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12月的一个阴沉细雨的下午，上海某殡仪馆内，一位看似普通的老人的追悼会正在举行。悼词念到最后，响起了这样的话：“一生为党，功勋卓著，我们今天送别的，是一位传奇……”这位名叫范纪曼的老人，生前仅是一名普通学校教师，那么他的一生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传奇事迹？他的功绩又为何直至今日才为人所知？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范纪曼，四川人，生于1906年，1926年，范纪曼转学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政治学校，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彻底投身于革命事业。随着北伐战争的爆发，他被派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并担任排长。在激烈的汀泗桥战役中，范纪曼身先士卒，不幸负伤。

1927年，反革命政变爆发后，范纪曼伤愈归队，党组织随即派他回四川开展地下工作。他历任合川、梁山两地的县委书记，并在北川地区建立了坚实的党组织，成功发展了多名党员。

1929年，组织调他前往重庆，范纪曼在重庆高等学校和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等地从事学生运动，期间还结识了未来的伴侣彭雅萝。同年秋天他奉命赴上海，担任新新里支部的交通联络员，他的组织关系设在了法租界金神父路。

在1930年范纪曼因为一个背叛者的泄露，在上海街头被捕捉。那时他的伴侣彭雅萝历尽艰辛，奔走相助，不计其数的辛勤付出和经济支援终于使范纪曼在坚决否认所有指控后，通过家人和友人的保证获释。

出狱后范纪曼与彭雅萝还未来得及庆祝重获自由，便面临了更严峻的挑战：地下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了严重打击，他们与党的联系断裂。处于白色恐怖的阴影下，范纪曼作出了一项决定——带着彭雅萝北上，一边继续求学，一边寻找党的组织。

抵达北平之后，这对青年情侣均被录取进入北平大学。范纪曼的学习能力极强，他涉猎广泛，攻读了法学和艺术学科，还精通英、德、日、俄四门语言。与此同时，彭雅萝专注于音乐艺术的深造。在大多数同龄人沉浸于恋爱的甜蜜中，范纪曼和彭雅萝却在学术与革命活动中寻找着组织的踪迹。

不久他们确实在校园中发现了党的同志。经过一番探讨，他们把自己在上海的经历诚实地向党的负责人汇报，负责人告知他们，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学校内部的力量无法完全核实他们的情况，他们需要耐心等待。

在这段艰难的等待中，范纪曼接到了来自一个同乡、名叫小曹的消息。小曹是北平地下党的一员，他虽被当地军阀关押，但未泄露身份，这为他的获救留下了可能。小曹之所以联络范纪曼，除了同乡的缘故外，还因为他知道范纪曼与有影响力的国民党官员陈恭澍有旧。

为了救助小曹，范纪曼找到了陈恭澍。陈恭澍对范纪曼的学术成就表示赞赏，并在听说小曹的困境后立刻承诺帮助。但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需要范纪曼帮助翻译一些急需的外语材料，这些材料对于他所负责的秘密刊物至关重要。

范纪曼接受了这个条件，没过多久，陈恭澍便将一些机密文件交给他。范纪曼吃惊地发现，这些文档竟然涉及到国民党与日本的外交情报。感到局势紧迫的范纪曼立刻联系了学校的党组织，请求尽快与更高层级的党组织建立联系。

几天后范纪曼向北平市的地下党委书记传递了这些重要情报。每次接到新的翻译任务时，他都会制作两份文档——一份上交给陈恭澍，另一份秘密送给地下党组织。通过这些行动，范纪曼救出了自己的同乡小曹，还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宝贵的情报，这位年仅28岁的青年展现了难以置信的勇气与智慧。

1931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范纪曼被推举为抗日学生联合会主席之一，并担任南下请愿团的纠察队总指挥。他带领逾五千名学生在医院门前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在与军警的冲突中，范纪曼不幸受伤。

此外范纪曼利用其在国民党机关翻译文件的职务，秘密地将获取的外交机密信息传递给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杨。然而后来冀丕杨背叛革命，导致范纪曼再次被捕。经过党中央的多方努力，他最终获释，并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党组织安排范纪曼开设“木简书屋”，模仿鲁迅的“三闲书屋”，作为掩护。他的妻子彭雅萝担任书店经理，这个书店实际上是党的秘密联络点。地下党员刘鹤孔，化名李一鸣，在法租界白尔路负责一座秘密电台，与范纪曼保持联系。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紧张气氛日益升温，上海的政治局势也变得日益动荡。在这个关键时刻，范纪曼接受了一个危险的任务，保护一台极为关键的秘密电台，这台设在法租界一家五金店中的电台是上海与延安之间唯一的直接通讯线路。

穿着西装、装扮成普通商人的范纪曼，以购买电器的名义进入了五金店。在众多巡捕的严密监视下，他巧妙地将预先打包好的电台从商店中顺利带出，这一行为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任务远未结束，范纪曼接着将电台安全护送到了安乐屯的一个秘密地点。在那里，一辆已经待命的汽车迅速将电台接走，确保了通讯线路的畅通无阻。随后，为了进一步保证电台的安全运作，范纪曼在静安寺附近的大华商场找到了一个人流密集的位置，租下一间店面，在地下秘密挖掘了一个藏匿处，将电台安置妥当。

在那段高压统治下，范纪曼和彭雅萝夫妇开设了一家书店作为掩护，坚守在上海，继续他们的秘密工作。1943年底，已经十余年未曾联络的陈恭澍重现上海，这次他的到来并没有提及过往的旧账，而是直接请求范纪曼协助搜集日伪情报。为了便于范纪曼的行动，陈恭澍还特别为他在亚尔培路与辣斐德路交汇处找到了一间隐蔽的房屋。

范纪曼果断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组织，并在得到刘逸樵的批准后开始行动。通过与陈恭澍的接触，范纪曼不仅提供了所需的日伪情报，还巧妙地从陈恭澍处获取了许多国民党的内部信息，这些都及时传达给了组织。

1944年，刘逸樵因任务需要再次离开上海，不久后，日本宪兵队发起了大规模的搜捕。在这次行动中，范纪曼被捕，罪名是“反日活动”。得知这一消息的彭雅萝立刻寻找陈恭澍，巧妙地利用二人的关系，谎称范纪曼是因为帮助搜集情报而被日军抓获。陈恭澍信以为真，迅速采取行动，最终使范纪曼脱险。

刘逸樵离开后，范纪曼与组织的联系再次中断，好在他与张纪恩关系良好，经过潘汉年的批准，张纪恩重新与范纪曼建立了联系。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虽然二战已宣告结束，但范纪曼深知，中国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不久党组织再次联系他，指派他深入国民党内部，继续他的情报工作。

范纪曼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借助他在国民党的人脉和信任，成功地获得了国防部的一个关键职位。在这个岗位上，范纪曼每天都能接触到最新的国内外军事动态，他通过电报和密信等方式，将大量关键情报传递给解放军，极大地助力了战场上的战略部署。

随着国民党内部的紧张局势升温，他的处境变得愈加危险。范纪曼清楚地记得，他之前三次被捕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遭受的残酷拷打。国民党的猜疑和内斗使得他的每一次活动都充满风险。

事态的转折点在于一个意外的背叛，1947年8月，一个他曾密切接触过的党内同志被捕沈寒涛，范纪曼此前对沈抱有厚望，未曾想到沈在酷刑之下终于崩溃，泄露了范纪曼的真实身份。

这一消息震惊了国民党高层。毛人凤和蒋介石本人都对这个消息感到难以置信——一个他们极为信任的高级军官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范纪曼的身份暴露使他自身陷入生命危险，也让党内的其他同志处于风口浪尖。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加紧了对范纪曼的追捕，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从监视到直接的暴力威胁，意图尽快将他拿下。但范纪曼依然机智且冷静地应对每一次危机，尽管知道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继续奋斗。

在1948年初冬的一场高度保密的会议中，蒋介石与何应钦、白崇禧等国民党高层闭门密谈。蒋介石在会议中透露了他的计划：将政府迁至台湾，并将大量国家黄金储备转移至岛上。范纪曼得知这一计划后，立刻通过秘密渠道向党中央传达了这一重要情报。

进入1949年3月，国共两党在谈判桌上讨论“划江而治”的同时，上海的情况却紧张至极。军统在一次行动中逮捕了名为沈寒涛的地下党员。在酷刑的折磨下，沈寒涛最终崩溃，向军统供出了包括范纪曼在内的多名地下党活动人员的身份。范纪曼随即被捕。

虽然被囚禁，但范纪曼在审讯中坚称自己不认识沈寒涛，并一再否认任何指控。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军统只能将他暂时关押。1949年4月，上海战役愈演愈烈，解放军即将进入上海，国民党官员慌不择路。在这种情况下，范纪曼获悉自己已被列入即将执行的处决名单。绝望之下，他决定越狱。

在4月19日凌晨，范纪曼趁看守换班时假称腹痛，诱使看守离开。他迅速移动至厕所附近，利用囚犯平日放置脸盆的木板，尝试翻越监狱高墙。首次尝试失败，他从墙上跌落，面部受伤，为了生存，他迅速振作，第二次尝试中成功翻墙逃出。

1949年5月27日标志着上海的解放。范纪曼在这一天终于摆脱了多年的隐秘生涯，开始在华东局军政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在1950年的春天，香港的国民党高层陈恭澍策划了一次秘密行动，派遣特务杨静前往上海执行破坏任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恭澍竟指定要联络的人是范纪曼。借助于这一线索，我党的安全机构迅速行动，集结了大量力量，并在上海火车站将杨静及其同伙一举捕获，有效挫败了这次企图破坏的行动。

尽管范纪曼为革命事业奋斗了数十年，他的党员身份却因战争年代的混乱及身份验证困难而未能恢复。他多次向党组织申诉，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的党籍，但由于当时的文件资料不全，这一请求未能得到解决。直到1984年，他的情况得到重新审视，最终得到了官方的平反。

“范纪曼同志的党籍自1926年转入党组织之日起重新计算，其参加工作的时间则从1925年加入共青团之日起算……此外，解放后对范纪曼同志的一切不实指控均予以撤销，彻底恢复其政治声誉，消除所有不良影响，并依规定做好相关的善后工作。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安详地在上海辞世，享年84岁。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波折，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无怨无悔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他的故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