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三百万外卖骑手，组成了我国灵活从业者的一部分。

距离那位单王猝死，快一周了。

9月6日，他在杭州街头被发现睡着在自己的电瓶车上，一如既往，只不过这一次，他没能醒来。

我们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只知道他是袁某某，今年已经55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还有几年时间，就可享受退休生活。

当然，更现实的情况是，这样一个群体下，法定的退休年龄，不是他自己的退休年龄。

作为外卖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外卖员猝死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也能够从报道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2024年1月、2023年2月、2022年9月、2021年1月，这些个日子可以一直往前数，但我们却无法得知关于外卖员猝死的准确统计数据。

他们有的步入中老年、有的正面临中年危机，还有的刚刚毕业二十郎当岁，但最一致的特征，都是跑单数量多，时间长且休息少，压力大等等。

根据统计，我国的外卖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这三者加起来，人数已经高达8000多万人，这八千多万人仅仅只是我国灵活就业群体中的一部分，但他们的生存困境，却又代表着绝大多数劳工的现实。

选择送外卖，个有个的理由，但最终或许都不是出于“喜爱”。

对大部分人来说，从事这份职业，不过是为了谋生，不过是为了赚钱。

这其中有生意失败的，为了养家开始送外卖，他们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还有的人深夜跑外卖，只为了更高的配送费用。

根据澎湃的报道，9月6日那位猝死的55岁骑手，经常一天就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时候早上六点开始，一直跑单到凌晨3点，如此极端的工作时长，背后可能是养家糊口的重担在肩。

但工作时长过长，还不是压垮外卖骑手的唯一因素。

为了赶时间，不迟到，交通事故也是对外卖骑手构成健康安全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

2017年的数据显示，上海上半年，外卖配送业每2.5天就有1名外卖小哥出现交通事故伤亡，而当时外卖骑手的数量和规模，都还远远不如今天。

速度就是金钱，金钱就是时间。

外卖骑手受限于时间算法。平时1个订单可能需要10分钟送达，但如果一个骑手用了8分钟，那么下次平台就会给出8分钟的送达时间，这也迫使骑手要跑的更快，才能够不超时。

在过去，骑手超时的代价还要更高，而现在，经过“改良”后的系统超时处罚不再严重，但一旦得到差评，优质的单子骑手不仅拿不到，可能还需要面临扣钱的处罚，当然更重要的是，骑手还需要用更多的订单配送，去弥补那个差评的影响。

更快的速度，更短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来说，才意味着更高的收入。

而受限于平台算法和协调成本，对骑手这个行业来说，也存在着典型的二八分化。

根据“皮书数据库网”2023年的调查报告，近五成的外卖骑手月收入在4000至5999元，稍多于六成的外卖骑手月收入在4000至7999元，月收入在8000元及以上的外卖骑手，占比仅仅只有7%。

毫无疑问，那位猝死于电瓶车上的“单王”，就属于那7%的行列。

对骑手自身而言，所面临的压力也非常大。

一个资深骑手每天单量在几十单，和商家之间的沟通、顾客的抱怨、以及平台的时间限制，甚至是家庭生活的责任，都对外卖骑手构成了重大的心理压力。

最终，这些心理压力就像一根紧绷的弦，稍有外界刺激，可能就会爆发。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的外卖骑手纠纷越来越多，和保安的、和业主的、甚至是和城管的，每一个失控的事件背后，都是重压之下的因果。

更重要的，受限于平台的激励算法，这也注定了外卖骑手要想拿到高薪，就必须要付出更长更长的工作时间，而这个时间，有时候一天长达十几个小时。

看起来这是一份付出一份回报，但考虑到他们并没有所谓的1.5倍加班收入，且骑手对于时间的把控更不断压榨着自己的身体，因此，长远来看，骑手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短期内的“合作共赢”。

一旦离开这个平台，骑手不是骑手，平台也不是骑手们的平台。

这不是一个雇主和雇员携手共进的美好故事。随着涌入平台做外卖骑手的人越来越多，在外卖单量接近天花板的同时，每个骑手能够分到的蛋糕，也理所当然的下降了。

从新冠病毒结束以来，外卖骑手的单价就在不断下探，从均价6块多降到5块，甚至不足5块。

《三联生活周刊》在2023年底报道，某外卖平台每单收入现在只有4.5元左右，大环境在改变，外卖骑手的收入也在改变。

尤其是当新的就业机会不佳的时候，人们就会更倾向于外卖配送这样的工作，狼多肉少之下，供给也开始失衡。

观研报告网7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外卖骑手数量早在2021年就已经达到了1300万人，自那以来，两大主要外卖平台的骑手数量又分别增加了100万和300万人。

随着骑手越来越多，骑手对平台的“议价”能力，也在不断下降。

你不干，还有的是人干。这句话放在外卖骑手行业，再合适不过。

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雇主和雇员是相对平等的，当雇主的条件过于苛刻的时候，市场就会给出选择，雇主可能就招不到合适的雇员。

但对外卖平台来说，受限于今天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待业群体嗷嗷待哺，渴望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时，似乎只有这样的平台能够满足他们，由此，外卖骑手受限于平台，自身对平台的议价能力，也在不断减弱。

外卖小哥一个月的工作时长可能高达300个小时，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奢望，但这不应该成为他们不追求8小时工作制的理由。

外卖骑手受雇于平台，但从劳动合同上看，他们又隶属于“第三方”。

外卖平台为了降低人工成本，通常都会委托第三方公司招聘外卖骑手，他们没有五险一金，可有的福利待遇也非常薄弱。

通常意义上，外卖骑手甚至也不是第三方公司的员工。

第三方劳务公司与骑手签订协议，骑手代表的是一个个体户，双方的形式更像是合作伙伴，而非雇佣关系。

这种合作方式，自然也会极大影响骑手们的利益。

既然是合作伙伴，那么外卖骑手在面临交通事故的时候，就更难对平台公司寻求赔偿。

我国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在劳动关系中，有很多时候都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用人单位来举证，而不是劳动者举证。

但由于骑手无法认定与平台公司的劳动关系，因此也很难依据法律去进行赔偿。

不过变化也在发生。

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其他6个部门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保障外卖骑手权益提出了全方位要求。

今年2月2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又公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式指引》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三种新办法。

如今，骑手超时已经不会受到过去那么严苛的处罚体系；在工作超出一定时限后，平台还会强制外卖骑手休息，以保障他们的交通安全。

但对这个拥有数千万从业者的配送行业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依然还很大。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