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外交部历来由蒋系人物把持。1949年元旦后，蒋介石“引退”在即，为在“引退”后，仍能把控外交，蒋在下台前的1月18日，对外交部人事作了一个不动声色的安排，蒋的亲信叶公超被任命为政务次长，政务次长主管部内行政，若部长缺位或换人，政务次长将实际担当起部长的职责。果然，一切如蒋介石所料，李宗仁上台后不久，孙科内阁就倒了台，原来的外交部长吴铁城自然是干不下去了，部长一职安排傅秉常出任，结果傅不愿到位，部长一职于是空悬，因而外交部一应事务实际由叶公超负责。
要打破蒋介石及其嫡系对外交的把持，李宗仁需要外交界重量级人物的加盟。于是李宗仁把目光转向了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也是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
李宗仁看重的是顾维钧系政府外交系统中极少数没有派别背景的人，蒋对顾维钧这样的资深职业外交家向来是用而不信，而顾对蒋在外交上独断专行、安插党徒亲信也颇为不满。
蒋介石和蒋系人物对顾维钧的不信任，招致顾维钧的反感，而其时的李代总统却因亟须开展对美外交，对驻美使馆自是格外关照，因此上顾大使对李代总统，虽谈不上效忠，但也无意就与反李的蒋系人物沆瀣一气。故在蒋、李之争中，态度“骑墙”，而这一态度为蒋夫人所不满，称顾“太圆滑”，对他很不放心。1949年3月，国内李代总统与孙科内阁之争将见分晓，这时的李宗仁似乎踌躇满志，他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要求“此后全部军援物资暂停发运，至内阁改组后为止”。3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同意李宗仁的要求，装载救援物资的塞米诺尔号轮不再驶往台北，而开回关岛待命，其他物资发运也都暂时中止，顾维钧在得知此消息后，担心“引起代总统与内阁之间爆发一场政治冲突”，故未向南京报告，但此消息却很快通过蒋系安在使馆的耳目皮宗敢武官报告了蒋夫人，并立即被报告给了蒋介石。3月中旬，在事先未通知驻美使馆，顾维钧也一无知晓的情况下，孔祥熙奉蒋之命突然来到华盛顿。孔到美国后，立即约见了驻美使馆参事谭绍华和陈之迈。谭、陈二位本系顾维钧的人，孔绕过顾维钧直接召见谭、陈二位，明白无误是向顾维钧施压和警示。对此，顾维钧既反感又为难。
甘介侯正是在这个情况下作为李代总统的代表来到美国的，挂的是外交部顾问的头衔。甘介侯在与顾见面后表示：他和李宗仁都认为担任华盛顿大使以顾维钧最有资格，只要美国援华问题不解决，顾就要留在美国，但一俟援助问题得到解决，顾就会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而顾则巧妙回答说：“我已如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想要退休。”显然，顾维钧一眼看穿了李宗仁和甘介侯的企图，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不过，这时的顾维钧已不为蒋所喜，李宗仁既然对他进行竭力拉拢，故在甘介侯要求顾维钧帮他安排会见美国政要时，顾是很尽力的。在顾的引见下，甘介侯得以拜晤了包括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马歇尔和魏德迈将军在内的美国一应政要，并与华盛顿的一些著名媒体有了接触。
甘介侯得顾维钧之助，频频会晤美国政要，引起蒋系人物的高度警惕。为阻止这一势头，即便不能争取驻美大使顾维钧站到自己一边，也要设法让他疏离桂系。为此，继孔祥熙赴美后，蒋对美外交的另一重量级人物宋子文也于6月初抵达美国。这对顾维钧来讲是一个无形中的巨大压力，并因此倍感“心力交瘁”。顾维钧不得不在蒋、李两系人物之间小心翼翼地敷衍、周旋，以作应对了。
看到顾大使态度有所转变，蒋系方面适时对他释放出若干“善意”，这时的顾维钧已十分清楚“李宗仁虽担任着政府的元首，而现政府的许多成员仍然忠于委员长”，而美国人实际上对李宗仁只是口惠而已，跟对蒋一样，李不可能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既如此，顾维钧当然不愿与其时已无实力可言的桂系绑在一起。自此而后，顾维钧在陪同甘介侯拜晤美国要人的同时，便开始将有关情况秘密地传送给宋美龄。要打破蒋介石及其嫡系对外交的把持，李宗仁需要外交界重量级人物的加盟。于是李宗仁把目光转向了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也是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
李宗仁看重的是顾维钧系政府外交系统中极少数没有派别背景的人，蒋对顾维钧这样的资深职业外交家向来是用而不信，而顾对蒋在外交上独断专行、安插党徒亲信也颇为不满。
蒋介石和蒋系人物对顾维钧的不信任，招致顾维钧的反感，而其时的李代总统却因亟须开展对美外交，对驻美使馆自是格外关照，因此上顾大使对李代总统，虽谈不上效忠，但也无意就与反李的蒋系人物沆瀣一气。故在蒋、李之争中，态度“骑墙”，而这一态度为蒋夫人所不满，称顾“太圆滑”，对他很不放心。1949年3月，国内李代总统与孙科内阁之争将见分晓，这时的李宗仁似乎踌躇满志，他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要求“此后全部军援物资暂停发运，至内阁改组后为止”。3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同意李宗仁的要求，装载救援物资的塞米诺尔号轮不再驶往台北，而开回关岛待命，其他物资发运也都暂时中止，顾维钧在得知此消息后，担心“引起代总统与内阁之间爆发一场政治冲突”，故未向南京报告，但此消息却很快通过蒋系安在使馆的耳目皮宗敢武官报告了蒋夫人，并立即被报告给了蒋介石。3月中旬，在事先未通知驻美使馆，顾维钧也一无知晓的情况下，孔祥熙奉蒋之命突然来到华盛顿。孔到美国后，立即约见了驻美使馆参事谭绍华和陈之迈。谭、陈二位本系顾维钧的人，孔绕过顾维钧直接召见谭、陈二位，明白无误是向顾维钧施压和警示。对此，顾维钧既反感又为难。
甘介侯正是在这个情况下作为李代总统的代表来到美国的，挂的是外交部顾问的头衔。甘介侯在与顾见面后表示：他和李宗仁都认为担任华盛顿大使以顾维钧最有资格，只要美国援华问题不解决，顾就要留在美国，但一俟援助问题得到解决，顾就会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而顾则巧妙回答说：“我已如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想要退休。”显然，顾维钧一眼看穿了李宗仁和甘介侯的企图，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不过，这时的顾维钧已不为蒋所喜，李宗仁既然对他进行竭力拉拢，故在甘介侯要求顾维钧帮他安排会见美国政要时，顾是很尽力的。在顾的引见下，甘介侯得以拜晤了包括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马歇尔和魏德迈将军在内的美国一应政要，并与华盛顿的一些著名媒体有了接触。
甘介侯得顾维钧之助，频频会晤美国政要，引起蒋系人物的高度警惕。为阻止这一势头，即便不能争取驻美大使顾维钧站到自己一边，也要设法让他疏离桂系。为此，继孔祥熙赴美后，蒋对美外交的另一重量级人物宋子文也于6月初抵达美国。这对顾维钧来讲是一个无形中的巨大压力，并因此倍感“心力交瘁”。顾维钧不得不在蒋、李两系人物之间小心翼翼地敷衍、周旋，以作应对了。
看到顾大使态度有所转变，蒋系方面适时对他释放出若干“善意”，这时的顾维钧已十分清楚“李宗仁虽担任着政府的元首，而现政府的许多成员仍然忠于委员长”，而美国人实际上对李宗仁只是口惠而已，跟对蒋一样，李不可能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既如此，顾维钧当然不愿与其时已无实力可言的桂系绑在一起。自此而后，顾维钧在陪同甘介侯拜晤美国要人的同时，便开始将有关情况秘密地传送给宋美龄。
察觉顾维钧正在逐步疏离桂系，甘介侯也十分着急，赶紧另觅他途，设法尽快为李代总统建立一条与美国高层政要能说上话的通道。于是也施展浑身解数，有一顶李代总统“私人代表”的帽子可用，甘介侯得以在其“美国朋友”空军部长赛明顿的引见下，拜会了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又与美国务院主管远东和中国事务的巴特沃斯等人进行了面谈，甚至还再次拜会了马歇尔将军。尽管这些接触实际一无所获，但在蒋系人物眼中，仍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为诋毁桂系形象，其时在台湾的蒋介石甚至亲自给对李宗仁有一定好感的魏德迈将军写信，一再提请魏德迈将军注意“李宗仁将军抵抗共产党的决心”。
美国总统特使、经济合作总署团长保罗·霍夫曼、蒋介石和李宗仁在晚餐招待会上
正当蒋、李两派人马为争美援在美竞逐激烈，互相拆台升级之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局势却感到了彻底的失望。为推卸“失去中国”的责任，为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辩解，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白皮书内容中有不少是直接对蒋介石的指责和对国民政府之腐败无能的抨击，对蒋无疑是落井下石，而美方为证实眼下中国的局势是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慎用美援”的结果，《白皮书》中还直接引述了李宗仁给杜鲁门信中的话，这同样也让李代总统十分没有脸面。
外交从来就是“自利”的，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领袖正在分裂，美国不能把援助投到真空里去”，国民党内部分裂如此，精明的美国人当然是不想继续做只投资而没有任何收益的赔本买卖了。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1辑，文：申晓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