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集馨，一个身处道光年间的官员，勇于揭示了晚清官场中隐藏的黑暗规则，他的著作《道咸宦海见闻录》被誉为洞察晚清官场内幕的精华之作。这本书不仅仅对官场的各种陋习进行了深刻揭露，尤其对于送礼这一方面还进行了独到的思考。

在官场中，没有人能够在不送礼的前提下做好官。官场上的人际关系，全都建立在各种形式的礼物赠送上。清代时期，对地方官来说，最头疼的就是到京城向皇帝陛见，这不仅开销巨大，还需要费尽心力，就连曾国藩这样的重臣，在进京时也无法摆脱送礼带来的困扰。

然而，不仅送礼的人处境艰难，收礼的官员同样面临着困扰。他们经常要表现出深厚的情意，表示不在乎利益的态度，时常出现一种“受其半”或者“受其二”的情况。

此外，京官们对于收礼也几乎没有什么拒绝的原则。根据《道咸宦海见闻录》和《翁同龢日记》的记载，晚清时期，在京城任职的各级官员都按照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坚决不能收取以下几种礼物

◑ 有所求的礼不能收

在官场中，地方官对京官的孝敬是一种规矩，且并不附带任何条件。这是因为地方官收入较高，而京官却相对清贫，因此各种形式的“敬”成为维持利益平衡的必要手段。

简而言之，京官收到地方官的礼物，会尽力为他们办事说话，最好的情况是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有人抱怨。对于地方官来说，只要京官们不给他们惹麻烦，这些礼物就更加有价值。所以，地方官对京官的孝敬，并没有任何要求，都以“情谊”为名义。如果送礼的动机不纯，京官们通常会拒绝接受。

以翁同龢为例，我们都知道他与李鸿章之间有着私人恩怨和政见不合，但每次李鸿章进京，都会送上一大笔的礼物，而翁同龢也毫不客气地收下。这是因为李鸿章懂得处世之道，即使众人都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但礼物仍然会送出，而翁同龢敢接受，正因为李鸿章没有任何索求。

同治九年的时候，翁同龢有一位名叫贺培桢的门生。中秋节那天，贺培桢送给他50两的节敬。这次的礼物可以说是按部就班，合情合理的，所以翁同龢收下了。然而几天后，贺培桢又来送礼，这次抬了100两银子。翁同龢觉得有些奇怪，通过交谈发现他非常功利和俗气，意识到这次送礼肯定有所求。

翁同龢对于细节非常敏感。实际上，当时的贺培桢作为国子监的贡生，正在京城四处奔波，希望能够谋得一份官职。翁同龢通过其他渠道获知了这个消息，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于是谢绝了这样的馈赠。

不仅仅是翁同龢，大多数京官都会严格遵守这个政治底线。原因很简单，陋规被朝廷认可为一种灰色收入，而接受礼物来替别人办事，则可能涉嫌受贿，这无疑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 上不了台面的不能收

举翁同龢为例，光绪七年，台湾道刘傲忍着满腔热情驱车来到京城，拜见他素未蒙面的知己翁同龢。然而，这次拜会不过是场形式上的仪式，先送了例行的别敬，可翁同龢却毅然推辞。

在翁同龢看来，眼前这位与自己素无交往的刘傲，突然送来珍贵的礼物，未免有些匪夷所思。毕竟，没得到利益之前，如此行为在上流社交中是违背规矩的。两年后的一天，刘傲让儿子刘浤前去拜访翁同龢。刘浤当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秀才，但他英雅的举止和端庄的外表给翁同龢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

然而，在交谈的过程中，刘浤却恳切地提起了他父亲在台湾遇到的困境，述说着刘傲常常受到上司的限制与压制，希望翁同龢能够给予一些帮助和支持。言毕，刘浤从怀中掏出五百两银子，作为谢礼送给翁同龢。

这种明显带有政治目的的行为无疑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激起了翁同龢内心的火焰。他觉得，作为一个堂堂的高官，居然被人私下里勾心斗角，这样篡改道德准则的事情，怎么能由他去承担。因此，翁同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刘浤的好意。

此后，刘傲一直想尽办法与翁同龢保持联系，但遗憾的是，这次事件过后，翁同龢对他渐行渐远，连例行的冰敬、炭敬也不再接纳。

◑ 位高权重的不能轻易收礼

在雍正时期，张廷玉和乾隆时期的傅恒是备受瞩目的两个人物。他们都曾担任保和殿大学士和首席军机大臣的职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们收到的礼物络绎不绝，但他们的个人品质却十分过硬。无论是谁送礼给他们，都会遭到他们的呵斥。正是因为这种原则，他们才获得了雍正和乾隆的高度赏识。对于身为臣子，尤其是担任高职的官员来说，最忌讳的就是私拿他人的馈赠。即便是正常合理的馈赠，在皇帝眼中也会被视为结党营私的表现。

送礼在官场上并不罕见，但其中存在着潜在的政治风险。在接受和拒绝之间，往往有着非常复杂的规则，外人很难说清楚其中的纷繁复杂。

当然，在晚清时期，无原则地接受馈赠依然很常见。像和珅和庆亲王奕劻这样的人物，虽然地位崇高，权势极大，但他们在官场同僚们眼中却不受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