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趁皇帝曹芳和大将军曹爽离开洛阳去祭扫高平陵之际发动政变，控制朝政，杀曹爽兄弟及其同党。嘉平三年（251年）杀扬州刺史王凌及楚王曹彪（曹操子）；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杀太常夏侯玄、中书令李丰、皇后父光禄大夫张辑，废魏主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曹丕孙）；正元二年（255年），杀镇东大将军毌丘俭；甘露三年（258年），司马昭又杀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甘露五年（260年），杀魏主曹髦，立曹奂（曹操孙）；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废魏主曹奂，自立为皇帝，建立晋朝。经过十五六年勾心斗角的残酷斗争，由曹操一手开创的曹魏政权最终被司马氏所取代。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绝不是偶然事件，其深刻性与复杂性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密切相关的。

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层是不同的。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生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族的胜败问题。服膺儒教的河内司马氏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属于同一个阶层，他们都是地方上的豪族。服膺儒教即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须符合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的道德标准与规范，即所谓孝友、礼法等。孝是道德标准，礼是行为规范，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首先看他守不守礼。西晋有三大孝：王祥、何曾、荀顗，这三大孝同日被封为三公，位望之隆，仅次于晋王司马昭。他们都是出身于儒家豪族，都崇奉儒家名教，都是司马氏的党羽，与司马氏一起组成西晋的统治集团。

何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被傅玄称为“内尽其心以事其学，外崇礼让以接天下，为君子之宗”。在重孝重礼上他与王祥一样，这说明重孝重礼为儒家豪族共有的特征，之所以重孝是因为其合乎儒家的教义，也适用于治国平天下。所谓“国身同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也。名教之大者莫若君臣，孝于亲才能忠于君。因此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就成了儒家豪族人物的一个明显特点。在两汉的征辟制度下，以仁孝礼让著称于乡里是入仕的途径。取士与仁孝礼让或者说是德的结合，遂使名教成为豪族屡世必须奉行的圭臬与赖以自豪的门第的标志，豪族往往就是儒门。

司马懿

此外司马氏的姻亲都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如司马懿妻母河内山氏，是山涛的姑祖母；司马懿长子司马师继娶泰山羊氏，是羊祜的姐姐；司马懿次子司马昭娶东海王氏，王氏祖母王朗，父王肃，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经学世家；懿女婿京兆杜预等也都是名宦之后。而魏统治者的社会阶层则不然。

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中常侍、阉宦，父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就曹操的家庭出身来说是寒族、阉宦阶层。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细征苛惨，科防互设”，表明曹氏并不以儒学为务，以法为治。此外，从姻亲方面分析：曹操，祖曹腾，中常侍，是桓帝时宦官；父曹嵩是曹腾养子；曹操妻卞后出自倡家，曹丕妻郭后本铜鞮侯家女奴；曹叡妻毛后父典虞车工。在当时世家大族看来曹氏父子出自“赘阉遗醜”，与司马氏相比真是相去天渊。出身与姻亲的不同使两者在社会上的号召力迥异，无疑对后来司马氏战胜曹氏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三国以来，凡新政权的建立几乎无一不借助世家大族的势力。然曹魏自立国以来即以打击士族为国策，而司马氏父子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同时司马氏又拉拢了王祥、王沈、羊祜、杜预、荀顗、荀勖、裴秀、贾充一帮守旧的贵族，于是拥护司马氏的势力就大大强于以曹氏为代表的庶族、寒族的势力了。

司马氏父子得到了豪族强民的支持。袁绍父子的失败也就是豪族的失败，但只是暂时的失败。他们找到了司马懿父子之后，都支持司马懿父子与曹氏斗争。裴注引《襄阳记》 云：“魏伐蜀，吴人问悌曰：‘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智力虽丰，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资力，远征巴蜀，兵劳民疲而不知恤，败于不暇，何以能济？昔夫差伐齐，非不克胜，所以危亡，不忧其本也，况彼之争地乎！’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竞于外利，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过无功，终无退北之忧、覆军之虑也，何为不可哉？昔楚剑利而秦昭惧，孟明用而晋人忧，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张梯说的“民”，指豪族强民。张梯说的“烦苛”，指曹操“重豪强兼并之法”。所以，“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张梯说的“平惠”，指司马氏承继袁绍，“以宽济宽”，“使豪强擅态”。所以，曹氏“失民”，而对司马氏说来，则“民心归之”。自曹爽、夏侯玄及其党羽被杀之后，魏都洛阳已无曹氏势力，所以，“淮南三叛（王凌、毌丘俭、诸葛诞）而腹心不扰”。到淮南三叛先后被司马氏父子平定，地方也无曹氏的势力，所以，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四方不动”。

而曹操对豪族则是抑制的。曹操摧折名士世族的措施，最突出的是他几次变易选拔人才标准。建安十五年（210 年）下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及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过无知者乎？……唯才是举，我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214 年）又下令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也。”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再下令说：“昔尹挚、傅说，出于卑贱；管仲，桓公宰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侮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名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守将。负侮辱之名，有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这三通命令是说选人不必名士世族，甚至不仁不孝品行微贱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也在选拔之列。这显然是对非世家大族不能选任所给予的排斥，他对于当时维护名士世族的舆论和结党连群的风尚，也从根本上予以否认和禁止。

孔融

他在给孔融的信里说：“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文会之徒，计有余焉。”所谓浮华文会之徒，就是这批朋党比周互相标榜的人物。他因徐宣非议陈矫，下令说，“丧乱以来，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非议者，以其罪罪之”，则从根本上否认了当时维持世族名士势力的所谓清议。

曹操打击名士世族的措施，不仅限于这几次命令，还有一些具体措施。在平定荆州后，他任命司马芝、郝先等为首长。他们秉承曹操的旨意，打击当地“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的刘节，差他代藏客服兵役。他还采用最坚决的手段，用屠戮的方法对付名士世族。鲁国孔融是孔子三十世孙，汉末世族中历史最悠久的，又是一时名士之望，他以“琰虽见形，而通宾客，门若市人”的罪名杀之。琅邪伏氏，自伏生以来累世传经，是历时四百多年的一个世族。因为伏皇后与伏完书对曹有丑恶之辞被诛杀，伏氏宗族也因之“死者数百人”；清河崔琰，曹操因他言语不逊将他下狱，随即赐死。借“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的罪名杀掉杨修。

除了有号召力的世族之外，单纯的名士也在所不容。边让有高名，以“恃才气”为曹操所杀。祢衡“少有辩才”，曹操以其有虚名，乃假手他人将其杀掉。

这种压抑名士世族、崇讲功能才术的作风，实际是任何欲建功立业的人在那种环境下所必须采用的手段。因为放任世家大族，尊崇名士清议，则政权握于下，政府等于虚设；只有削弱世家大族，定褒贬荣辱于法令，政权才能集于中枢有所建树。然而曹操打击名士世族的努力其效果只是当时的，只不过做到稍抑其锋芒而止，世族名士的实力依然健在。一种社会势力的形成往往是数百年孕育和培植的结果，有着坚强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因而它的消灭也非经过数百年排除扫荡的努力不可。在一种社会势力已临末日的时候来排除它，都非由一番剧烈的搏斗不能奏效，若要在它旭日方升的时候去摧折它，必是事倍功半的。适当世族力量鼎盛的初期，曹操就欲加以扑灭，其难度可想而知。

汉自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授徒讲学，注籍的子弟、门生成千上万，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而且由于他们的子孙往往绍继家学，以至累世公卿。如东汉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世族门阀在东汉中叶以后渐次出现了。“选士而论族姓门阀”“以族举德，以位为显”。久而久之更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 ”“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曹丕执政时，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被“九品中正制”取代。

九品中正制示意图

“九品中正制”作为一种选举制度与当时曹魏政权对北方的统治已较稳定需要一种固定的用人制度有关。但这种制度一经实施，很快便成了地方上拥有极大势力的世家大族恢复自己汉末以来受到打击的政治地位的有效工具。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获取了州郡大中正、中正之职，因而就控制了对人物评级的权力。于是评判品级“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的初衷，便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所取代了。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世家大族广纳部曲门客。如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邓艾谓“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汝南袁“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仲长统说“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糜竺“僮客万人”……

拥有家兵奴客从根本上维护了世家大族的权势地位。世家大族通过兼并土地、隐蔽户口、综合经营、逃避赋役等方式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这样也就巩固了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的特权。

曹魏时期，在法统上享国四百年的汉天子才是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曹氏世食汉禄，且曹操自己也以汉丞相自居。曹魏代汉常被视为篡逆，见于史书记载的曹魏内部叛乱就有多起，魏人服其统治摄于兵耳。且曹魏一世正值三国鼎立对峙时期，人心分散，西有自称汉景帝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的刘备所建立的蜀汉政权，在法统上继承皇统的威望要远远高于曹操。因此在曹操未薨逝时，曹操做皇帝的条件虽已经成熟，而世家大族却不愿背弃享国四百年的汉天子，而称臣于“赘阉遗醜”的曹氏。曹操杀孔融，又因荀彧不同意自己“受九锡”迫其自杀，也是世家大族暂时向曹魏政权屈服，等待时机再图发展。司马氏代魏是在蜀灭之后，传统上更多地被世人视为是汉政权的继承者，因而也就更容易地获得世族的支持。

自太和五年（231年）曹真死后，曹魏政权对蜀汉的战争开始归司马懿指挥。曹魏的对外战争主要是对蜀汉的战争，担当这个重任者实际上也就握有曹魏的军事实权。司马懿不战而屈人之兵战胜了诸葛亮，防御方针取得了完全成功，又率大军消灭割据辽东已有三世的公孙渊，后又先后荡平了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的叛乱，司马氏在政治、军事上的威信大大增强，曹魏的军事大权完全掌握于司马氏手中。

司马懿

司马懿奸险阴毒，不同于汉末儒家迂缓无能之士。如《晋书・宣帝纪》所云：“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邹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孙文渊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可见其本性之残忍，手腕之毒辣。《世说新语・尤悔类》写到“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司马氏父子的奸险阴毒，连子孙也感到羞耻，以至怀疑晋祚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

此外，司马氏能成功夺权还与曹氏宗亲势力的日渐衰弱有关。就曹氏政权而言，先前从太祖征战的诸曹夏侯，无论是夏侯惇、夏侯渊兄弟，还是曹仁、曹休、曹真等曹氏宗亲，各个都是肱骨之臣。而到了曹爽，位尊而德薄，沉溺盈溢，不能察觉司马氏的狼子野心，在司马懿称病期间还与何晏等终日纵酒作乐，关键时刻又犹豫不决，不能用桓范计，最终被司马氏父子诛三族，曹氏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司马炎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