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春和
凡是了解一些北洋军阀历史的人，大都知道直系军阀吴佩孚幕中有个政务处长白坚武。吴对此人言听计从，诸事委办，是“八方风雨会中州”时的风云人物。白坚武一贯自命不凡，领袖欲很强，后曾投靠日本侵略者当汉奸，妄图在平津建立一个伪满洲国第二的伪华北国，为此进行了种种叛国活动。“七·七”事变后不久，他被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的部下逮捕，旋以“汉奸首领”罪枪毙。
白坚武有一部40余册、近百万言的《知白堂日记》(从1916年始到1937年7月14月止)，主要记述他从投靠军阀当政客，到投靠日本当汉奸一生的经历，其中涉及到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许多问题，很有参考价值。笔者因参加这部日记的整理出版工作，得先窥全豹。现根据他的这部日记所述，参考其他有关史料，就其人一生的主要经历作一概述，提供大家参考。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早期活动及与李大钊的交往
白坚武字颠昙，号惺亚，室号知白堂，河北省交河县泊镇常庄人，生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自9岁时去河南陈州府，在任府目狱兼经历的祖父白锡庚任所读书，18岁中秀才，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结识同学李大钊与该校创办人之一孙洪伊。
1913年法校毕业后，他曾在直隶都督署、黄钟日报社、自治筹办所等处任秘书、记者、课长等职。由于对袁世凯帝制不满，白坚武于1916年6月去上海投奔反袁的国民党议员孙洪伊。6月，袁死黎继，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组阁，孙洪伊任内务总长，聘白坚武为内务部佥事，7月中旬同去北京赴任。
11月下旬孙洪伊因支持黎元洪反对段祺瑞对德参战、对日借款等事件，被段借故逼迫辞职，遂偕白坚武等返回上海，联合议员数十人，号称“韬园派”，从事“拥黎反段”活动。不久，白坚武被江苏督军李纯聘为顾问，曾代表李纯从事调和南北军阀实现“和平统一”工作达数年之久。在此期间，由于和同学李大钊在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主张南北和平统一等问题上看法一致，所以交往较为密切。受本大钊的影响，他这段时间思想比较进步。
白坚武与李大钊在上海期间朝夕相处，此后两人虽时聚时分，但书信来往相当频繁。据统计，自1916年夏到1923年春，白坚武日记中出现有关李大钊的记载有300余处之多，从中可以看出，白坚武对李大钊的为人甚为钦佩，认为“守常(李大钊)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共晨夕之旧侣诸友，惟斯人耳”。在平时书信来往中，除问候外，议论时政，发泄胸中的愤懑是其主要内容。
如，日记中曾抄存李大钊寄给他的一首《寄怀诗》，他称赞这首诗“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直到1922年他被直系军阀吴佩孚聘为两湖巡阅使暑政务处长后，还有向吴推荐聘李大钊为顾问的记述。但当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白坚武已完全站在反动军阀吴佩平的立场上，指责京汉铁路工人已被“奸党利用”，应该受到镇压。由于他已成了军阀的帮凶，李大钊也从此与他的关系疏远了。
二、入幕江苏督军府
1917年7月，在上海从事反段活动的“韬园派”首领孙洪伊，得知江西督军李纯对恢复国会表示赞同，便派白坚武去南昌谒见李纯。白向李纯进解决南北对峙、实现和平统一，“必以恢复国会为根本”的方策。李纯表示同意，即聘白坚武为督署顾问。就在这时，张勋复辟失败，总统黎元洪下台，副总统兼江苏督军的冯国璋去北京就任总统，江苏督军遗缺调亲信李纯继任。8月，李纯偕白坚武等去南京赴任，聘白为督署顾问兼书记处交际股主任。
当时中国的政局是:国务院总理段棋瑞以打败张勋，“再造共和”之功，总揽北洋政府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因此，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相号召，率“韬园派”议员与起义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广州，联合滇、桂等省实力派军阀，成立护法军政府，以对抗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决心采用“武力统一”政策，即对护法军政府实行武力讨伐，先后派王汝贤、范国璋及曹锟、吴佩罕等北洋军进入湖南。而总统冯国璋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主张与西南妥协，以实现“和平统一”,所以对段的武力征讨暗中多方牵制,并指使长江三督首领李纯等通电主和。
李纯为贯彻冯的意图，并为提高自己的身价地位，一方面联合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连发主张“和平统一”的通电，一方面又以“调人”的身份出现，所以西南各省都视他为同盟者，纷纷派代表来宁商讨时局。在这种情况下，李纯即派白坚武为代表，专事与各方磋商有关实现南北“和平统一”诸问题。
1917年12月初，李纯派白坚武与秘书长李廷玉，去广州谒见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及国民党诸要人，受到热情接待。白坚武说他这次“广州之行，访察各方心理，渴望和平甚于望岁，异口同声恢复国会而外无他问题”。于是，他根据与孙中山等人商谈的情况，提出请李纯代转北京政府的3项建议:去龙济光，免碍调停，恢复国会，以安人心，保守中立，划分宣战案与日俄关系为两项问题，防日本强牵入旋涡。他们还专程去广西武鸣访问两广实力派军阀陆荣廷。
1918年秋，总统徐世昌正式命李纯与西南各省接治“和平统一”问题。李纯除派白坚武加紧与两广、滇、黔等省代表联系外，还派他去访问两湖诸要人。白首先乘船去武汉见鄂督王占元，又去长沙见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并去永州见谭延闿等人。回宁后，又去上海访问孙中山、唐绍仪、孙洪伊等人。同年底，又被派去杭州访浙督杨普德、去南通访张善等人，均为商讨如何实现南北“和平统一”问题。
1919年森，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开始举行，李纯即在督署内设专办议和事项的参议厅，委白坚武充法律参议，专管“和议审议事件”。
由于白坚武经常和南北军阀及其代表接触，很了解一些实力军阀虽然口头上也喊“和平统一”，实际上却以种种借口阻碍或破坏“和平统一”。因此，在南北议和会议刚刚开始，他就指出:“两方都无诚意，不胜不败之局，开此糊涂会议，无非两方当局交换利益而已。”这和当时孙中山指责南北军都是“一丘之貉”的看法完全一致。
由于会议争吵数月毫无结果，5月南方代表提出辞职，使会议陷入僵局。白坚武认为最主要的结症，是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政策，不去段和平统一没有希望。于是他上书李纯，提出上中两策;“上策是自为先发领袖，请合肥(段祺瑞)下野”,“中是厚结强援于吴子玉(吴佩)，吴先发而自为其应”。要实行中策的条件是，给吴佩孚“饷需上援助，精神上保证”，并在与李纯面谈时，“力陈主战首领不倒、国会移宁制宪之不可能”。然而，他的这个建议，李纯却明确表示“不能采用”。
由于白坚武与各方商讨解决时局的意见李纯多不能采纳，有的虽然开始接受不久又推翻，致使白坚武对李纯这种“出尔反尔”、“沽名钓誉,口是心非”的行为甚为不满,认为“竖子不足与谋”，遂于1920年8月上书辞职去上海。10月，当白坚武听到李纯自杀的消息后，很感慨地说，“余自赣至苏，参其军幕四载，余之言渠无一听者。”这说明他和李纯一贯政见分歧，最后只落得不欢而散的结局。
三、辅佐吴佩孚
1921年底，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派亲信孙丹林专程去上海请白坚武来洛阳相助。1922年初，孙偕白来到洛阳，被聘为政务处长。从此，白坚武追随吴佩孚达5年之久，直到1927年秋吴佩逃入四川为止。
吴佩孚为什么要请白坚武帮助?
这是因为自1918年秋，白坚武以李纯的代表身份第一次去长沙访向吴佩孚时，这两位前清秀才就一拍即合。当时，白对吴的“罢战主和”通电甚为佩服，当面吹捧吴“停战宣示正义”，是“开天荒人物”。翌年10月，白坚武第二次被派去衡阳访问吴佩孚，吴曾亲率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3位旅长盛宴招待，视为上宾。白在宴会上借酒赋诗，有“蓬莱天下望，丹史待名贤”等句。吴对白的吹捧甚为高兴，曾亲自画竹一幅，并写密电一本送给白坚武。此后，白经常向吴条陈改造时局意见，吴都表示赞同。
如，1920年7月6日白在日记中转述孙丹林的来信说:“吴子玉大佩余论，并坚约相助。”他在复孙函中也明确表示:“决赴吴子玉之约。”8月中旬，白坚武向李纯上书辞职，不等李答复，白即去保定见吴佩孚。
白来保定投吴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曹锟一派的非议。白在日记中说:“余之北来，曹锟及其保定部属多以危险人物视余。”这就使吴对白不便急于委以重任。
白坚武鉴于这种情景，为不使吴佩孚为难，并为“友谊保存计，故急于去保”。临别时，向吴进以“抱定主张，宁沉默勿妄发言”的忠告，旋由保定回天津探亲，不久即去上海仍附孙洪伊。
1921年8月，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后，和奉系军阀权利之争的矛盾日益尖锐，为准备发动对奉战争，便于1921年底派孙丹林去上海，请白坚武来洛阳任政务处长,帮助筹划军务，交接各方。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率直军在马厂、固安及长辛店等地大败奉军。张作霖退到关外，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
自战胜奉系后，吴佩早成了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政治野心大为膨胀。为适应吴佩享急欲“统一”全国的野心，白向吴提出了“恢复法统”的建议，即恢复民国初年的旧国会和由黎元洪复任总统。吴鉴于“恢复法统”既可使南方护法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又可把总统徐世昌赶下台，因此接受了白的建议，即请黎元洪复任总统。吴本打算通过黎元洪总统和王宠惠内阁实现“统一”全国的计划，但因曹锟急欲想爬上总统的“宝座”，迫不及待地制造“驱黎倒阁”活动，致使吴利用黎的计划落空，也由此导致了直系军阀内都本已形成的保、洛分化矛盾进一步加深。白坚武对曹锟一伙的这种举动甚表不满，说曹锟“只知总统热，不知环境危，宵小从而扇之，祸遂作”。又说:“余一年心血主持统一事业，以宵小扰乱政潮，竟尔功败垂成，殊可痛恨!”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后，吴佩升任直鲁豫巡阅使，白坚武仍任政务处长。这时，北洋政府的军政大权都掌提在直系之手，而曹锟是个无能之辈，一切大权实际上操纵在吴佩的手里。故洛阳的直鲁豫巡阅便署,实际上成了北京政权的中心。当时不仅各省都派有常驻洛阳的代表，就是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总长、次长，以及英、美、日等国的军政要人，他们肩负着公开或秘密的使命，冠盖络绎于中州道上。为了处理这些军政、外交等要务，巡阅使署内曾设有参谋、军需、军械、执法、政务、教育、交际和副官等8大处,机构之庞大俨然政府一般。其中尤以白坚武所领导的政务处事务最为繁要，故吴佩孚早特批准在政务处下设立机要、法制、财政、外交、文书五科，实为巡署中的心脏机构，所以时人对政务处有吴佩孚的“小内阁”之称。
白坚武不仅常代表吴佩孚接见各省代表，指示方略，发号施令，而且对国家大政方策以及国务各部、地方各省的主要人选，也要参加意见，甚至决定任免，故当时胡适曾指责白坚武要“训政”，（《胡适的日记》下册，第433-434页中说:“吴佩乎的军师白坚武来信附在下页。我们的国家大事竟在这种人手里，如何是好?他们想训政’其实只要他们有能力，训政也不妨。今日他们既无能力，又无此机会。"）。张国淦也说“白坚武要当国务总理”，（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可忆》(未刊稿)。）都对他的骄横表示不满。但由于吴佩乎对他言听计从，“依为左右手”，所以一些军政要人都纷纷与之结交。如，赣督蔡成勋、陕督刘镇华、鄂督萧耀南、川督刘成勋、闽督孙传芳等，都聘请白为顾问(每月送车马费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有要事都先和他商量，便使他成为当时各方瞩目的风云人物。
1923年正值吴佩早的50寿辰，各方要人来洛阳祝寿者多达六、七百人。白坚武日记中写道“各方代表极一时之盛，应接不暇”，“公私函件甚多，积压层层”,“余运筹惟幄策划可以无失，惟施行人材不具”。因此，他每天都以“夜二三时息，晨五时兴”的拼命精神处理公私事务。当时来祝寿者中有个大名鼎鼎复辟派康有为，不仅写有“百岁勋名才半纪”、“八方风雨会中州”这样吹捧吴佩孚的诗句，还有称赞白坚武为“治事之刘穆之，治国之张江陵”这样的谀词，使白坚武常引以为荣。
随着权势的增长，政治野心也日益膨胀的吴佩孚，这时再也不弹那种“和平统一”、“保护劳工”等自欺欺人的老调，而是公开提出要“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狂妄地表示要“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并下令屠杀京汉铁路要求成立工会的罢工工人，制造有名的“二·七”惨案。而白坚武则坚决执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他不仅经常代表吴佩孚接见陈炯明、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军阀的代表，指示他们如何进行反对孙中山的广州政权以及攻掠广东、福建、四川等地的方略，还帮助吴佩孚在直接控制的河南、湖北、直隶、陕西等省，对工农进行残酷的搜刮和迫害。这时他已完会变成了军阀的帮凶。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讨逆军总司令，白坚武为军事参谋处总参议，下设陆军、海军、机要、财政、外交，交通六个组，具体办理各项事务。吴调动直系军队10余万人，委彭寿萃、王怀庆、冯玉祥分别担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三路迎击奉军。吴亲到山海关督战，留白坚武于滦州总司令部主持一切。
正当两军激战之时，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于10月23日率部由热河前线返回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总统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成立国民军，反戈讨吴。吴因腹背受敌，很快即告失败。对于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白坚武曾作过详细的总结。他认为除冯玉祥倒戈之外，直系军阀内部矛盾的发展与分裂、不谙远交近攻政策、用人治军不明新陈代谢等，也都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直奉战争失败后，白坚武陪同吴佩平由大沽乘华甲舰浮海南下。这时，白向吴进依靠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组织“护宪军政府”以抗奉系的建议，后因遭到苏督齐燮元、鄂督萧耀南等人的反对未能实现。同时，秘书长张其锽等人也从中离间，使吴佩孚集权于秘书处，对白坚武逐渐疏远。此后，如在1925年10月，吴佩孚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北伐奉张，旋又联合奉张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以及1926年秋在汀泗桥,贺胜桥抗阻北伐军诸战役，白坚武虽然都追随其后，仍任政务处长，但已失去昔日的宠信和重用，遂蒙去志。
1927年初，吴佩平因主力在武汉被北伐军打垮，残兵退回河南，又受到南下奉军的夹击，危在旦夕，急派白坚武去南京请孙传芳出兵救援，结果被孙拒绝。这时，白坚武看到吴佩孚的败局已定，再回到河南“徒供牺牲”，遂乘车北返天津家中。
四、寓居天津租界
1927年起，白坚武寓居天津租界近10年。这期间，他除有时过问一下所开设的专营干鲜果品的仁和货栈及专放高利贷的星照堂远记营业所外，其余主要精力都放在窥测时局，妄图造成一种势力，进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活动中。下面概述他为达此目的积极投靠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活动。
(一)和吴佩孚双分道扬镳
白坚武是个一贯自命不凡，具有强烈地出人头地，妄图掌握国家政权的人。他自称“弱冠慨具澄清志”，他在李纯幕时就经常发泄“大丈夫生乱世不能建树事业，寄居竖子下，精神之苦痛何如”的感慨，他虽然对吴佩孚较有好感，但也只认为“吴长于用兵，短于施政”，是个“无远大方略的”人。故在吴佩孚逃入四川后，多次派人请他入川相助，并以秘书长的位置相许，他都以“入川实无作为，不如在外尽力运用为好”相拒。他所说的“在外尽力运用”，开始是想把直系军阀在京津等地的残存势力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势力，伺机迎吴东山再起，但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到1929年10月，他又想乘蒋、冯、阎新军阀正酝酿中原大战之机，把反复无常的石友三等军联在一起，图谋在中原混战中捞取利益。他分析当时形势说:“就中原言之，冯、阎、张三方之局势已成，若又从而附之，住在何方亦为牛后之列，且亦不为人所欢迎。余意欲集合石友三、王金钰、刘春荣孤臣孽子，无所依附之军成一组，最小之限度对前方三方形势不足以自存。……以余之平日在各方信誉，当可完成此大计。”
于是，他先去德州见石友三，又去徐州、郑州见刘春荣、王金钰，游说联合起来的种种好处，但终因石友三出尔反尔未能实现。经过以上活动的失败，他认为吴佩孚要想再起，不论是依靠直系本身的残存势力，或是借助其他军阀的势力都不可能。于是，他写信给吴，要求吴放弃不住租界、不出洋的誓言，建议去日本游历。信中说:“居川无益，计不知游历日本，集合同志尚有作法。”意思是让吴争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东山再起。他的这个建议被吴拒绝后，和吴的关系更加疏远。
1932年2月初，吴佩孚以应蒋介石之召为名，由四川经甘肃回到北京。这时，由于“九·一八”事变，全国正掀起抗日高潮。吴打算高举抗日旗号，以锦州为根据地，召集旧部抗日卫国。而这时已和日本人勾结上的白坚武，对吴佩的抗日主张坚决反对。他说:“余反对其对日主张宣战，彼此辩难良久。”从此，他便和吴佩平分道扬镳。
(二)妄图依靠日本人的支特建立伪华北围
1929年春，白坚武经日本通利公司帮办何庭流的介绍，与日本驻天津副领事白井肃及天津驻屯军通译官吉田忠太郎等拉上关系。吉田是刺探中国情报的老牌特务。白坚武对其很为了解:“吉田在中国多年，泰、晋、豫均曾到过，明习各方情形，此所谓支那通也。”从此，白坚武和在津的日本军政界人士往来频繁。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并大举向长城进犯，华北形势出现严重危机。而这时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下，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却步步加紧，致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
在这种形势下，白坚武认为，要“拯救”中国，“今之世，舍我其谁”。他曾多次公开表明自己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为共产党的主张“不适于天理人情”，应当被“剿灭”。也反对国民党，认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数年毫无成绩，反招致亡国之祸”，应当被推翻。对日本侵略者只能和不能战，认为“应学清朝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办法，进行议和，忍辱负痛以要全，否则必亡”。要实行上述主张，关键是要先取得政权。他说:“使余得政柄，五年可以小成，十年可以大成，自信有战略可以起行;脱无展行之机，吞恨终身，则长瞑之后魂魄不安。”
但是如何才能取得“政柄”呢?他认为只有投靠日本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先搞华北独立运动，进而夺取平津政权，建立一个华北独立国。为达此目的，他通过已结识的天津驻屯军通译官吉田忠太郎、参谋三野友吉、楢崎良一等人的关系，进而和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取得联系，并得到板垣的支持。
从1933年8月起，白坚武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从几个方面加紧活动。首先，派亲信毕栽奕去北京“约庞炳勋、宋哲元、孙殿英、沈克、高桂滋等亲自或派全权代表到天津共决大计”，即联络这些人一起商量搞华北独立运动问题。其次，“发长约千数百字实揭国民党之罪案”的通电，为他夺取平津制造舆论。他认为“有此一电，即不成功，余亦可传名千古矣”。再次，积极策划刺杀掌握河北军政大权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并对其军队进行策反活动。
白坚武策划刺杀与策反的情况是这样的，于学忠原为吴佩孚的部下，据说与白坚武有金兰之交。在吴佩乎失败入川后，于学忠投靠奉系张学良，后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8月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河北省政府主席。当于学忠赴天津就河北省政府主席后，直系一些失意政客，都认为于肯定要请白坚武“出长民政”，于是纷纷向白请托谋事。白坚武也曾以此相期，说:“只要孝侯(于学忠)有诚意，余必竭力相助。”又说:“自于孝侯长河北，余深感谋托之苦。”但为时不久，他们即感到“于学侯对玉帅一方旧友常存避远之心”，这就使白坚武等人大为失望与不满。白甚至气愤地说:“一区区主席，众又何必向之强周旋哉!”因此，他为达到夺取平津的目的，决心除掉于学忠。
这时，日本侵略者也想争取于学忠脱离国民党投靠日本，但因采取种种利透与威胁的办法于终不为所动，也希望借白坚武等人之手除掉于学忠。
1933年4月7日，白坚武借何庭流应板垣之约，曾共商讨除去于学忠的办法。之后，白坚武即派人以30万元收买于学忠的传达长博鉴堂及卫兵巫宪亭等人，伺机对于行刺。但因被同伙汤某告发，于氏遂将傅、巫二人逮获审讯。据供;“系受白某及杨殿云等贿买。白则住租界，系主谋此事之人。”傅、巫二人“遂被枪决”。（《大公报》1933年5月5日）
此着不成，白坚武又派亲信分头对于学忠的五十一军第十三、十四、十八等旅军官进行收买，要他们发动叛变，攻占平津。5月25日，白派已收买过来的第十三旅一团团长马治安，在日本人三野友吉少佐、大迫中佐等人的陪同下，乘日本军用船到塘沽，发动驻扎该地的第十三旅首先叛变。26日，又令已被收买的第十四旅团长张贺轩、第十八旅团长周龙渊等，在第十三旅发动叛变后立即响应，迅速攻占平津。同时宣布赏格:“先入津者给资30万，升军长，官兵另有厚赏，入京先到者并以卫戍司令相待。”
27日，发动叛乱失败的消息相继传来，白坚武偕何庭流去见板垣，说这次失败的原因在于“无收纳之根据地，无行权威之军政府，故各军往往延叛不前”。因此，他决心“往滦州建立军政府以为号召”，希望日本军方给予大力支持。就在这时，即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白坚武等即受到河北省政府警察机关的通缉。日本领事遂通知白坚武等迅速离开天津，否则不能保护其安全。6月3日，在日本军方的保护下，白偕何庭流、崔祝平、温世珍、毕载奕等亲信，乘天津丸逃亡大连。
(三)流亡东北继续为建立伪华北国大肆活动
白坚武等人亡命东北后,又很快与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及伪满洲总理郑孝胥等取得联系，到处宣传他准备建立伪华北国的设想，并请求帮助。
7月中旬，白坚武在奉天开始成立特务组织“正义社”，广招社员，积聚力量。这时，得知热河民众储枪甚多，日本人因怕激起民变不敢收缴。于是他打算去热河招集民兵二三万人，成立华北军，作为建立华北国的基本力量。
9月下旬，他在征得日本驻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同意后，即派正义社骨干分子冯兰亭去热河调查，他自己也于10月7日偷偷国到天津筹集款项。10日冯兰亭由热河来到天津向白汇报说:“热河团丁人枪俱齐，二三万人立可集合成军。”白坚武闻知甚为高兴，即加紧筹集巨款去热河招兵。但就在这时，日本警察署长新板要求白坚武等速离开天津，否则不能保证其安全。18日，白、冯等人匆匆返回大连。
11月初，白坚武借亲信何庭流、冯兰亭等人到承德招兵。这时,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已调往哈尔滨,遗缺由宍浦接任。白坚武首先去拜访宍浦及承德驻军师团部参谋河野，说明来意。河野说此事他们不能作主,须向关东军请示。两天后，河野告诉白坚武:“集合队伍事，关东军不同意。”白坚武无奈，只得停止。
就在这时，白坚武又得知察东多伦一带“有杂军2000余人可以召用”，而在独石口、沽源等地还“有冯玉祥的教导团3000余人亦可召之来归”，他喜出望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几千人召集成军。于是，他于1934年1月1日，正式委任胡东山为正义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借范荣廷等10余人，带款6000元，包汽车一辆，于6日出发前往多伦招兵。白坚武又委何庭流为总参赞，全权办理外交，委日本人松冈胜彦为高等顾问，还让何庭流、松冈带古瓶2个、古铜佛1尊及其他礼物，分送给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奉天特务机关长子土肥原及伪满洲国军政部高等顾问官佐藤等人，“求关东军少为照料荫盖”，并说“决不为日满生麻烦”。
15日，白坚武得知胡东山等人到多伦后，该地汉奸司令李守信及日本驻屯军拒绝胡等来此招兵，并将其汽车扣留，胡送携款逃往北京。
17日，白接到何庭流由奉天来信，说他遇到松室孝良，“松室诫告成军活动现尚未到时机，须少待机会”
18日何庭流又来信说他见到土肥原，“土肥原少将所言大致同松室”白坚武对这些消息甚感气愤。他说:“余之来热，由松室发起，今事至半途，借债拉友，一塌糊涂矣。不告之始期，而告之于中途，此所谓教人骑虎，又从而止之，何可为训?”又说:“余屡欲借日援成军，而日屡以《塘沽协定》为碍相阻。”“日人眼光短浅，不知事先为同情人布置基本，一旦临渴掘井，而仓猝付以重大之任，其何能济?以我方论，不树一基本实力，即有机会而致高位，亦何以解决纠纷之局而立建国之本?会当痛切训告日当局。”“察东集合军队关东军既不同意，余决计结束热事往奉暂住，就近与土肥原少将时常接治，以备运前途。”2月4日，白坚武偕何庭流等人由承德返回奉天。
白坚武回到奉天不久，就起草一份《立华北新政权意见书》，除分别送板垣、小矶、土肥原等人外，还派亲信陈曲江及日本人大迫中佐等去东京送给日本参谋部和陆军部，请求答应并帮助他在平津建立伪华北国的要求。白坚武说他曾亲自忠告土肥原:“日本欲倒国民党，必借重中国同志而援助之，使自讨国贼则事半功倍，且仗义立名，此一定义也。援助中国同志，须先期为备一基本地，使之有所着手,若临时仓猝为之，则决无济。因此，他要求“以滦东暂为自治区，以便集队准备”，土肥原对他的要求表示理解，但对集合军队事仍表示“尚须等待时机。”
从1934年春到1935年夏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白坚武因关东军暂不同意他召集军队，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特务组织“正义社”以积聚力量。他除制订出“正义社”宣言、简章、志愿书、誓书等件各印刷数百份送给社员外，还拟定出“正义军歌”，绘制出“军旗”及“华北国国旗”，“军旗用黄色，中书智、仁、勇三字”，“国旗用五色，中画一座狮。”这期间，他还以树立华北新政权开展工作为理由，通过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胡嗣瑗，向溥仪要求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据胡嗣瑗说“康德(指溥仪)意极赞同”。据统计，白坚武一伙先后得到伪满洲国助款6次，共计4万多元，白坚武拿到这些款项后，除一部分用于发展“正义社”组织、派几个亲信到关内进行特务活动外，共大部分用都用于他与亲信他吃喝玩乐，以及他宿娼纳妾的挥霍上。
1935年6月初，白坚武趁日本侵略者借口汉奸胡思溥、白逾桓被兰衣社暗杀，加紧制造华北紧张局势之机，派亲信多人潜回平津一带，利用各种关系对国民党军官进行策反活动，企图重演1933年春的故伎。他本人也在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的同意下，于6月9日潜回天津，亲自策划驻丰台的东北军铁甲车司令段春泽等叛乱，攻占平津。
6月28日晚，段春泽在白坚武的重金收买下，首先发动叛乱，驱车向北京进发，占领永定门车站，与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展开激战，并向城内开炮。战斗进行两个小时之久。段春泽见众寡不敌，遂向东部非战区逃窜。
据次日的《大公报》报道:“倡乱之首为白坚武，自称正义自治军总司令，率党徒数10人于前晚8时乘火通车赴平，11时许至丰台，即威协停止该处之铁甲车游五、第六两号向北京开驰，昨晨1时许驰至永定门外，开炮五六响，炮弹落城内多未爆炸，无大损失。”“当局赶调五十三军万福麟部缪征流师及保安队，协力御匪，匪未得逞。匪复往来三四次于东缺口、南缺口一带，以图冲入城内，均被缪师及保安队阻击退。迄昨晨9时，缪师吕团收复永定门站，10时刘团收复丰台站。此时该处反动分子业已退出，当将第五号铁甲车收回。在第六号铁甲车上之叛乱分子，旋亦弃车向白河以东逃入非战区地带，此幕叛乱遂告平息。”
白坚武也在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万福麟部中变，四出截击，商震部亦追战，寡不敌众，铁甲车队武装官兵遂逃避燕郊非战区。外交(指挥日本驻天津领事)告余暂返奉,少缓再来津布置。余同何庭流等乘夜车首途。”
白坚武再次逃回奉天后不久，即草拟出《改造华北意见书》、《中日满合作观》、《华北自治建议》等文件，分送给板垣、土肥原等及伪满洲国诸要人，除表明他要继续在平津发动叛乱的决心外，主要是向日本要求同意他在冀东一带建军，向伪满洲国要求继续在经济上支援。
然而，不管他写了多少意见和建议，板垣等仍以“耐心等待时机”的老话来答复他，伪满洲国在经济上也不再给他支持，致使他和一帮亲信党徒们不仅无法出去活动，其至连生活也无法维持，只好靠借债和典当手表、衣物等渡日。在这种情况下，白坚武要求关东军同意他返回天津活动。经板垣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商议同意后，白坚武偕亲信何庭流及妾董邑文等，于1936年11月18日回到天津。
(四)最后的下场
白坚武等回到天津租界不久，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怕他在日本人支持下捣乱，即于11月27日派人给他送来顾问聘书。同时，他又通过汉奸李贺轩与通州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头子殷汝耕拉上关系。
1937年1月4日，李贺轩约他去通州见殷汝耕商洽合伙问题，他说:“余思之再三，今日处蛟龙不得水之际，处世以和不露骨为是，通州须去耳。”但由于他没有真正实力，这次商谈合伙事未能达成协议，当日即回。
这时，白坚武虽然看到日本人侵占平津的举动越来越加紧，但对他一直要求建立华北国的打算并不热心支持，而汉奸股汝耕等人又对他进行排斥，使他对政治前途感到无望。同时，自从他把在流亡东北时纳的小安董邑文带回天律后，与其妻崔洁芬时常吵闹，家庭不和，也使他大伤脑筋。
这时，在他的日记里虽然也有只要一丝尚存，一定要为建立华北国奋斗，甚至时常吟诵他在东北时写的“莫向人天谈爱憎，会于血海快恩仇；虫沙万劫雄心在,生不成名死不休”这样的绝句，以表达他至死不渝的决心，但记载更多的却是“才财两空之局直无生路”，“言才则多浮泛不可情，言财则内外不给;外不给渐有人散之，念及则寝食不安。而处堂之燕雀尚日嗽嗷嘈杂，非索余于枯鱼市不止”，“日来心绪极劣，感今后之无路，英雄无用武之地。此生不能成业，便当入山为僧,。了此残生矣”，“生不痛快不如死，内外交迫实无人生意味耳。大悟大决之下，不患无结局，逃俗亦是一法”。直到“七·七”事变前几天，白坚武日记中还有“余五台之行暂缓”的记载，可见这时他的心情之劣。
白坚武日记只记到7月14日。称10月17日的《申报》有这样一段记载:“汉奸首领白坚武，于上月底在肥乡被擒后，即押解到后方鞠讯，13日在清丰县东门外伏法，闻者大快。”
白坚武是住在天津租界，他因何事去河北南部的肥乡?又被何入逮逋?有人说在“天津沦陷后，白去青岛”，“1937年底，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官，以通匪叛国罪将白逮逋，在南乐县门外枪决。"（张达釀:《白坚武其人》《天津文史资料》第33。）
我认为这种说法尚待进一查证。据白坚武在“七·七”事变前夕所记的日记中，曾多处出现他想出家为僧，并有“余五台之行暂缓”等记载，是否可作这样的推测:即在“七·七”事变以后，他感到依靠日本人帮助建立伪华北国的企图已彻底破产，从此他心灰意冷，便去五台山为僧了此残生。当他走到肥乡县时，被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的部下逮逋，经审讯确凿，也可能报经冯玉祥批准，解至清丰县枪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