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紫衡
一、大难还乡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暴露出日本侵略者“友好亲善”的真面目，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阴云笼罩着整个社会。流年不利，那一年真是祸不单行，四十个昼夜的暴雨，酿成前所罕见的洪水，也像战火一样吞噬着河北平原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日本侵略军凭借其强大的优势装备，沿着平汉、津浦两条铁路线长驱直入，纵然中途遇到二十九军官兵用大刀片肉搏战顽强阻击，但是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战略下，群龙无首，最终弹尽援绝，只得抛下一堆堆烈士的忠骨，忍饥挨饿，流亡四野。
当时我正在泊镇(今泊头市)河北省义务教育实验区任教，亲自看到听到天津以南中国军队在静海、独流、唐官屯、沧县北、泊镇南七里口等地，坚持抵抗、拉据作战的情况，确实给予了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特别在泊镇火车站二十九军士兵用旧式步枪击落一架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并在当地农民的配合下击毙了日本飞行员和机枪射手，更提高了军民抗战的士气。
河北省义务教育实验区办事处设在泊镇省立第九师范学校内，一九三七年八月形势进一步吃紧，第九师范南迁，少数学校领导趁机携款南逃，断绝了经费来源，学校被迫停办，不久,平、津沦陷，九月二十三日,日年侵占沧县。每天听到的都是隆隆的炮声和鬼子越来越近的消息，人们的心情苦闷焦躁，达到极点。
我因为是回民，平日很受当地教友们的照顾，此时群众提议，让我继续干下去，生活费用由大家负担。困难当头，最初我打算随二十九军南去，结果二十九军溃散，铁路中断，再加遍地洪水，走投无路。只得在泊镇西清真寺八里庄暂时栖身，并利用我借住的两间小房，办起了失学儿童补习班，除给一些孩子们补课以外，还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老乡们很同情我，晚上许多成年人都凑来听我讲抗战形势。我那时只不过是讲历史，比疆域，比人口，相信中国不会灭亡，日本侵华是蛇吞大象等等。现在回想起来虽很幼稚，但也能使老乡们得到一点点启发和自慰。
那年的大秋根本无望，又因水脱不下去，秋后连麦子也种不上，这时听说泊镇来了日本兵，并由部分汉奸组成了维持会。村里老乡们为了谋生，白天趟水或驾着小船外出做小买卖，晚上仍然聚到我的住处讲新闻，听故事。他们并不富裕，但给我送面送油，使我和即将临产的妻子韩秀忱能吃上细粮。至今回忆五十年前的一切，乡亲们给我的深情厚谊，都历历在目，心里总是热呼呼的，
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邻村五龙堂突然响起震耳的枪声，其中还混杂着轻机枪和迫击炮的轰鸣，借着周围的水音显得格外清脆，爬上房顶一望，五龙堂一片火光，照的上下通红。过了好久，枪炮声住了，天也亮了，从远处蹚水跑来了本村卖烧饼的杨树章。他昨天午后去五龙堂串卖，进村就被封锁了，原来那里住着游击队。武器齐全，着灰军装，非常神气。泊镇鬼子得到情报，昨晚开来好几百人包围了五龙堂，打了半宿枪炮，天明摸进村去，结果连个游击队的影儿也没找着。日军一无所获，在村头砍死了送情报的那个汉奸。由此我联想到头两天从泊镇西关绑架走两个鬼子兵，去向不明，可能也与游击队有关。
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触动了我的心事，这里紧靠铁路线，尚有游击队出没，我的家乡——河间，处于冀中心脏，东西各距铁路线一百多华里，事变前是河北有名的屯兵重镇，修筑过不少军事设施。今年洪水这样猛，“国军”南撤时能否带走那些辎重器械?是不是也有游击队?我反复琢磨，一夜没合眼，妻子问我想什么?我说:“结冰后我们立即回河间!"
一场西北风过后，水上了冻。我借到一匹毛驴，驮着妻子和出生刚刚一个多月的女儿，踏着积满冰雪的大路登程了。我的邻居一向不爱讲话的孙成荣大哥，用手挽着毛驴的缰绳对我说:“兄弟，我送你们一程!”在许多男男女女的哽咽声中，我连头都不忍回一回。路很难走，加之毛驴怕水，一路上绕渠、踏水，好不费力，当晚住在淮镇。在这里我们搭上了去河间的伙伴，第二天我坚决请孙大哥回去，他还依依不舍。从他身上使我充分看到了一个农民朋友朴实天真，患难与共的高尚品质。
当天傍晚我们赶到河间，城门有武装岗哨，听说我是本城人，也就顺利地放行了。一进家门，父亲愣了，大有“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之感，伸手抢过小孙女，真是喜从天降，
二、弃教从戎
到家第二天我出去看几位朋友，了解到河间城的驻军番号是“人民自卫军游击第一师”，师长高顺成，驻任丘。河间驻有参谋处和政治部，参谋长尤树森，是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〇师六九一团(改编前为六四七团)吕正操团长的部下；政治部主任王力田，是高顺成的结盟兄弟，游击一师一团军纪较好，五团(后改特务营)纪律最差，县城常发生抢劫案件。各街群众自动组织巡逻下夜。
一个多月前，高顺成和本地武装张栋臣部发生冲突，张被逐出城外。高委派临时县长哈伯符(原名哈金甲，河间城内一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高部在河间约两个营，军官胸前佩带三角形的珐琅牌，按官级分红(上)黄(中)蓝(下)三种，故此众称他们为"三角军”。
我去泊镇前曾在县里办过《河间周报》，小有文名，因之我回来不多几天，地方动员会(也称救国会)便告诉政治部，于是王力田和动员会主任孟陶便到家邀我出来参军。那时的河间城乌云滚滚，人民生活困苦，安全没有保障。唯一可喜的到处是醒目的标语——“保乡卫国”“抗战到底”。我想，眼前的矛盾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岂可坐观垂钓?于是我又推荐了好友李恕(北京大学毕业，当时师范学校教师)，李恕是细心慎微的人，他也认为“抗战”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从此，我们就拿起了手中枪，开始弃教从戒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我随游击一师政治部移防任丘，按照人民自卫军吕正操司令员的命令，河间城防移交河北游击军孟庆山部接管。此次跟我到任丘的有肃宁县的曹曲水(已故，建国后曾任北京轻工业学院院长)、郭书元等人。
我到任丘后第一个接触的人物是高顺成的机要秘书李坪(高阳县人，建国后曾任石家庄铁道兵学院及长沙铁道兵学院政委)，由李坪介绍见到高顺成。高约五十来岁，上中等身材，宽额角，二目炯炯有神。他没文化，说话很直，语音很重，初次见面他说:“游击一师政治工作很差，纪律更不好，你们大胆抓一抓，我坚决做你们的后盾。”接着他又带曹曲水我俩去见李晓初。
李晓初三十来岁，身材榜实，一副白眼镜，穿一套灰卡机布军装，看样子很有魄力。高见他立正姿势讲话，态度恭顺，李则落落大方，聚精会神，讲话带有很浓重的河南乡音。任丘人称他李处长，游击一师的官兵都敬重他。李接待我和曹曲水颇有礼貌，他表示政治工作是游击军打胜仗的最好武器。他领我们参观了他举办的政训班，学员六十来人，都不满二十岁,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人人精神饱满，能唱救亡歌曲，背诵《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此后，差不多每天高顺成都邀我去师部参加议事，我晓得王力田与高的交情，并晓得王力田气度不大，在任丘县有个小集团，但我以为参军的动机是为抗日，心无杂念，腹内无私，如果王力田不谅解我，也只好听之任之，反正我没和他争权的打算，后来不知为什么高和王发生一次争吵，从此王力田借口回家就不露面了。王走后，李晓初任命我为政治部主任，并计划吸收人才，扩大政治部组织机构。
政治部驻任丘戏楼北面的老商会院内(现市政府西面)，师部派一班人负责警卫。
我接受任务的第三天晚上，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约莫半夜刚过，我正在熟睡之际，忽然被人推醒，坐起来一看，三个武装的小伙子站在室内三个墙角，把枪口都瞄准了我，一个四十来岁的陌生面孔，手扳着枪机坐在我的床边，他严肃地冲着我说，“你是哪儿来的?来任丘干什么？”
我马上意识到眼前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没慌，冷静地回答他说:“我不懂什么任丘，什么河间，我只知道都是中国领土。我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凡是中国人都有权力在中国的地面上抗日。你知道李处长是哪里人吗?他到这里来干仆么?”
他点点头，表情似乎缓和了一些。接着他又问我:“王力田走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走?”
我理直气壮地对他说:“王力田走我知道。为什么走?可能是他想不开，他把当政治部主任当做当官，去了官面子不好看。也可能他认为不是任丘人不能当这个官，他和高师长是结拜弟兄，为什么高师长不怕丢面子?因为高师长要抗日。我当政治部主任也是要抗日，不知道什么官不官!”说到这里我将了他一军。“老兄!我们素不相识，你抛家舍业到这里来是为什么?”
他插嘴说:“我也是抗日。”
我一听时机已到，马上很严肃地对他说，“你要是为了王力田，可以给我一枪，因你是受人之托，我死而无恨。”他向那三个小伙子摇头示意，他们都收起了枪。然后他用力握着我的手连说，“误会!误会!我这个人最喜交朋友，我叫李馨之，五团团副，以后请多关照!今晚的事，你知我知，千万别声张出去。”
接着他和我天南地北地扯了一通，我还是和他讲一番抗日不可脱离群众的大道理，他只有唯唯。天快亮了，他向我频频握手告别，持枪的三个小伙子也向我举手行军礼。直到门外，他还连喊:“对不起”。
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天早晨，我告诉了曹曲水，他说:“嘿!好厉害!五团，高宁子一伙，黑枪手。”于是我俩认为在这里呆下去太危险，早饭后，我俩离开了任丘城，计划到河间去投孟司令。
我们走后，偏偏高顺成有事找我，见总找不着，便揣度我走了，于是通知城外各据点拦截我俩。我俩步行到三十里铺，一群巡逻兵把我俩带到连部。那个连长已接到师部的电话，一方面向师部联系，一方面准备午饭招待我们，饭后高师长的专车接我俩回去。回到师部，李坪风趣地说:“再不回来，师长就要月下追韩信了，”高见我们回来很高兴，他以为我俩是争待遇，表示要提高政治部的供应，并拨给马匹枪枝，我看他态度诚实，夜里发生的那件事就不提了。
三、蒸蒸日上
不久，安平回民教导队政治部主任刘文正和搞工运的马光斗来任丘组织回教会(即回建会的前身)，李晓初指定我负责接待他们。在任丘很顺利，除建立起回教会外，并筹建了回民小学。尔后我又陪他们去河间，在孟司令员和魏明县长的支持下，很快建起了回教会和硝盐工会，任务完成回任丘时，带来了移防前留在河间的李恕。政治部的力量有所充实，各地来投的知识分子日有增加，我们的工作开始向基层发展。
多日来屡有情报，日军将由南北两路进犯冀中，我们分析：北路白洋淀四周抗日力量雄厚，淀里港汊密布，敌人有所顾及;较担心是南路，敌人从献县北窜，侵扰河间，高平日轻视孟部的战斗力，加之百里平原，无险可守。
这个估计，果然不幸而言中，四月十八日日军侵占河间县城，孟司令转移肃宁。
游击一师实力较强，计有第一团(团长宋君侠、改编后为王泽东)，第二团(团长及应魁，改编后为庞大川)、第三团(团长郑书志)，另外还有教导营(营长庞大川)、特务营(营长高广荣，即以前的第五团)、机枪连、骑兵连、通信连等。受第一师指挥的还有暂编第一旅，旅长张翼臣，驻大城县。一师的驻防范围在任、河，大三县境内，号称万人(实际有六千多人)，武器装备有迫击炮三门，轻机枪二十多挺，汽车二十辆(内有轿车一辆，原为赵登禹将军乘用)，战马约二百匹，电话，收发报机齐全。这些几乎都是二十九军退却时不能带走的遗物。在当时来讲，是一支颇有影响的武装力量。
日军侵占河间，高顺成非常愤怒，他没想转移。单凭着过去在雄县、任丘阻击敌人的经验，打算率领一支轻骑去偷袭河间，以期出奇制胜，荣获首功。然而很快接到吕司令员的密电，着一师配合游击军近期收复河间。
四月二十四日，我同李晓初代表游击一师去肃宁会晤孟司令，商定四月二十七日晚两路军齐集河间城下，孟部负责城西、城南，高部负责城北、城东，同时发动，配合作战，
当晚我随部队由任丘到达河间城东北宿驾口大庙，孟驻城西后黑马张庄，相互取得联系后，约定二十八日拂晓攻击。届时孟部首先发炮，高部架梯爬进东城，直扑日军宿地万寿宫小学(今新华礼堂)。我军同仇敌忾，人人奋勇;日军仓皇应战，边打边撤，最后逃出南门，向献县方面溃退。当敌人过古洋河时，又遭遇孟部伏击，损失重大，（按田同春回忆，此处应为董庆云部，魏江涛注）。
收复河间后，为了庆祝胜利，双方商定于五月一日在光明影戏院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李晓初特地从任丘赶来参加，一时出现了空前团结气氛，各界人士无不额手称庆。在这次大会上，我意外地遇到我的老同学肃宁县地方抗日武装的组织者刘震(又名刘震亚，现为北京军区军级离休干部)，几年不见，分外亲切。我邀他参加游击一师。几天后，接到司令命令一师回防的电示，刘震随我到达任丘。
四、情 况突变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李晓初奉调去军区(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冀中军区，驻安平县黄城)，传说是叫他去阜平“受训”。临行时高顺成赠他枪枝、马匹和一些路费，他和平时一样，戎装微笑，没什么异样表情。他叮咛我好好看顾政训班的孩子们，说他们是祖国的希望，李晓初走了，永远走了。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此行竟死于“托派”冤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晓初的冤案才真相大白。据一九八五年四月三十日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关于李晓初托派问题的平反决定》记载:
“李晓初原名李道园，河南省濮阳县户都寨乡东道期村人，约一九一〇年生。一九三四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初经我党东北军五十三军工作委员会派到六四七团做党的工作。'七·七’事变后，该团改编人民自卫军，李晓初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晋察冀军区除奸部将李逮捕，……经过审讯，李晓初定为河北省的托派负责人之一。一九三九年将该案移交北方分局社会部复审，一九四〇年春，边区公安总局在曲阳县将李晓初处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结果证明，李晓初是一九三四年入党的老同志，……由于当时情况，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肃托中有严重的逼供信，……定李晓初为河北省托派负责人之一，根据是不足的，是一冤案。为此，省委决定为李晓初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李晓初走后，政治部从老商会搬到他的住所——任丘东大街有名的“刘家花园”。政训班的学员纳入了政治部，一部分编到宣传队，一部分编入光复剧团(宣传科领导这两个组织)、政治部的机构也扩大了，下设:总务科(科长郭惕鲁，高阳县人，后因“托派”株连自杀)、组织科(科长空额，干事刘舒仁，大城县人)、宣传科(科长先为曹曲水，后为李恕)，民运科(科长郭书元)、敌工科(科长刘震)、锄奸科(科长王梦麟，任丘县人、死于“托派”案)。政治部有个纠察队，相当一个排，附属锄奸科。自收复河间以后，士气旺盛，团营连的政治工作，有了新气象，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整顿军风纪上。
一九三八年六月，高顺成应暂编一旅张翼臣的邀请，意图收服亲日派白马堂联庄会，先是由我和刘震前往谈和末成，不意联庄会反勾来青县日军，双方激战一夜，日军炮火猛烈，高部几次冲锋不利，不得已退据子牙河西岸。一部分土匪出身的坏人，乘机抢掠群众，经政工人员查觉逼退财物给失主，并拘押犯罪歹徒(一团一营有个姚营长，因纵容士兵被撤职看押)，一时颇见成效，高顺成也很支持我们。
日军撤退后，部队返回任丘。游击一师驻县城的官兵，每天照例出晨操，我和副师长王光文(吕正操早年六四七团的老干部，建国后任东北铁路局领导)经常到操场检阅。
有一天操练时，一名战士从人群中跑到我跟前喊“救命!”我大吃一惊：三团一营的田连长随后赶来说这个战士有精神病，要带他回队。他挟住我的衣服跪在当地死死不放，我意识到其中必然有故，便叫警卫员带他回政治部，经过了解，才知道他是被绑架来的人质，原来前些时去大城，田连长住在一个财主家里，那队返回时，他把房东的独生儿子穿上军衣，冒充新兵，胁迫同行，到任丘后方通知其家带两千元来赎人，这实际与绑票无二，我一而让纠察队保护这个受者的全，一面与王副师长联系一起去见高师长。
向高介绍了田的问题，高立即采取行动。他以下连查勤为名，当天逮捕了田连长。事后三团一营韩营长来师部要人，也被扣押。经由师部、政治部，军法处组织临时法庭会审，田，韩无法抵赖，招认不讳，上报军区批准就地正法。从此政治部的威大大提高，政工人员的工作也开始受到尊重。
七月初，冀中军区由安平迁至任丘城西青塔。游击一师的第一团调往深泽，第三团调往安国，师部和其它直属连队仍驻守任丘境内。经军区屡次催促师部移防安平，而高则借故推迟，不愿交出这块自己的发祥根据地。
八月的一天早饭后，王光文遇知我随高师长到青塔军区开会，高似乎有些预感，他下令除带警卫班全体亲兵外，又带一个骑兵连留在青塔村外。任丘县城离青塔十五华里，我们很快到达军区司令部，出白喜龄参谋长出面接待，他转告吕司令有事，会准备晚开，叫我们暂到街上休息，出门高顺成去一个熟识的人家，王光文则去村外招呼骑兵连战士买瓜吃，并告诉他们暂回任丘，傍晚再来迎接师长。我则去政治部聊天，
约莫一个小时左右，忽听街上有枪声，游击区一般非有特殊情况，不准鸣枪。我正待要外出打听，王光文匆匆跑来找我速去司令部议事。走到街心，高的警卫员已被缴械，拦住我俩哭喊道:“高师长被打死了!”
我俩拨开他们赶到了司令部，吕司令对我俩说:“高师长往村外走，不听哨兵劝阻并开枪打人，被哨兵打死了，非常遗憾!”又说:“交给你们一个连，今晚赶回任丘，做好善后工作，保护好高师长的家属。一定要逮捕高宁子(即高广荣，高顺成的外甥)和他弟弟!"
我们于晚十点返回任丘西关，城门紧闭，城里漆黑一片，早已戒严。只有北门是军分区第二营张营长的士兵把守，我们和他们取得了联系。王和我住在西关漆店，连夜用电话和政治部通了信，让刘震和王梦麟部署逮捕高宁子。
次日拂晓，刘震配合纠察队赚开了高宁子的营部大门，并在房上喊话。高宁子提枪往外冲，被机枪打断腿就擒。
随之说服了机枪连长边宝珊，我们带队进城，起初高顺成的家属白女子想图谋不轨，要求见王光文，经搜查暗藏武器，打算行凶。随即警告她不可轻举妄动，并传达吕司令的意思厚葬高顺成，保护她的生命财产。
接着第二团调交河，部队改编为游击第一旅，王光文任旅长，张海春任参谋长，我仍任政治部主任。旅部移防安平整训，临行前，军区政治部曾通知我带李坪(改编后他是旅部政治指导员)去青塔开会，这次又扣押了李坪，为什么，没说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调查，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来人找我，通过对证，我才明白李也是“托派”问题
到安平后，我和王光文彼此互相信赖，他生活朴实，待人厚道，我俩大小事共同协商。改编后的政治部，基本稳定，除曹曲水已调二团当政治处主任、刘震去军区学习，其它没啥更动。因为大家都是为抗日来在一起，高顺成死对大家没什么影响，都精神饱满地照常学习、工作。
九月下旬，我突然接到军区通知叫我到青塔开会。由于第一次叫开会打死了高顺成，第二次叫开会叩押了李坪，这次又叫开会莫非对我……不免有所疑虑!
出发前我把一块燕京大学教授英国人梅森在任丘来参观送我一块心爱的怀表，给了李恕做纪念，准备万一有什么不测。和我同行的有秘书曹晓陶(中国大学毕业、河间念祖桥曹庄人)、两个警卫员。
第二天午后到青塔，在军区致治部报到时，见到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和组织部长李梦龄，他们告诉我，“打死高顺成，任丘有些群众不理解。他勾结汉奸有证据，军区要开个展览会，请你来参加!”我信以为真。
但当晚把我的随行人员隔离，叫我住在锄奸部的一个北院，我很不平静，傍晚在院里踱步，恰巧门岗是暂编一旅收编过来的战士，他认识我。因之顺便问他这里押着多少人?都是什么人?他说:“不消楚。”又说:“前一个多月师部的李秘书(指李坪)押在这里，现在去向不明，他家里曾来找过，没找着，”还说:“明天不叫给你送回民饭了，团以上的干都都要送教育股。那边看管很严。”
我想到几个月来围绕我身边发生的一切，不由地打个寒噤。我当时还是一个不谙事故的毛孩子，也没有“任他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修养，一时丈八罗汉摸不着头脑。趁睡前去便所的机会溜到村外，在苍茫的夜色中逃走了。
究竟为什么扣我，受谁牵迹?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斗我，才知道李晓初被诬为“托派”头子，我是李晓初的骨干分子，“托派”小头头。李晓初被处决后，我又升级为大头头，成了比汉奸更丑恶，更可怕的罪魁。而今李晓初的问题平反了，我的问题自然也就清楚了。我感谢我的老首长吕正操同志，他在《冀中回忆录》一书中正直地记述了我在冀中部队任职的这一片断(那时我的名子叫金锐恒)
五、如此六路
我离开青塔的晚上是个月黑天，望了望北极星定了下方向，沿着小白河向南走了一段，然后折向东南，穿越平大公路，直到过了古洋河，我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些。
我边走边想:我仅仅二十三岁，念过几天书，国家多难，不甘沉没；参加抗日是天经地义的好事，按情理从内部不该遇到什么障碍。我既不会弄权术、耍手腕，更不会行欺骗，参军以后，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的气氛很浓，现没人要我加入共产党，出没人骂国民觉，敌人只有日本帝国义，对延安我更非常向往，久闻八路军勤俭朴实，纪律严明，是坚决抗日的好队伍。
游击一师虽说成分复杂，高宁子胡做非为固应万死不赦；高顺成出身雇工，事变前曾组织民间武装对抗长芦盐警，抗战后揭竿而起，短期内招集起几千人的队伍，并和鬼子拼过几次硬仗，可称得起是一条抗日汉子。他人前背后经常说:“我们要听吕司令的。”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有保守落后的思想意识表现，但我却没觉察到他有什么投敌的迹象。即便有，在打死他以后也应当公开示众，以服民心。我总觉得象他这样的人满可以争取教育，晓以大义，他为人还是重义气的，当时认为我被扣押，可能因为我是一师的政治部主任，万万没想到还涉及李晓初，更没想到什么“托派”问题。
天亮以后，我在一个村头的小吃店吃了几根油条，继续前进，渡过子牙河，环顾四周见没人追迹，才彻底放了心。可是，我投奔哪里去呢?忽然想起献县杜生镇还有一个号称数千人的抗日武装第六路军，那里的参谋处长黄雁峰、军需处长王杰山(后改名王一)都是我的旧相识，我何不到六路去看看情况!
到杜生找到黄，王二人，他们已听到高顺成被打死的消息，但真相不明，他们劝我留在这里，晚上领来了六路军副司令、原国民党沧县专员李国钧，他见到我连喊“欢迎”。
晚饭很丰盛，不像一师政治部小米萝卜那样清苦。饭后李留下来打“麻将”，并执意叫我参加，我一向不通此道，情绪很抵触。我在这儿一连住了三,四天,没看到过他们研究工作和连队操练，每天只是吃喝加四圈，根本没有抗战的气氛。听到的不是救亡歌曲，而是京剧胡琴。听说六路军中虽有有志之士，但其核心人物的表现，使我十分失望，真是度日如年。
有一次黄雁峰邀我去镇外散步，我说:“黄兄!这就是抗日吗?”他回答说:"老弟，你还没磨掉棱角，无怪你要失败。史司令(史省三)和张荫悟、李专员和鹿钟麟常有书信;杜生和沧县表面是两个天下，实质上也没有绝对的矛盾。日本县长不断派人来，我们相互都有往来。总之，谁来咱也不怕，你放心在这里住着吧!”
他这话使我出了一身冷汗，久久不能答话，次日，天色刚亮，趁他们打了一夜“麻将”疲劳熟睡之际，我雇了一辆驮脚的自行车，不辞而别，由天津乘海轮远走关外了。
我去关外的动机是打算参加抗日联军，万一不成，只好“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宁当亡国民而死，决不当汉奸求生。然而，东北大地，林海茫茫，正可谓:
到处峰峦接翠茵，
寸寸河山寸寸金。
风光纵教常如画，
毕竟难酬烈士心！
流年似水，往事如云，这是五十年前民族的厄运，也是我人生路途上的坎坷遭遇。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于沧州
附记:关于高顺成在一九三八年有通敌情况一事，五十年来我一直毫无所闻。最近接到原游击第一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我的老同学、老同事，解放军离休干部刘震将军致函称:“……高顺成有通敌情况，当时是冀中区党委敌工部门得到的情况，并有真凭实据，还有照的照片，是和住保定敌人拉的关系。给他拉关系的人叫索宗峰，索当时是任丘的大劣绅、大地主，高顺成开始曾给他护过院。……高组织部队时，索宗峰是高的后台，军区调高顺成部离开任丘时索曾给高出主意，不让他走;后来高企图投敌是索给他牵的线。……”这叙述理应属实，但我在任丘时，并不认识那个姓索的。对刘震的这段叙述也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