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6日北京,一辆吉普车出现在长安街上。此时车内坐着一个30多岁的青年，尽管他穿着便装，可是他的一双眼睛却是炯炯有神，身上更是有着掩盖不住的军人气质。
没过多久，汽车就停在了中南海勤政殿门口，青年刚走下车门，忽然就看到个熟悉的身影，他赶忙快步走上前说道：“总理，实在是抱歉，我来晚了几分钟。”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说道：“来，咱们一起去见见客人。”
原来周总理这天会在12点半设宴款待原国民党元老，其中有邵力子、刘斐、张治中。
在周总理将这个客人介绍给众人时，有人忍不住惊讶道：“这不是熊老弟么，你怎么也来了，莫非你也起义了？”
看到众人疑惑的神情，周总理哈哈一笑，然后说出了真相：“他这不是起义，是归队。”
听到“归队”这个词，张治中一行人全愣住了。当周总理理解释真相时，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1919年，熊向晖出生在山东一大户人家，他的父亲是是掖县县长，后来官升至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
1937年，熊向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在蒋南翔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开始了二次合作，可是党内老一代领导人对蒋介石的真实嘴脸了解颇深。很清楚如今的蒋介石不过是暂时搁置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虽表面上，力主抗日，可是他私下里还是“反共”。
在当时坐镇西安的是国民党内号称“蒋介石第一门生”的胡宗南，此人是蒋介石的死忠心腹，是黄埔系“少壮派”，对延安有着极大的威胁。
因此，周总理决定未雨绸缪，率先在胡宗南身边安插了一支“红色木马”。
在国共合作抗日形势下，这枚“木马”一直保持着休眠状态，可是一旦蒋介石对共产党起阴谋，那这枚“木马”必然会再次被激活。
黄埔时期，周总理对第一期的学生胡宗南是很了解的，他清楚胡宗南用人特别苛责，他这个人他用人方面有四大喜好。
第一必须得有有后台；第二必须名校出身、有文化；第三必须有才干、能力强；第四必须熟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官宦子弟。
可是当时党内干部普遍是穷苦出身，基本没有有符合这样条件的人员。就当周总理愁眉不展时，蒋南翔将熊向晖推荐给了周总理。
1937年11月，党组织将熊向晖的信息隐去，然后安排他进入了为胡宗南第17军团服务的“湖北青年战地服务团”。
1938年，熊向晖来到武汉，这一次董必武秘密会见了他，并告诉他说：如今国共合作未来不甚明确，周副主席会提前安排你进入敌人内部，成为一个“闲棋冷子”，若是局势好，你可以一直“闲冷”下去，可是假若旦局势有变，你将会起到决定全局的作用！
不久胡宗南准备选出自己的贴身侍从，这是一个走到胡宗南核心的绝佳机会。
周总理立即就给熊向晖提供了胡宗南的信息，同时叮嘱他道：你不用太过拘谨，要尝试去用自己的个性来打动胡宗南。
选拔会上，熊向晖看到了那个不足1米6却权势滔天的胡宗南，他立即随机应变。等到胡宗南提问时候，他没有如同其他人一样起身回答，而是坐在那里回答。丝毫没有怯场之色。
后来在胡宗南的评审表格里，也正如周总理预想的一样，胡宗南确实有四个方面的评价，满意就会画个圈。当时全场团员的评审表中，只有熊向晖一人有4个圈的“大满贯”。
对熊向晖这个人，胡宗南极为满意，在之后的的点名谈话中，他也极为罕见的称呼19岁的熊向晖为“熊先生”。此时熊向晖在胡宗南眼里就是老天赐给他的肱股。
1943年，蒋介石趁着共产国际解散之际，立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这时候命令胡宗南率军进攻延安，为保证进攻的秘密进行，生性多疑的胡宗南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这则消息却是已经被熊向晖送往了延安。
这次计划的公开直接将国内的舆论压力指向国民党，迫于无奈，蒋介石不得不取消这次进攻。
尽管说表面上为了封住悠悠众口蒋介石放弃了进攻，可是国民党的野心依旧没有停止。
就在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时，听闻消息的周总理刚好从重庆赶回，尽管胡宗南其表面上以尊敬老师为由提出宴请，可他却是在私下安排人图在酒桌上将其灌醉周总理，从而获取一些机密消息。
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他这次派遣的熊向晖是红色特工。
在熊向晖抵达西安七贤庄办事处后，立即就向周总理报告了胡宗南的计划。
也正是有了了熊向晖的告诫，周总理这才有惊无险的回到办事处。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多次阴谋，幸亏有熊向晖的多次帮助这才可以多次逃离虎穴，平安无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此时的胡宗南已是愈发信任起熊向晖，他决定将他送往美国留学。
在向周总理询问过后，熊向辉便准备动身去往美国。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关乎共产党党重要信息的事情发生了。
事情是这样的，1946年6月7日，周总理乘坐马歇尔专机准备去延安开会，可是因为路途辛劳，很快周总理就在飞机上睡着了。
等到周总理醒来以后，他发现记着重要信息的笔记本竟是不见了，在苦寻找两日后，这才被马歇尔的侍从副官给送了回来。
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周总理很担心歇尔拍照记录，于是总理就把此事告诉了熊向晖，并让他去苏北解放区等确保无事后然后再到美国留学。
为保证计划可以顺利进行，熊向晖听从周总理的指示去往了上海躲避，直到半个月后，在确定没事，周总理这才长舒一口气。
实际上在十多年潜伏中，熊向晖经历过太多的惊心动魄的事情了。
有次，胡宗南设计，让特务炮制出一封匿名信，故意举报熊向晖为“匪谍”，并且将信递给熊向晖看，在如此情况下，如果一个表现不好，那必然就是不可挽回的局面，然而这时的熊向晖猛地一拍桌子，愤怒的问来人是何用意，接着他又痛斥对方玩特务手段，最后他向胡宗南提出辞职申请。
他的这番话下，对方开始有了慌了，赶忙上前劝阻，表示告诉他自己并无恶意，只是想提醒熊向晖定要时刻提防，小心其他人诬陷。
在离开胡宗南处时，此时的熊向晖已经是不知不觉间，出了满身的冷汗.....好在一切都有惊无险。
1947年胡宗南准备再次对延安发起进攻，此时身在异乡的熊向晖也被召回了国内，开始协同胡宗南制定起了进攻计划。
这一次熊向晖再次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胡宗南攻延安的全部计划，并且把这个计划送至了延安。
中央收到情报以后，立即开始撤离，等到胡宗南带兵到达延安时，此时的延安已是一座空城。
熊向晖再一次的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党的安全。
毛主席得知此事以后，评价熊向晖道：“一人可抵几个师！”
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
就在熊向晖再次启程去往美国不久，共产党在北方的情报网被敌人破坏。
包括王石坚等数名地下党员被捕，同时也正这次调查过程中熊向晖的身份也被暴露了出来，可也因熊向晖远在美国得以逃过此劫。
1949年，熊向晖回到了国内，也正这一年的11月，他收到了周总理的邀请，赶往了中南海勤政殿。
在他抵达勤政殿时，看到了许多老朋友，有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的张治中，还有其他多位国民党柱式。
在见到熊向晖后，有人立即上前打招呼道：上前打招呼：“这不是熊老弟吗？你怎么也来了，你也参加起义了？”
周总理哈哈一笑，然后说出了真相：“他这不是起义，是归队。今天呀，我叫各位来，一是要与众位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各位公开一个秘密。”
在众人坐定后，周总理为众人介绍起了熊向晖，总理说：向晖同志他在1936年就入党了，之后他就到了胡宗南那里去
说完这句话，周总理爽朗地大笑了起来。
在场众人面面相觑、惊讶万分。
这时候刘斐才恍然大悟的说：“难怪胡宗南老打败仗，原来……哈哈哈。”
周总理笑着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当时呀，还没下达到军长那里，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一旁的张治中接话道：“我以前就清楚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如共产党。可是到今天才知道，原来蒋介石在情报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接着周总理看了熊向晖一眼说道：“今后，你也不用再做隐蔽战线工作了，我准备让你来搞外交工作。”
当时刚建国不久，国内还没有职业外交官，军队中学历很浅的将领都是转行，担任起驻外使节，如彭明治、谭希林、倪志亮、曹祥仁等。
像熊向晖这样的高学历人才，从事外交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
在周总理的推荐下，熊向晖担任起了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一职。他这一干就是长达20多年的。
从1962年开始，熊向晖就到了英国，担任起了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
1971年，中美关系缓和，熊向晖作为周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
等到新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则是第一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
1972年，熊向晖又担任了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
1978年，此时已是59岁的熊向晖，他也不再适合继续在海外漂泊，于是她便担任起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时间来到1982年，年事已高的熊向晖有了退休的想法，可是他的退休材料刚刚递上去，结果没过多久，便被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位元帅知道了。
两位元帅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就这样让熊向晖退休实在是可惜，熊向晖是党内的优秀人才，并且在一众老干部中他也算是年轻的，最后位元帅为了让熊向晖继续为国效力，就建议他去中信公司工作。
于是不久之后，熊向晖便被任命为中信公司的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这个消息还未来的及传到熊向晖这里，荣毅仁却是先知道了，他高兴不已，立即就给熊向晖这位老友打去了电话：向辉呀，我得去拜访你，你就要来我们中信公司，领导我们咯，现在中央已决定让你担任中信公司的党组书记。
在听完荣毅仁的话后，熊向晖心中也是吃了一惊，他心想自己这才刚退下来，还得去工作，可是怎么没收到通知呀。
尽管熊向晖心里充满了疑惑，可他也因没有接到组织通知，就没太过在意此时。
没过多久，组织上就有人找到了熊向晖，并告知了他中央的决定。
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熊向晖十分意外，此时的他已是做好了退休的准备，他找到了当时主管中信的谷牧同志，询问起了对方建议。
在听完熊向晖的困惑后，谷牧同志就建议他道：“现在中央已经下了通知，你自然还是要去赴任的。”
熊向晖想了想，也觉着对方说的有道理，而且自己作为一个老党员，自然必须要服从组织上的调令。
他说：“那我就先去干上半年，这半年里我会积极了解中信那边情况的。在赴任前，我得先去中信那边做一个月的调查，总不可以一下车，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对人家指指点点的。”
听完熊向晖的话后，谷牧点了点头，然后在临别之际嘱咐熊向晖，一定要保重身体。
没过多久，熊向晖就在中央的任命下，去往了中信公司。
刚到这里，他就找来了自己的老友荣毅仁等，告诉他们自己的初步想法，并且特意强调了一句:“这一个月内我不会对任何表态的。”
荣毅仁清楚熊向晖这是在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作为老友的他自然是力挺熊向晖的。
当时刚好是政府机构改革，全国都在精减机构，裁减人员，中信在当时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也从60人都规范发展到路206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信成了“严重超编户”。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以及研究，熊向晖发现了问题所在，这还是因为在早年中信创建之初，国务院相关负责人给中信的定位是“拾遗补阙”可是在之后的发展中，公司的业务早就超出了期规定范围，涉及多个方面。
因为业务的扩大，加上中信本身任务不明确，此时中信面临着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公司内部编制不够，二是与有政府关部门关系紧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熊向晖和荣毅仁经过多次商讨研究，他们决定明确并扩大公司的方针和任务，然后再向中央和国务院汇报情况。
此外，熊向晖还建议：如今中信的人事最好冻结，同时向国务院打报告，请求批准扩编人数到800人，荣毅仁在清楚这一情况以后，他是有些迟疑，如今正是精减机构的关口，咱们继续扩大会好么？
在听完荣毅仁的建议后，熊向晖决定将800人减到500人。之后国务院经过讨论，同意了中信扩编，编制为400人。
熊向晖来到中信不到一年，考虑到自己的年龄确实有些大了，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他就想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于是她就主动向中央引退，并且在1983年6月9日上交了辞职报告。
他计划在之后的时间里撰写回忆材料，可是老友荣毅仁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在6月13日给国务院总理写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
"为与熊向晖同志一起工作中相互支持，配合得很好。还望中央不要批准他的离休。”
荣毅仁的话是对熊向晖实力的肯定，也同样是对老友真诚挽留，实际上，除了荣毅仁外，其他许多中信工作人员都十分不舍熊向晖，他们是发自心底的尊重熊向晖，也是将他当作朋友。
1985年8月，熊向晖才辞去了中信党组书记一职，可是他依然担任着副董事长一职，直到1989年1月他才离休。
1993年3月，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按照当时国家规定与国际上的惯例，荣毅仁也正式的卸任了中信公司董事长一职务。
虽说这两位老人都离开了中信，可是在他们的领导下，中信在荣毅仁卸任的这一天，其规模已经发展到拥有员工3万多人，拥有中信实业银行等13个直属公司、其公司总资产已经超过了800多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