量，明太祖最终选定懿文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允炆为继承人，立其为皇太孙。皇帝年老，皇太孙又年幼，故而在失去了朱标这个绝对权威后，领兵在外的亲王们不禁生出了别样心思。不仅是嫡出的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和周王朱橚三人，连庶出的老六楚王朱桢也有了不同想法。

“辛酉，召楚王桢、湘王柏至京师。”（《明太祖实录》）

实录录入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下的这条记载，无疑就反映出了这一情况。

是，《皇明祖训》的确规定了亲王有朝觐皇帝义务，《明实录》中也记载了为数众多的宗室朝觐内容，可但凡正常朝觐，实录都会用“来朝”一词。比如《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壬寅”下有：“晋王棡、今上、楚王桢、湘王栢来朝。”

而这条记录用的是“召”，与“来朝”相比，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在这上面《明实录》用词还是分得很清楚的。且正常朝觐，归国时皇帝会给予他本人及随从人员赏赐，实录上也会有相应记录，此次楚王朱桢及湘王朱柏归国，却没有相关记载。综上所述，表明这并不是一次正常的朝觐，而是二人犯了错，被老爹提溜回来挨批的。

次年春，惊现“荧惑入太微”的异象，在“天人感应”理论下，必然是人间出了问题，恰巧朱桢的庶长子巴陵王朱孟熜在此期间薨逝，于是乎楚王殿下又被明太祖借着天象，降敕警告了一番。

而在征战古州洞蛮一事中，朱桢的别样心思更是表露无遗。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古州上婆洞蛮林宽自号“小师”，聚众作乱，攻克龙里守御千户所，守将千户吴得等战死。

当年五月，明太祖再次命楚王朱桢挂帅出征，并派老十二就藩荆州的湘王朱柏出任副手，让两人于七月共同率军出征。不成想朱桢一改往日的态度，找各种理由拖延出战时间，意图保存实力。

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

先是湖广都司兵力不足为由，请调各地屯田军，却绝口不提征调武昌三护卫出征。如此作为如何逃得过老朱的火眼金睛，遂在敕书中发出“所为如是，何耶”的严厉质问。要求他立刻从护卫之中挑选精锐，限期于七月二十日进兵。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眼看着出兵日期近在眼前，朱桢又以粮草不足为由，要求朝廷调拨三十万石军粮，以供大军使用。这一拖就是八月，由于进剿不力，蛮民相约为乱，地方变得越发糜烂。这下惹得老朱勃然大怒，将降敕将他骂的狗血淋头，并决定另派总兵官率军征讨。

“丙戌，楚王桢遣千户周逊请军饷。上敕报之曰：往者诸将东征西讨，朝廷何尝运粮随军？今尔率兵止在一隅，欲请粮三十万石，岂不可愧？尔兄弟计所统军已不下十万，尚未能剿除蛮寇，九月间当别遣总兵官发京师大军进讨。”（《明太祖实录》）

九月，新任总兵官杨文到任后，明太祖命楚王朱桢卸任，打发他去负责修筑位于黔东南的军事重镇铜鼓卫卫城（今贵州锦屏县铜鼓镇），完事之后打道回府。

“癸亥，城铜鼓。敕楚王桢、湘王柏曰：‘前命尔兄弟帅师征蛮，既不亲临战阵，建立功勋，宜各以护卫军一万、铜鼓卫新军一万、靖州民夫三万余筑铜鼓城，……期十一月讫……尔兄弟可率筑城护卫军士还国，绘图来奏。’”（《明太祖实录》）

可见朱桢的悖逆之举令明太祖伤透了心，换了他人估计早就人头落地了。怎奈这是自己的亲儿子，已然深中“爱子狂魔”之毒的老父亲又能如何处置。

虽然在老父亲那里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可一番操作下了总算是保住了武昌三护卫这份家底，对朱桢来说也就够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随即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出于对手握重权的皇叔们的惧意，建文帝一上台就例行削藩，逼死湘王朱柏，囚禁周王朱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变相软禁辽王朱植，最终逼反燕王朱棣，引发靖难战争。但武昌地当京师上游，占据地利，以及楚藩雄厚的实力，故始终没有去招惹楚王朱桢。

建文帝剧照

靖难事起，朱桢选择按兵不动两不相帮，可基于朝廷强而靖难军弱的现实考量，口惠而实不至的在口头上对燕军进行了谴责。

不成想战争的结局却是靖难军以弱胜强，燕王朱棣造反成功，踏着大内的余烬在奉天殿登基称帝。这下朱桢在战争期间发出的谴责之言算，是小小的得罪了四哥朱棣这位新皇帝。

楚王朱桢也是个能屈能伸之辈，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也即建文四年）七月初八，距六月十三日靖难军攻克南京仅仅过去25天，朱棣称帝的六月十七日更是只相差了21天，可就在当日，朱桢已自武昌赶到南京朝贺新君，是在藩诸王中第一个前来朝觐的。以古代的信息传递速度，及出行方式，这个反应不可谓不快。

因着建文削藩的原因，鼎革之时在藩太祖系亲王，还剩秦、晋、楚、蜀、庆、肃六王，楚藩的实力仅次于秦、晋两藩，又是明太祖在藩诸子中最年长者。朱桢的这一表态，对朱棣这位新皇而言是莫大的支持。

而楚世子朱孟烷在朱桢的授意下，于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永乐元年四月和十二月，三次赴京朝觐，这种支持力度，对朱棣这位新皇而言是甚慰朕心。

明成祖虽然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发起靖难，可登基之后却也干起了削藩的勾当，只不过手段相比侄子要温柔的多，只收兵权不收命，算是给藩王们留了一条享受宗室特权的富贵闲人之路。即位不久，就将宁王朱权、辽王朱植、谷王朱橞三人提溜出来，充作儆猴的鸡。面对大势，自知无力抵抗的楚王朱桢，表现的相当恭顺，以期用“忠诚”来拖延皇帝对楚藩动手的时间。

永乐三年、八年、十四年和十九年，楚王朱桢四次赴京朝觐。与此同时，作为继承人的楚世子朱孟烷，也分别与永乐二年、三年、六年、十年和十五年，五次赴京朝觐。纵观永乐朝，楚王父子俩赴京朝觐的频率非常之高。

明成祖剧照

在削藩大势之下，朱桢相当识趣。永乐元年十二月，楚世子朱孟烷向明成祖转达，自己父王想让武昌左护卫全军屯种。明成祖对他这种自行削弱护卫战力的做法自然求之不得，遂于次年正月，去信进行表彰，并表示“见虑远之意，宜早图之”。

朱桢的领兵征战权虽然被取消，可永乐年间所属的武昌三护卫却多次奉旨出征。比如永乐七年（1409年）正月，调楚府护卫力量到英国公张辅听令，随其出征交阯，平定叛乱；九月，又调楚府护卫赴北京集结，以备来年二月随皇帝北征大漠；永乐十一年（1413年）八月，征调楚府护卫，随镇远侯顾成剿捕台罗等寨反叛苗寇。

受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通过《三北山河形胜图本》，亲自划定的诸藩牧地政策影响，楚藩在陕西北境有大片牧场，战马资源比较富裕。永乐十五年（417年）十二月，楚王一次性向朝廷进贡战马两千匹，此举深得明成祖赞赏。

“甲午，楚王桢进马二千匹。上喜受百匹，赐书报曰：‘领贤弟厚意矣。夫畜马甚劳，百匹之外余悉遣还，可分遗诸侄也。’”（《明太宗实录》）

朱桢的这一系列做法，意在表达自己对于皇帝的忠诚，从结果来看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永乐八年（1410年）十二月，朱桢入朝，明成祖给礼部的旨意中盛赞其贤德。

“戊戌，上谕礼部臣曰：‘楚国无事，上下相安，固王之贤，亦其官属能尽辅导之职……’召随从楚王文武官属谕之曰：‘朕即位以来，楚王未尝有越礼踰分之事能。府中间有一二小人作过，悉是其下所为，王无预焉。王素性乐善，秉德奉法，可为贤王。’”（《明太宗实录》）

为投桃报李，明成祖更是于永乐十年（1412年）二月，给楚王朱桢的生母充妃胡氏追赠谥号，赐谥曰“昭敬”，明太祖诸妃中有谥号的极少，此举不可谓不是一大殊荣。

武汉东湖风光

建文时期，士人包彝古与楚王朱桢交好，双方往来的书信中，存在干犯今上之语。这些内容在永乐九年被黄岩县民捅了出来。结果被明成祖一句，即位之初已命毁弃建文时干犯语言，“有告者勿行”，轻轻揭过。免除了朱桢一场飞来的“大不敬”之祸。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二月二十二，楚王朱桢薨逝，在位54年，享年61岁。明成祖为其辍视朝七日，并赐谥曰昭。谥法“容仪恭美曰昭”、“昭德有劳曰昭”、“圣闻周达曰昭”、“德礼不愆曰昭”。朱桢文武双全，为人却相对谦恭守法，善变通，不似其他兄弟一般持才傲物，乃至仗着特权在藩国兴风作浪，惹得天怒人怨。《明太宗实录》也评价他“恭慎畏事，执守礼法，始终一心，在国四十余年，不非理取于民”。以“昭”为谥，可谓是名实相符。

从洪武朝的叱咤疆场，到永乐朝的谨小慎微，期间的转变说穿了就是为保住楚国的基业，即便临终之时，依然不敢或忘。朱桢膝下共有十子，除长子巴陵王朱孟熜早逝外，薨逝时其余九子皆在。回光返照之时，先告诫世子朱孟烷对朝廷始终要保持“忠孝”，以保住来之不易的基业。随即又告诫诸子，必须与世子同心同德，如此才能永保富贵。

“疾革既绝，久复苏。顾世子孟烷曰：‘太祖皇帝得天下至难，吾保有楚国至今日亦不易。汝勉图忠孝，以无忝祖父。’又顾其众子曰：‘家有宗，国有统。世子，尔曹之宗统也，必与之同心，毋为异同，庶几永保之道。’言讫而薨。”（《明太宗实录》）

也正是楚昭王朱桢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楚藩在明成祖祖孙三代厉行削藩过程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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