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
叶剑英批示，将贺龙的骨灰迁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骨灰安放仪式已经定好了日期，报告也批了下来。
可这时，众人纷纷发出疑问：贺帅的骨灰在哪里？
贺龙一案，完全是林彪一伙人精心炮制的冤案。
他们编造贺龙的不实信息，广搜针对他的不实指控，诬称他图谋不轨，意图篡权。
1967年初，贺龙与夫人薛明被转移至北京西山一处平房小院，三面环山，鲜有人迹。
次年，李仲公出于个人恩怨，恶意构陷贺龙。
林彪、江青等人依据李仲公伪造的证据，炮制了一份指控贺龙“投敌叛变未遂”的虚假调查报告，并呈交中央。
至1968年下半年，他们对贺龙的审查愈发严苛。
贺龙为自证清白，撰写了大量材料，详尽阐述了相关历史事件的真相。
可遗憾的是，这些材料未能通过由康生掌控的专案组审核。
就连毛主席和周总理，也被他们蒙蔽了。
因中央态度变化，林彪一伙人加剧了对贺龙的迫害。
他们故意调整贺龙的饮食，让患有糖尿病的他长期营养不良；
他们更换了贺龙的医务人员，导致贺龙连每天需要的降糖药都无法保证。
1969年6月，贺龙的糖尿病病情急剧恶化，出现了酸中毒的严重症状。
可“医生”却未能及时到位，反而怀疑贺龙有“服毒自杀”的可能。
他们给贺龙输入了大量高渗葡萄糖，加剧了病情的恶化速度。
这时的贺龙还是清醒的，看到医生离开，他便轻声提醒薛明：“你要小心，他们想害死我。”
清晨5点半，301医院的救护车来了。
贺龙深知301医院已被专案组掌控，他坚决表示：“我没有昏迷，不用去医院。”
医生则态度强硬：“这是组织的决定。”
就这样，贺龙被迫上了救护车。
薛明欲陪同前往，也被拒绝了。
不到九点，贺龙就被送进了病房，然而抢救工作却等到十点半才开始。
而且在抢救过程中，院方为防止医生们发现患者是贺龙，竟不让医生直接接触患者。
他们请了心肾科、呼吸科的医生，却将最对症的代谢科专家拒之门外。
最终，会诊仅一个半小时后，贺龙元帅就含冤离世了。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贺龙案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
转年5月，贺龙夫人薛明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将贺龙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党和国家领导人存放骨灰的地方。
得到叶帅批示后，总参党委决定于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贺龙的骨灰在哪里？
贺龙逝世后，在西山等待的薛明，突然收到通知要她到医院去，只说是去核实一个材料。
直到到了301医院，薛明才得知了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
贺龙的3个子女也被通知来到医院，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
当时，贺龙的火化过程是由“中央二办”秘密进行的。
薛明和孩子们只被允许到医院看了一眼，火化时他们没能参加，甚至未被告知骨灰的具体存放地点。
得知这一情况后，毛主席深感震惊与愤怒，他当即下令要彻底查清贺龙骨灰的下落。
贺龙案件原本是由中央二办进行处理的，可该机构已经撤销了。
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他们终于与曾在二办负责档案交接的周栓增，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早晨，周栓增与几位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中央一办。
在那里，他们仔细查阅了登记簿，上面清楚地记载着：贺龙（王玉），1969年6月9日，现存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编号0034。
秘密火化1969年6月9日，夜幕已降临。
北京的长安街上，贺龙元帅的遗体正被一辆灵车，悄悄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转移出去。
这次行动，仅由几位经过严格筛选的人员秘密进行。
包括司机张克安、八宝山殡仪馆的副主管彭志刚，以及火化部门的副主任王锋。
贺龙元帅的遗体被仔细地用白布包裹起来，由彭志刚等三人轻手轻脚地抬上了灵车。
随行的还有几名军人，灵车在他们的护送下，迅速驶往八宝山准备火化事宜。
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深夜时分，一切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为了保证此次行动的绝对保密，所有涉及该任务的人员，都被严格限制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
接尸的人不知道是谁负责火化，火化的人不知道烧的是谁，收骨灰的人也不知这是谁的骨灰，又是谁送来的。
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也没有任何沟通。
如此严密谨慎的分工和隔离措施，可见此事的敏感程度，以及安排之人的“用心良苦”。
6月11日，两名军人来到了八宝山业务科，为一位名为“王玉”的逝者办理骨灰存放的相关手续。
可奇怪的是，所提供的骨灰证上，只有“王玉”这个名字。
除此之外，其余的信息皆是一片空白。
这两名军人明确要求，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内。
业务科的工作人员，迅速为他们办理了手续，带着他们去了地下室。
放置骨灰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这个骨灰盒是最便宜的一种，只要七块钱。
一般来说，将骨灰盒安置好之后，都会举行一个小仪式以寄哀思，或是献个花篮之类的。
可这两名军人不仅没有丝毫悲伤之意，甚至还有种“避之不及”的感觉。
两人催促着工作人员办完手续后，就匆匆离开了。
工作人员一面感叹世态炎凉，一面又忍不住猜测：这位“王玉”应该只是个普通军人，或是军人的亲属。
重见天日时隔六年，1975年6月的初旬，八宝山业务科又迎来了一桩不同寻常的任务。
军委办公厅的石科长与中央专案组的同志一同到访，要业务科的赵德路带他们前往老山骨灰堂，去取一个骨灰盒。
赵德路心中疑惑。
中央和军委的人都亲自来了，这死者想必是大领导。
可是，高级领导人的骨灰都有专门的地方存放，怎么会存在老山骨灰堂呢？
赵德路为此特意确认了一下地点，副主任赵玉亭又重复了一遍，他才确信自己没听错。
赵德路不便多问，只能压下心中的好奇，带着他们前往老山骨灰堂。
抵达目的地后，他们拿出了一张骨灰证。
这张证件简单至极，除了有名字“王玉”之外，再无其他信息。
值班的刘春生，带着他们一行人去地下室领骨灰。
这里阴暗潮湿，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潮湿的霉味。
骨灰室里摆着一排排架子，密密麻麻的小格子里都存放着骨灰。
刘春生轻车熟路地穿梭在骨灰架之间，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从最底层的架子上取出了编号34的骨灰盒。
这个骨灰盒异常简陋，价格低廉。
上面甚至连一张逝者的照片都没有，只有一层厚厚的灰尘覆盖着。
石科长接过骨灰盒，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上面的灰尘，直到它露出了原本的黑漆。
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则要求赵德路写下一张字据，作为他们领取骨灰盒的凭证。
当赵德路拿起笔，准备落笔时，他才从石科长口中得知了惊人的真相——这个最廉价的骨灰盒，竟然属于曾经叱咤风云的贺龙元帅。
石科长与赵德路分乘两车，一前一后驶向公墓礼堂。
抵达后，石科长抱着骨灰盒，步入了早已安排妥当的休息室。
赵德路紧随其后，一进门，就看到桌上放着一只精致的楠木骨灰盒。
石科长向赵德路投去一个眼神，示意他来帮忙。
二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手中的骨灰盒，露出了里面用白布包裹的骨灰。
赵德路撑开了新的红绸骨灰袋，石科长全神贯注，一点一点地将骨灰从旧盒倒入新袋。
整个过程，贺龙的亲属都在一旁默默垂泪。
完成骨灰的转移后，那只简陋的旧骨灰盒被扔在了一旁。
楠木骨灰盒的盒盖之上，一张贺龙元帅的照片静静凝视着前方。
赵德路看着照片和这工艺精美的骨灰盒，心想：看来贺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正当他沉思之际，贺龙的亲属们缓缓走上前来，在骨灰盒前整齐地排成一列鞠躬。
整个休息室内，呜咽声此起彼伏。
骨灰安放仪式6月9日，贺龙元帅逝世六周年。
一场庄重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内举行。
礼堂的一隅被精心布置成了一间灵堂，贺龙元帅的骨灰盒就被安放在那里。
四周摆满了鲜花，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界送来的花圈。
在此期间，数位领导轮流在此守灵，而仪仗兵则以持枪之姿，昼夜不息地守护着贺龙。
当骨灰安放仪式一切准备就绪，礼堂的大厅中央，贺龙元帅的骨灰盒被党旗覆盖。
横幅高悬，遗像肃立，整个礼堂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与哀伤。
当日，共有三百余位领导人莅临现场，其中不乏年事已高的老将军。
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步履蹒跚地走进了礼堂。
周总理当时因病住院，为了他的身体考虑，身边的人都劝他不要来了。
可周总理却说：“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这次怎么能不去！”
他坚持一定要出席这场仪式，甚至商议推迟仪式时间，以确保自己能够亲自到场。
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周总理来到了休息室，室内在座的领导见状，纷纷起身相迎。
叶剑英快步上前，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总理，您身体欠佳，怎么还亲自来了？”
周总理轻轻点头，疲惫的面容上露出了一抹哀伤。
他的手抖得厉害，费了好大劲，才颤巍巍地在签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致悼词的工作，原本是要由叶剑英来做的。
但他却把提前准备好的悼词，交给了周总理。
接过悼词，周总理细致地阅读着每一个字句，不时拿笔做调整。
得知薛明在第二休息室后，周总理便朝那个方向走去。
见到总理，薛明仿佛见到了至亲之人，立刻冲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
她哽咽着喊了一声“总理”，之后便泣不成声了。
在贺帅遭受迫害时，周总理一直在想办法保护他们一家。
可随着局势愈演愈烈，总理也是有心无力了。
周总理眼中含泪，嘴唇微微颤抖。
他强忍内心的悲痛，过了许久才艰难地开口：“我来晚了，我没保护好他……”
在场众人听了，也都忍不住落泪。
周总理念悼词时，众人更是悲从中来，失声痛哭。
仪式结束后，贺龙的骨灰被安置在，骨灰堂一室正面右上侧编号为81的骨灰盒内。
此时，罗荣桓与陈毅两位共和国元帅的骨灰，也已先一步安放在此。
在这里，贺龙将与他的战友并肩，共同接受后人的缅怀、追忆与敬仰。
参考文献
刘振杰《贺龙骨灰安放始末》
徐世强《周恩来下令重查贺龙案》
李玉勤《华国锋受命彻查贺龙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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