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邪之法。关于给邪找出路，历代医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金代张从正对此认识尤为深刻，临证以“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立论，被后世称为“攻邪派”的代表。他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见解独到，经验丰富，不仅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还在理论上有所阐发。如《儒门事亲》云：“三法可以兼众法者，如引涎、漉涎、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炙、蒸、熏、渫、洗、熨、烙、针刺、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清代程钟龄《医学心悟》提出的“医门八法”，其中的汗、吐、下、消均为祛邪之法。

汗法，又称解表法，指通过发散以打开汗孔，腠理开泄，使邪气随汗而出的治法。汗法可以祛除表邪，解除表证，也可透发疹毒，又能祛风除湿，还可宣散利水。

吐法，是利用药物产生涌吐反应，使居于中、上二焦的病邪或有毒物质从口中吐出的治疗方法，适用于食积停滞胃脘、顽痰留滞胸膈、痰涎阻塞于息道而病邪有上涌之势者，或误食毒物尚在胃中等病证。此外，根据“提壶揭盖”的原理，可用吐法通过开上而通下，用于治疗癃闭或妊娠胞阻等。

下法，是运用泻下、攻逐、润下之品，以通导大肠，使停留于肠胃的各种“垃圾”从下窍而出的方法。具体运用除应根据证之属性分为寒下、温下、润下、攻下等，还应依病之特点选择下之时机，如戴北山有“伤寒下不嫌迟，温病下不嫌早”之论。

汗、吐、下法均是直接把邪驱离人体，指向明确，祛邪迅速，适用于病势紧急者。但当邪自内生，如气不利之郁，血不利之瘀，食不化之滞，水不利之湿、痰、饮等，渐积而成痞块，停于脏腑经络之间，此时汗之不可祛，吐、下亦难除，则唯有通过渐消缓散，徐徐除之，此乃消法所适用者。

即如《医学心悟》言：“消者，去其壅也，脏腑、经络、肌肉之间，本无此物而忽有之，必为消散，乃得其平。”具体方法如消食、行气、活血、化痰、化饮、利水、驱虫等。

而当这些内邪蕴结日久日甚，如痰气或痰火郁结成胶固之老痰，因所犯或发癫狂、或发喘哮；再如饮结胁下而成癖，或结聚肠腑而不通；又如气血结滞而成积聚癥瘕等，以消则力不能逮，缓不济急，此时往往要利用下焦前后两个通道逐邪而出，借以遏制邪之鸱张之势，如治疗顽痰结滞之礞石滚痰丸（大黄、黄芩、青礞石、沉香）、荡痰汤（大黄、朴硝、生赭石、半夏、郁金）、三物备急丸（大黄、巴豆、干姜）、走马汤（巴豆、杏仁）等；攻逐水饮之己椒苈黄丸（防己、椒目、葶苈、大黄）、葶苈大枣泻肺汤（葶苈、大枣）、甘遂半夏汤（甘遂、半夏、芍药、甘草）、十枣汤（芫花、甘遂、大戟、大枣）等，破瘀之下瘀血汤（大黄、桃仁、䗪虫）、桃核承气汤（桃仁、大黄、芒硝、桂枝、甘草）、抵当汤（水蛭、虻虫、桃仁、大黄）、大黄䗪虫丸（大黄、甘草、黄芩、桃仁、杏仁、水蛭、虻虫、蛴螬、芍药、干地黄、干漆、䗪虫）等。

综上所述，“使邪有出路”是“致中和”的中庸之道在中医学中的体现，反映了在处理邪正关系时的谋略与智慧，所追求的颇类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的效果。相较于针锋相对的对抗疗法，这一策略无疑代价最小、收益最大。但作为一种纠偏措施，毕竟祛邪即会耗损正气，尤其是攻逐所用之剂，伤正之力不容小觑，这就要求给邪找出路时，一定要弄清邪之由来、邪之性质、邪之所犯、邪之趋势等，统筹谋划，恰当选法，适度祛之。虽说正邪不两立，除邪务尽不贻害，但若紧盯邪气不放，一味穷追猛打，非要赶尽杀绝，则很易造成邪正俱损、两败俱伤的结果。因此，当综合研判，发现正气不足以支撑祛邪的需要时，则应从整体观角度出发，暂时向邪气作出“妥协”，蓄势待发。此属无奈，却亦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