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白坚武日记》原本,从未刊印。今选其中1924年9、10两个月的记事，以见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系方面的情况。
作者白坚武，曾任吴佩孚总参议，参与机要。《日记》所记，乃其亲身经历，虽简略，但却透露一些直系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可供研究参考。白坚武《自撰小传》系为西人编《中国名人传》所作，亦在《日记》中，今摘出作为附录。（此处略）
民国十三年(1924年)
九月
十四日 早，司令部开会议，吴使宣示对东北用兵。
十五日 准备公私事务物件，午后随帅节（指吴佩孚）北上，李省长送行，同到郑州。张子衡（张福来字子衡，时任河南督理善后事宜。）督理到站迎，靳荐青（靳云鹗字荐青，直军师长，1926年任豫军总司令。）亦同来。
十六日 新乡杨佐廷师长、顺德胡立生（ 胡景翼字笠僧，又作丽生、立生，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师长均到站迓商。四时到京，住四照堂。夜寒甚，因受感冒，患咳。
十七日 军书蝟集，昼夜不得间。宾客往来如梭。
十八日 昨随帅进谒总统。总统对东北决心肃清，下讨伐令。偕张方严参谋长拜会周总指挥梦贤、李收支处长汉琴、王秘书长兰亭、陆军事处长秀山。颜俊人（颜惠庆字俊人，时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 吴秋舫（吴毓麟字秋舫，时住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王孝伯（王承斌字孝伯，时任直隶督军。） 等先后来拜晤。
十九日 帅座约国务员全体来四照堂会议军事。
二十日 补录日来日记，记其大略而已。公府王秘书长（王毓芝字芝亭，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建言由吴总司令（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自称讨逆军总司令。）、冯检阅使（冯玉祥时任陆军检阅使兼十一师师长。）召集内国银行代表，劝告对于财部借款竭力赞助，以崇文门税抵借一千万元。俄国加拉罕大使晚十时来四照堂秘访吴使，余告以张作霖为中俄间之障碍物。中既除张，俄宜取缔助张之白党，贯彻互助精神，帅座并告应释放宋大明。
二十一日，连日总司令部聘请日人坂西又八等为顾问。遭差弁崔一心回洛取皮衣。出关气候渐寒，固宜早备也。
二十二日 颜总理俊人、吴交长秋舫来谈对日交涉事。余意对日应维持满蒙现状,同时运用英、美确认讨伐意旨,以资牵制。驻日汪公使荣宝尤应早赴任也。
二十三日 派李清持外交参议往俄使馆，再询前日双方会谈结果，所定释放宋大明一案，何时履行。
二十四日李清持晨来复令，俄使对昨议问题含糊未有确切答复，并将奉俄条约签定告。外交部提起抗议。
二十五日 榆关对逆军拒守无大变化，朝阳退却。
二十六日 浙督孙传芳入杭，宣布就职。卢，何（卢永祥，1919年至1924年任浙江督军。何丰林，1920年至1924年任淞沪护军使。）负据淞沪。遣护弁崔一心回洛取皮衣，昨夕到京。热河凌源见敌。
二十七日 总统派周总指挥梦贤来告宜远颜世清。
二十八日 颜内阁全体阁员宴吴总司令。
二十九日 军书旁午，宾客满座。自晨六时至晚七、八时，不得片刻闲晷。精力预支，差能敷衍。
三十日周指挥使梦贤往滦疏通兵车，带经法副监、侍从官等多人。交友来会，冗忙不能答拜。
十月
一日 颜总理宴吴总司令及各国公使，俄、德等使均与宴。俄使加拉罕狡诈异常，发言多含糊。
二日颜总理续宴各国公使，美、日、英、法等使均列席，吴总司令同余及参谋长亦均入席。
三日 众议院代表议员宴吴总司令，余及参谋长列席。代表演说吴总司令为国家拥护宪法而战。
四日 参议院宴吴总司令。吴总司令演说，望国会为记名人武庙，示无竞争政权意。
五日 大军陆续出发，而财部近尚塞绝一切财源，置他人于火炉之上，而促成二、三私人富家翁之金佛郎案。军政不能合作，为害于军事前途，亦见内阁不得人，相不称职，将不能图功。书生扣马之言，至堪玩味也。
六日 董政国师长自茶棚溃保五道岭。总部促阎师赴援山海关。敌人亦猛攻。
七日 彭子耕（彭寿莘字子耕，直军师长，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第一军总司令。）虞电陈报挫敌，敌仍增加兵力猛攻，续派陕军第二师及二十六师、十六混成旅前进增援。
八日 敌军猛扑山海关，彭师迭电告援。
九日 总司令定双十节夜出发，准备一切。
十日 入公府庆贺。晚十时上车，三时开
十一日 夜半抵山海关。总司令看战线毕，又开回秦皇岛筹计战事。
十二日 陕军在九门口获胜。
十三日 晨五时半，余尚未起，即闻总司令赴海岸，乘海圻舰，率楚豫、永翔拟开往葫芦岛、营口前所，轰击敌人后路。余疾遣弁往询，是否同往。帅回令留守。本为虚击之策，帅不必行，即令帅行，重要职员亦不必随往。今乃尽属前行，而留余一夙无军事职责之总参议坐守，非策之妥者。行后石门寨方面陕军第二师及十三旅溃退，牵动三道关，形势突紧，大本营人心惶惶，余持以镇静。十四师高团到，示以总司令饬令应援手谕。借口未奉师长命令，抗不奉命。无教育训练，可痛也。
十四日情势更迫，余心有余力不足，奔走终夜。可见权责不预定，办事之难。
十五日昨晚二时，三师第六混成旅船到。人心稍定，即加入柳江方面维持。
十六日总司令往柳江督战。第六混成旅战甚得力。
十七日 总司令往二郎庙视察战线。海军向红墙子炮击张子衡援军。总司令到岛。
十八日总司令偕张援军司令往安民寨视察战线。海军与陆军会同作战，商定旗灯并红白战旗标帜。连日激战，十四师向沙河寨九门口方向进行。第六混成旅向石门寨方向进行。一、二日包围得力，则九门口可恢复，规复原有阵线。
十九日奉军司令郭松龄遣士人持白旗来递书，议交换俘虏。总司令批不理，敌意非诈即缓兵也。连日敌死伤不下万数干人，精锐已耗。靳师告我军已过交界河刺山，请左右翼赶速驱敌。
二十日 敌军反攻刺山，双方互有死伤。田维勤旅在二郎庙获胜利，总司令赏洋三千元、宝剑一口。奉省精锐将尽，调吉林队伍至九门口。
二十一日 十四师王旅长乔与敌军相距于刺山，阵亡，卒归我方奋勇夺回。据俘虏云:奉军精锐损亡殆尽。九门口已调来吉林队伍。吉林军与此间夙有接治。昨其代表李振甲者来，已有后时之感，促其赶回设法。
二十二日 王师攻下城子峪。
自上月二十八日后之日记为十六年八月中补录兹一段旧记。十三年之役，余在秦皇岛大本营中。军书旁午，日不暇给，先尚可以铅笔勉记大概，后则劳于应付，并铅笔亦不能记矣。日记工夫为之中辍。回溯前尘，不禁怅然。今事隔三纪，于此杜门谢客，生涯略为简叙。公私家国，过去事迹，间或加以论列，要期翔实，非独稍完日记之程序，亦所以备家国之变迹耳。
十三年对奉之役，其失败也，以冯玉祥之倒戈。然此特其形式原因之简单者耳。至其失败之原因则尚有种种，兹略举其要者:
一、内部分裂。
自民七以至民十一，直系之所以增进发展，军事之所以收奇功，如长岳之役、京保之役、湘鄂之役、直奉之役，固由吴之能出奇制胜，要亦由曹之大体信任，故能内外和协，内无问题，可以专力作战。自十一年胜奉之后，直系之权力可以揽持中央政局，曹之总统慾望突生，短期欲其实现。而吴以时局之顾忌不欲其遽行，于是迎合意旨者又从而为排挤倾轧，分裂之机乃启矣!
豫为吴坐镇之地，其实不容再有第二异已者与之相逼。乃第一步以冯玉祥督豫，隐寓监视之意，殆势水火矣。吴意令冯援闽，而曹竟令人拱京师。检阅使令下，一师三混成旅之编制匆卒即为之成立。初利用之以驱黎,继欲拥之以自卫。神志昏迷，是非颠倒，不待十三年之倒戈而已知其将败矣。
及军事开始，吴意令王怀庆守京勿出，并以曹士杰之十六旅拱卫京师，而以孙岳之十五旅驻保定及石家庄。此二策者但有一能行，冯虽倒戈，犹能尼制。惜乎其卒不悟也。
自古大将能成功于外，在治世须有良相为之主持，在乱世则不得已之局，非军政两权统归总持，无以安心对外，斯则成功之原则也。
北洋派之军事，犹如家族之传统。曹、吴之间为主体者既不明所以成功，又无良相为之调和。吴爱惜名节，亦不肯揽大权于一身。平时则竭力倾陷，战期则故施以束缚驰骤。以如斯之形格势禁，而遇大敌，揆之原则，万无成功之理。然吴之不肯固也；纵令勉强图之，以北洋群帅之心地卑隘、目光浅近，知有身而不知有国，知近利而不知远虑，结果亦溃裂已耳。故当法统甫行恢复之时，时人泰欲以吴当政治之冲，冀达所谓澄清之望。实则吴固非其人，即令负其才，展其志，主帅之不能容，侪列之忌视，敢断其溃裂之结局尤速也。惟其如斯，故群以此为请，余独默不发一言，盖预知彼时无补救之策，以为稍稍延缓，形式统一或可有望。而不知天下事之背乎原则者，固不易幸免也。
二、不谙远交近攻方略。
秦灭六国传统之方略，即为“远交近攻”四字，以故六国人心虽对秦深恶痛绝，然卒先后为所吞灭者，秦得其方略也。直系当国之时，晋、鲁为心腹必争之地，亟应取为根据，然后相机对奉。既无越国图远之虑，纵使内有反侧之将，扑灭至易，固无损于根本。当局事先受各方之谀言，毫不注意。吴对鲁有相当之措置，卒亦为曹之左右吸受金钱所误。一旦对奉战事起，始冯一倒戈，东西两路异军突起，援军杜绝，遂至不救。此皆不谙远交近攻方略致之也。
三、用人治军不明新陈代谢之旨。
凡一团体之人不能历久弗易，必逐渐以新近之人才补充，方能维持于不敝。此无论文武两途皆然也。直系原有人才本患缺乏，自衡阳反辔以来，既渐由一部进而主持全国，旧者已升迁累累。用人之标准应以大公至正为归，庶本系之内不至暮气充塞，而全国之智勇材辩有所消纳，不至挺〔铤〕而走险。南走粤，北走胡，此实古今成败得失之通例也。
当直系盛时，识者已有隐忧之痛。以用人一端言之，陈陈相因，无些许吸收新进，以为元气之补充。触目均属骄逸朽腐之气，安往而能持久哉。新陈代谢之旨，非独曹了无所知，即吴在当时亦有所未悟。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于关系，间有论列，收效实难。余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续不绝，可证直系用人之无策矣!
以上三因，已为致败之远因。然使当时内部无失策之表现，山海关激战之结果，再有二三日，直军一出关，而全局问题解矣。不幸而参谋长张方严告急二、三军之电，私行发出。自有此一电，而冯之倒戈意向始定。祸机一发，全局遂不可问。于是知无常识、无眼光者之不足参赞帷帜;而当局之纯以情感历史用人之足偾事也。
张方严位虽居参谋长，平时毫不问责内事，即以事相询，亦恒赧颜而去。乃战役紧迫，行将结束期中，迳不陈主帅，不告同僚，冒昧发一“此间战事紧急，均由二、三两军延迟不进所致。倘仍逗留不发，大局不堪设想”之电文，适以促成冯玉祥之倒戈。实则当时战情并不如电所言。三军观望本意中事，视正面战事进退以为变化。设无此电以为制命伤，奉军损耗十有七、八，再战二、三日，直军出关，则百无问题。功败垂成，斯非人谋不减，抑或有天意存焉。
当吴反节天津之时，全军实力俱在前方。借使将领稍尽职责，即不能攻，犹可言守。保持实力，正有其法。乃吴返津数日，各将领俱擅离军位而逃，致使全军一溃而不可收拾。以是可窥直军乏新陈代谢之改革，内先自腐矣。由是而津，而甯，而洛，而鄂，无一不呈内溃之象。大而疆帅，小而兵官，竟无明正负责之人。自则致败，冯、胡之乱末矣。
护宪之议原始启自吴帅，继乃由余完成之。津、沽失败后，乘华甲舰赴沪甯途中，吴帅与余议，军事虽败，政治不可无主张。吴帅初以勤王之义为言。余言曹总统声誉不佳，不足以资号召；且战争系国家事，非为一、二人。酌量审慎，护宪之议定。至其方案，大体系余所概定，起草者乃光君明甫也。
莅甯时，吴、齐（齐燮元，1920年至1924年任江苏督军。）同各省代表会议,齐意殊犹豫，然亦无明确之反对理由，经余详细讨论，齐乃决定首先签名。吴帅以规模略定，遂乘决川舰返鄂。行至中途,接齐自甯发电,对前案又反汗。订一海陆军联防条例相示，此可谓不明大势者也。北京既已失陷，敌方据中央以临我，斯时而无正大之名义、相当之机关与之对抗，则先声已失，全局皆无立足之余地。为恢复计，诚不能不拚死争此护宪军政府之一议也。海陆军联防条例若行，将在北京之下乎?抑与之为敌对乎?名不正则言不顺，是所谓自陷于进退无据者也。
乃护宪之议，非惟齐抚万意怀反对，即肖衡山（当耀南字珩珊，1921年至1926年任湖北督军、督办等职。）亦复如是，推而至于李倬章亦罔不皆然。初谓识解不到，后乃知其别具隐衷。盖北洋将领私利观念极重，故恒畏首畏尾，义固不论矣。即稍深远之利害，亦蒙然不知。彼震于奉、冯军之威，以为吴虽失败，北洋领袖尚有段在，但可借以自存，又何必陪吴而失败。固不知临时取容之万万无效也。果也,齐之免职令下,李之撤销省长电复，而始悟向之心劳日拙。
肖之所以幸存者，亦非纯由彼之阿谀陷友，乃为吴之根据地，正恐操之过急，发生危变，固不如暂留之傀儡较为得计也。向使渠等灼知大体利害所在，当北京陷落，直系各将领所占省份尚居三分之二，能合力成一对抗机关，天下事胜负未可知也。又使肖珩山但稍明利害，多派一得力之旅至郑、洛，则其时河北胡部已败挫，憨、刘（憨玉崐时任刘镇华镇嵩军第三十五师师长。刘镇华，1922年至1925年任陕西督军、督办等职）不敢生异心，豫尚可维持无恙也。而乃一误再误，坐视不救，则渠等之心理可知也。群相怀异而归咎于主持护宪者之失当，而余乃愆尤丛集矣。愚而且诈之团体之无是非一至于此。
十四年在岳州江上决川舰中，随吴帅度十三年旧除夕。余同吴帅自洛阳而鸡公山，而汉口、黄州、岳州，备受艰险，奋不顾身。结局只落得国难家忧，至可痛也。
……
十三年之败，曹负责任十分之八，九，吴负责任至多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故人心转对于吴帅表失败之同情。惜再起后仍沿用故日将帅，无新进之选拔，不但无基本军队，亦并无基本之将领。其内部则葛豪（葛豪，北京政府将军府将军。）内勾内宠，外结张子武（张其锽字子武。）以施其包揽排斥。余自十三年赞助护宪，招致诽谤以来，深为灰心。徒以在危难之中，不能不共患难耳。今也宵小诟毁之结果，吴帅对余亦有疏远之意，集权于秘书处，余意态更复消极矣!
吴帅再起，治本未遑，治标又误。其方略最为谬误者，即对唐生智之用兵是也。自古用兵无两方同时并进者。盖既根本不能容冯而出于用兵，则在冯未败灭之先，对唐不能不出于和缓。况唐逐赵后，志在主持湘政，再次表示求盟。正应将计就计，缓唐对冯。何必自树多敌，迫之挺【铤】而走险，自招失败。乃误信葛豪、符定一之言，成此大错。洵可痛也。
事急时，余曾力陈冯、唐同时用兵之危险，卒不见纳。终则靳荐青违令，背道而驰。北上处置，强弩之末，勉强偕奉鲁结束对冯一局。鄂事急，又不能不奔命南下，临时信刘少南（刘烈字少南，众议院议员。）葛豪二三宵小之言，误起靳荐青，而武汉遂不可救矣。令以重兵守汉阳，不听也。防撤刘佐龙（刘佐龙，1926年任湖北省长。）之兵,不听也。及汉阳已失而投军未到,吴帅甫抵刘家庙，而靳之军伍已先北开至广水，缴卫队之械，收帅骑之马，叛迹已自暴露。张子武犹上言宜付以军事大权，诚不知何所用心也。余意吴帅此度失败，张子武实负重大责任，卒至误人自误，身遭惨死。余雅不欲于其已死之后，苛责细故，兹特略言其大者。
一、卖主求荣。
吴帅再起，军事虽与奉合作，而政治则仍为护宪主张。以当时情势言之，原有贯彻余地。借使不追颜惠庆而使之退，国会恢复,总统选出,纵令武汉军事挫败，奉决不敢冒天下之不韪，而即易政本;又何至遽兴入豫之师。乃子武受奉方十万元之贿(此为毕辅庭面聆之张雨享（张作霖字雨亭。）亲谈而转语余者)，即勾结内眷，胁持吴帅，反易前局。及至军事失败，奉方欲再进一步而为元首，恐吴帅之持异议，故遂有推翻豫局之决心。推原祸始，此不能不由子武负其咎者一也。
对唐军事发动之始，一任葛、符等之蒙蔽，不加阻止，对靳则前倨而后恭。当吴帅北赴京、保，排之惟恐不力，及其再度起用，逢迎又惟恐不至。种种恶迹，尽人皆知。独子武乃济成其恶。吴帅到郑处分之手谕已下,子武乃搁置两日;于是寇弼臣（寇英杰，鄂军师长，1926年任豫军总司令。）、刘六皆（刘永谦字六皆，曾任北京政府海军部次长。） 等调停之说乃得售。自斯赏罚颠倒,威信丧失,内溃之局不可复救。
彼时田维勤、魏益三、王笑予（魏益三，原为奉军郭松龄部，后投冯玉祥国民军，1926年后又为吴佩孚所收编。王为蔚，字孝禹(笑予)，直军师长。）尚能用命，军心犹振。靳去，则乘孙党两军苦战于江西之际，以三旅之众，可以下武汉。惟当断不断，不能处分一抗不用命之靳，遂至军心涣散，将士解体，延成掩耳盗铃之局，不待奉军入豫而已知不可收拾矣。推原祸始，此不能不由子武负其昝者二也。误大计者既如此矣!
至于骄慢士大夫，谄结内宠，其私行尤不足取也已。
十六年阴正十一日，余奉命赴甯，接洽孙帅。此行预料无结果，盖孙、吴所处地位不同，一则为南所迫，一则为北所迫，合作之事当然无效。惟吴帅敦促，不能不往耳。到甯与孙接治，果然扦格，惟意尚殷勤，请吴帅不必拒奉，可私军皖边，愿任给养。余照电吴帅，不得要领。
时奉军已进迫河北，浸有过河之势。余意处此情势，战则徒供牺牲，不如保存实力，退守宛、邓，以待其变。连电不纳。时直、鲁军云集沪、甯，孙地位已危，津浦路有中断之虞。余恐归途有阻，买车至徐。询陇海路则已两日不通车矣。不得已乃暂归津寓。
未久奉军渡河，吴帅移巩孝义兵工厂。余赴京探询，行程仍有艰阻。后冯军东来，奉军西进，吴帅乃匆匆去宛。余函两次请速离巩赴宛、邓、襄樊，以待机观变。迟迟不行，殆至山穷水尽，勉强到宛，而时事日非，经敌离间挑拨之结果。
居南阳不久，徐树椿、于孝侯、张联陞（于学忠字孝侯。张联陞，1918年至1926年任湖北襄郧镇守使）等多为敌间,或消极，或倒戈,吴帅不得已人川依杨子惠（杨森字子惠，四川军阀，1924年至1925年任四川省督办）,中途张子武以离大队先行,为土匪所残杀;士卒经张联陞之截击，亦多半俘散。抵白帝城，遣傅宗英持函来促余入川相助。余意公私大敌在冯（指冯玉祥。），冯不去，即入川亦无能为力。决定暂留津，运用孙、奉两方对冯稍有眉目便当就道,业具复答。年来痛心世变,但仍不能不勉耳，
摘自《白坚武日记》第二十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