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是一支强大而独特的队伍，它的形成源于原红十五军团。而红十五军团的前身，正是著名的红25军——在长征中率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红25军又被戏称为“童子军”。起初，这支军队从鄂豫皖苏区出发进行长征，仅有2900多名战士，平均年龄仅为15、16岁。他们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烈士的孤儿，个个意气风发，怀着对往日仇敌的深切仇恨。在长征途中，红25军在吴焕先、徐海东和程子华的领导下，战绩卓著，越战越强，最终率先抵达陕北，为后来的红军开辟了一条道路。

因此，红25军开始独立于红四方面军，成为我军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随后，红25军涌现出众多开国将军，包括徐海东大将、韩先楚上将以及刘震上将。

抗战爆发后，红十五军官改编为115师第344旅，下辖687团、688团，旅长为徐海东。抗战初期，344旅参与了平型关战役，取得了显著的战功。然而，正值此时，344旅却遭遇到一大困扰——旅长徐海东生病了。

在长征期间，徐海东经历了多次激烈战斗，多次负伤。到了抗战时期，这位昔日的“徐老虎”已经精疲力尽，并且罹患了极为严重的肺病。到了1938年，徐海东更是屡次咳血，只能躺在担架上工作。

整个344旅急需有人掌舵。因此，中央将目光投向了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黄克诚。黄克诚是一位老革命，也是红三军团最关键的干部之一。黄克诚虽年轻，却呈现出一副老练的面孔。自从参与革命以来，黄克诚一直坚持说真话、提出建议，经常和上级持不同意见，为此付出了不少苦果。然而，正是这种正直、直言不讳的性格，让黄克诚屡次得到上级的信任，也深受官兵们的爱戴。

根据任弼时的命令，黄克诚曾前往115师检查政治工作。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我军按照国军序列进行了改编，并取消了政委制度。黄克诚在115师发现没有政委后，意识到整个部队的政治工作几乎是空白，山头主义、军阀主义开始滋生，严重影响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建设。因此，黄克诚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在各级部队中恢复政委制度。

对于黄克诚的报告，毛泽东给予了高度重视。1937年10月，八路军全面恢复原有的政委和政治机关制度。毛泽东、朱德考虑到344旅缺少政治工作的领导，因此决定让黄克诚调任该旅的政委。

然而，黄克诚抵达344旅后却发现了一些问题。前文已提到，344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然而同样地，344旅普遍崇拜吴焕先、徐海东等老领导，对外来干部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因此，初次到来的黄克诚开始感受到，在344旅开展政治工作并非易事。

在抗战中，344旅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即从红军向八路军的转变尚未完成。昔日红25军以敢打敢拼、敢于亮剑而著称，往往凭借几次决死冲锋就能击溃人数是其数倍的国军。然而，这一战术对日军并不奏效。

与国民党军相比，日军的士气、训练素质以及野蛮程度都远远超过。对付国民党军，只需高呼“缴枪不杀”，对方可能就崩溃了。但日军即使陷入绝境，仍会选择顽强抵抗。最终，日军甚至会焚毁军旗、毁坏装备，让你一无所获。

在抗战中，344旅仍在沿用红军时期的战术，结果在战场上连续遭受损失。

首先，在盂县牛村，687团团长张绍东指挥部队围攻日军，但几轮猛攻都未能击败敌人，自身损失惨重。

随后，688团在平山县的温汤与日军发生激战。对于这场战斗，黄克诚格外重视，亲自前往前线指挥。当时，温汤大约有500名日军占据，我军在人数上占优势。然而一战爆发后，各部队协同不力，迟迟未能攻克敌军。随后，600多名日寇增援，还携带了92步兵炮。由于全团官兵缺乏应对日军火炮的经验，导致重大伤亡，团长陈锦秀被炮弹击中，不幸牺牲。在混乱中，该团1营营长刘国清也不幸阵亡。

连续的失败和巨大的伤亡让黄克诚焦头烂额，而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也无能为力。红25军曾经是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然而即便是强大的军队，也不能停滞不前，甚至形成路径依赖。这样一来，就无法适应战场上的新变化。

黄克诚初来乍到，很难使部队迅速适应变革，因此需要引入新的变量。朱德总司令得知此事后，认为有必要亲自前往344旅一趟，重点关注部队的思想建设和战略战术的调整。毕竟344旅是主力旅，不能有丝毫差错。

就在344旅显示积极变化之时，却突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当时，344旅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南下晋东南，与刘邓的129师一同作战。然而，南下不久，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

张绍东，是687团的团长，17岁就开始与徐海东一同投身革命。他善于实施运动战，娴熟运用干部，曾在平型关战役中赢得多次战功，原本是我军中一位备受期望的军事领导。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对抗日战争的前景却产生了深深的悲观情绪，最终导致了叛变的心态。

在这个背景下，张绍东和687团参谋长兰国清共谋，决定带领部队脱离原先的阵营，投降国民党军。另一种说法是，受到兰国清的影响，张绍东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不仅与地主的女儿有了不正当关系，还滥用职权侵占财物。徐海东听闻传闻后下定决心对687团进行全面整顿。在风声传出后，张、兰趁机查看地形的借口，带领1营、3营逃离。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张绍东和兰国清最终都选择了叛逃。幸运的是，由于黄克诚之前对344旅的政治建设进行了全面整顿，当官兵们得知张绍东和兰国清准备投降敌军时，大多数人都停了下来。最终，只有几十人跟随张、兰二人投降。从那时起，张绍东和兰国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叛逃人数不多，但其影响深远。徐海东得知此事后气得大口吐血，这显示了他受到的巨大刺激。

不久之后，朱德再次亲临344旅，决心亲自进行整顿。了解了“张兰事件”后，他对徐海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批评了黄克诚在政治工作上的不足，认为这导致了如此严重的事件。朱德见徐海东病情沉重，不能再迟延，于是命令他立即前往延安养病。

徐海东离开后，344旅的领导职位空缺。344旅上下一致认为，应由687团副团长田守尧接替徐海东的职务。田守尧是红25军的老干部，党性坚强，善于作战，曾担任过师长，资历和能力都是无可挑剔的。朱德认可田守尧，同意由他代理旅长职务，等待八路军总部的正式任命。

朱德回到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后，向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了此事。然而，毛泽东对344旅最近的表现非常不满意。他认为，344旅近期出现的问题根源于山头主义，整个部队内部不够团结，导致政治工作推进缓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派遣一位有力的干部来消除这一隐患。而且，考虑到344旅是一个庞大的旅，田守尧在资历和领导能力方面似乎不够。相比之下，朱德更看好之前受到关注的杨得志。

尽管朱德此前已经作出承诺，但作为党的干部，他必须服从组织的领导。于是，朱德将这一决定告知了黄克诚。朱德认为，革命就像一块砖，需要随时根据需要移动。

不久后，八路军总部正式任命杨得志为344旅代理旅长。田守尧得知此事后感到非常受打击，甚至没有参加为徐海东举行的欢送会。

朱德听说田守尧情绪不稳定，感觉事态严重，于是对黄克诚说：“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于是，黄克诚召开了旅级民主生活会，旅的主要领导都参加其中。

会议开始后，一时间没人发言，黄克诚首先发表了言辞委婉的批评对田守尧。黄克诚发言结束后，会场气氛仍然冷冰冰，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人发言。

这时，一向温和的朱老总怒了，站起来大声说：

“你们这是什么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

接着他对田守尧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我们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实际上，朱德的这番话充分表达了他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定党性观念。他强调了对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决维护，这既是根本的政治任务，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规矩。

在朱德的引导下，第344旅通过学习和整顿，总结了抗日战争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完成了战略思想和战术指导的全面转变。开始由运动战转向了山地游击战。

而田守尧也接受了朱德同志的批评，经受住了考验，并先后被任命为344旅副旅长、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2旅旅长、第5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成为了黄克诚麾下最得力的将领之一。可惜到了1943年，田守尧在回总部开会时，不幸遭遇了日军巡逻的汽艇，壮烈牺牲。如果他能活到1955年，中将军衔是起码的。

经过整顿后，344旅的战斗力迅速提升。在长期的战斗和生活中，原红25军的官兵也逐渐领悟到黄克诚将军高尚的品质和卓越的领导才干，竭诚为其效力。

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成立第二纵队，左权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同年4月，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第二纵队与冀鲁豫支队合并，仍称八路军第二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成立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军区主官。

1940年5月，军委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命令黄克诚率第2纵队主力344师（已升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领344旅和新编第2旅，共五个团，1.2万人，以及教导营的500余人，分两个梯队南下华中。6月到达豫皖苏边区，与陈毅、粟裕部队会师，共同开始筹备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而杨得志则担任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指挥驻地部队持续斗争。从这时起，黄克诚和杨得志分兵行动；也是从这时起，黄克诚开始展示他独当一面的才华，向大家展示什么是真正的军政双全。

在皖南事变后，黄克诚所部编入新四军序列，并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由黄克诚兼任师长和政委。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新四军第3师共歼敌6万余人，发展正规军3.5万人，组建地方武装2.3万余人，开辟了4万多平方公里、800余万人口的解放区。

黄克诚的第三师和粟裕的第一师共同成为新四军的主力。抗战胜利后，刘少奇、朱德从中选拔出精兵强将前往东北，而新四军第三师却始终留在序列中。1945年10月8日，第三师北上，于11月中旬到达锦州以西。在后续的改编中，第三师的四个旅分别被改编为第四十三军第127师、第三十九军第115师、第116师和第117师。可以说，我军头号主力军——第39军，正是由黄克诚的第三师发展而来。

从344旅到新四军第三师，再到第39军，这支英勇的部队在无数次的战斗中逐渐壮大，最终成为我军的一支顶尖力量。这其中离不开黄克诚领导下的政治工作。正是通过出色的政治工作，整个部队形成了严明的纪律，克服了内部的山头主义和军阀主义，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