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拜楼在《包法利夫人》中，塑造了主妇爱玛这样一个漂亮又虚荣的女性，最后因为不断追求精神上的激情而堕落毁灭。

爱玛的悲剧性在于，出身阶层的现实与不切实际的理想的冲突，将所有源自平庸生活的不甘诉诸于“更美好的爱情”，一次次委身于不堪的对象，对物质享受、完美恋爱的想象，最终被生活卑琐的实质所击溃，最后的死亡既是绝望，也是对现实生活又一次不甘的逃避。

翻译家李健吾评价爱玛“是一个属于虚伪的诗与虚伪的情感的女人。”在读到贾平凹笔下唐宛儿这个角色时，感觉她的人生和爱玛如出一辙，一个被出生限制的漂亮女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爱情，以“虚伪的诗与情感”，飞蛾扑火般燃烧自己无可遏制的激情。

唐宛儿几乎违反了所有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像《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水浒传》中的阎婆惜，同样的，唐宛儿的结局亦非常悲惨，满足了大家在普世价值上对“不贞”女性的道德审判。

《废都》很大一部分的争议性，就是对于女性角色“自我轻贱”式的塑造，唐宛儿抛弃家庭，私奔后又移情庄之蝶，完全失去女性自我意识，为取悦这个崇拜的作家而无底限的“牺牲”，贾平凹塑造这样的女性角色，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奥茨有一句至理名言：“在婚姻上，最具毁灭性的问题在于缺乏沟通，尤其是爱情、性和金钱方面。”

唐宛儿工人出生，闲爱文学，颇有姿色，有夫有子。在舞场认识了周敏后，为周敏的“浪子”气质所吸引，觉得那才是自己向往的自由生活，于是向“平庸无趣”的丈夫提出离婚，结果遭到丈夫的痛打，唐宛儿便抛夫弃子和周敏从县城私奔到了西京。

小说中对唐宛儿轻率的爱情态度，并未有所解释与过渡。从出场的描写只能看出人物性格的随便与轻佻，那种为了“自由”不管不顾的态度令人费解。其实这也是人物的一个留白，给读者空间从故事本身去思考。

如果周敏比他小县城的丈夫有钱有权还好理解，可周敏是个一无所有的无业游民，唐宛儿跟着他图什么呢？一个身处幸福中的女人是绝然不会如此轻率，必然是在婚姻中有所缺失。小说对唐宛儿的丈夫着墨不多，但通过唐宛儿对丈夫的描述，可窥豹一斑：

“在以往的经验里，妇人第一个男人是个工人，那是他强行着把她压倒在床上，压倒了，她也从此嫁了他。婚后的日子，她是他的地，他是她的犁，他愿意什么时候来耕地她就得让他耕，黑灯瞎火地爬上来，她是连感觉都还没来得及感觉，他却事情毕了。”

丈夫以前和她吵架，她开了音箱放小夜曲，为的是有这种轻音乐，双方的情绪就会渐渐平和，丈夫却一脚把音箱踢翻了。所以为什么说婚姻要找到同频、三观一致的人，因为这些细微的不和谐会一点点蚕食掉婚姻的温情。

通过唐宛儿自述来看，她的第一次亲密经历很可能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并在这种不情愿的无奈中妥协，将自身贞洁等同于婚姻关系。唐宛儿的选择，其实是传统的思想对“守贞”的强调，是男权思想对女性无形压迫下的违心之举。

看过一个情感节目的女主持人，甚至说出“女人最好的嫁妆是她的贞洁”这样的话，还有类似“女德班”此类的存在，一再提醒着女性在两性关系上的卑微。一旦接受了这种思想的侵蚀，女人的自我价值感会降低，当自己“失贞”后，便自我贬低。唐宛儿在这样的心境下嫁给丈夫，注定婚姻中爱的缺失。

在生理上，“性”变成了唐宛儿要尽的义务，她并未从中感受到愉快，这也为唐宛儿后期对“性”的无底线开放埋下了伏笔，这其实是长期压抑后的爆发。

从心理来说，双方的精神世界不在一个层面，缺乏共同语言。唐宛儿爱读书、听音乐，浪漫多情。丈夫却是个实际又粗糙的人，当唐宛儿遇到周敏，就像爱玛遇到了年轻文艺的莱昂，枯燥无趣的生活撕开一个新鲜的裂口，便天真地当这是爱情。当唐宛儿提出离婚，丈夫的反应是一顿被羞辱的毒打，这种粗暴的态度更是一个助推，让她迫不及待逃离去向往的新生活。

毕淑敏在《好的婚姻过命，坏的婚姻要命》一书中写道：“结婚约等于一次必将穿越风暴的航行”，夫妻作为同渡的水手，应该有共击风浪的觉悟携手向前，这种掌舵的心态，才能有决心在面临婚姻困境时去主动解决问题。一段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就像是事不关己的乘客，在风浪面前束手无策，因为互相以客体的身份，自然没有应有的责任感与沟通欲望，这样的航行注定难达彼岸。

唐宛儿为爱情的慌不择路，就是对婚姻长期不满与忍耐下的逃脱。周敏，不过是她想象中“更好的远方。”从这点上来看，唐宛儿背叛家庭的私奔，不过是人性正常的显露，只不过很多人，一生都在压抑这种逃离婚姻的渴望罢了。

受传统思想影响和认知局限，唐宛儿做出了对自己人生不负责任的错误选择，也导致了她婚姻的不幸。尽管如此，婚后的唐宛儿原本是一副“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形象，和后来移情、私奔、开放的唐宛儿判若两人，是什么契机改变了她？

长期积压在婚姻中的不满，让唐宛儿在精神世界滋生对理想化爱情的向往，周敏的出现，恰到好处地迎合了她的这份向往。对于婚后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皆得不到满足的唐宛儿来说，有人发现自己的美，并主动来追求她，让她真正体验到身为女性的快乐，如获新生，令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和尊严的。

往往人的巨变，可能就在冲破自身精神上那层约束的瞬间，从前所遵从的价值观念再不能框限自己。对比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婚姻，唐宛儿决定了为自己而活。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管窥效应”，是说人们会将所有目光，集中到眼前狭窄范围内最紧急的事情，从而看不到更远一点的东西。对陷入新恋情中的唐宛儿来说，逃离婚姻是最重要的事，哪怕她托付的这个对象，有着明显的不靠谱。

周敏的贫穷无以满足唐宛儿对完美爱情的朝圣，看似决然的“私奔”，只不过是她盲目追求过程中的一方跳板，再次的背叛亦是可以预见的。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唐宛儿有着普通人都会有的人性缺点，眼高手低，不切实际，能力无以支撑梦想，当现实不顺遂时，会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幻想，而忘记审视自身，思想与现实的错位，仅凭一番狂热的心性，最终追求的不过都是虚无。

唐宛儿像绷紧的橡皮筋卸力后的反弹，近乎于发泄式的自我放纵，她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平庸的过去，看似掌控了人生拥有自由，实际又一次沦为欲望的奴隶，到底是不自量力者的悲哀。

唐宛儿一直有一种清醒的自我审视，认为现实配不上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她逃离小县城，来到西京。福拜楼形容爱玛“爱海只爱海的惊涛骇浪，爱青草仅爱青草遍生于废墟之中。”这种自认为自己属于不平凡的“骚动”，像极了唐宛儿。当美貌赋予一个本就平庸的女人，就会衍生无限飘渺的虚荣。

作家庄之蝶，就是唐宛儿这份虚荣的归处。因为她能够在身体和思想上与庄之蝶并驾齐驱，甚至在“性”上比偶像更有见地，就意味着她自身的独特与不平凡。唐宛儿对庄之蝶所有的付出与纵容，都是她自证的出口。而她加诸给庄之蝶的一切光环，亦是为自我价值的加注。

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们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当人们的底层的需求得到满足，会进入对更高一个层次需求的追求，当然这样的次序也不是完全固定的，会有例外。

唐宛儿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对金字塔的进阶。但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消弭的差距，一直是悬挂在唐宛儿头上的摩克里斯之剑。她最后的结局很具有讽刺意义，被丈夫抓回去的唐宛儿，就像“紫霞仙子”期待“至尊宝”那样幻想过庄之蝶来营救她，然而她推翻自己的人生选择的“理想彼岸”，不过是个有家室的酸腐文人，懦弱无能，苟活于世。

唐宛儿的死亡亦有一层令人叹息的悲剧色彩，就像必须要死的爱玛，即使在虚构的小说里，也不能全身而退，理想无法照进现实，唐宛儿在社会价值和精神境界上渴望阶层的跃迁，本身是没有错的，人天性向往更好的东西，但现实是一声断喝，告诉你不切实际的后果就是毁灭，平庸卑污与 完美幻想难以交融，小说的不迎合，亦是一种残酷的锋利，并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而是舞台多大，才能决定心有多大。

大仲马说：“人这东西，老天给了他们有限的能力，却又偏偏给了他们无限的欲望。”多数人在困顿的生活里，都有自己的不甘心。相对于唐宛儿与爱玛对欲望不计后果的追求，我们并不比她们来得高明。区别在于，多数人停留在“想”的层面，而杜绝了“做”带给自己概率上的难堪而已。

19世纪的法国评论家儒尔·戈尔蒂埃提出了“包法利主义”：人趋向于表现非真实的自己，人永远需要“设想自己是另一个人”，不断向自己撒谎。这种谎言背后，是幻想自己能过上另一种理想生活，而现实却与之相悖的。唐宛儿对小县城工人与主妇身份的不认同，促使她从传统女性蜕变为一个近乎放浪的存在，努力成为自己所设想期望的人，这种急促让她的表现脱离了常规的认识，变成一个更没有思想的欲望符号，难以激发读者的怜悯。

细想开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唐宛儿。对自身处境的不认同，所以会在网络上扮演另一个想象中自我的人设。像最近兴起的“凡尔赛文学”，本质上都是这种心理在作祟。我们不愿去怜悯唐宛儿，其实是不愿怜悯自己。

说回小说本身，贾平凹的庄之蝶多少亦有他自身的精神投射，有时代的压抑，文人的弱质，物质的迷失，书中与庄之蝶私情的女性，都是他的崇拜者，在生理与心理对他无限臣服，这一层假想令人失笑，又是一个现实无法实现、文字满足想象的归处。

《废都》之下，一切放纵的狂欢，都是无以排遣的欲望下精神的极度空虚与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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