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莲，这位曾在军统局本部工作的女译电员，如今已成内地仅存的亲历者。
1943年至1946年，她在重庆军统总部效力。
新中国成立后，她命运辗转，数十年风雨飘摇。
直到1979年，政策落实，她与丈夫终于得以平反。
晚年，她生活安稳，退休金按时发放。
她感慨：共产党养我31年，我从内心里感激共产党
加入军统的原因王庆莲的身世，简单讲，就是一个“苦”字。
不到一岁，父亲去世，母女二人寄居浙江江山县的外婆家。
日子虽不富裕，但还能维持生活。
可战争不容侥幸，日军的枪炮碾过家乡，房屋烧毁，家产洗劫，连一张完整的课桌都不曾留下。
她的学业到此为止，六年小学，终结于战火之中。她对日军的恨，从这一刻起，刻进骨子里。
1943年4月，战局日益紧迫，民生更加艰难。
她刚满15岁，家里早已捉襟见肘，母亲一人难以支撑。
军统局此时来江山招人，母亲想着，总比饿死强，便替她报了名。
考试，不曾准备，也无从准备，但她考上了。至于运气好还是坏，那就见仁见智了。
当时军统局急缺人手，平日里严格筛选的制度被暂时搁置。
能写能算，愿意听命，就行。
王庆莲没有退路，只能随大队出发。
6月8日，她与另外19人离开家乡，奔赴重庆，四个女孩，十六个男孩。
抵达重庆，没来得及训练，直接被分配。
十个人进入译电科，她是其中之一，被派往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
这里不是普通的工厂，而是存放绝密密码本的地方。
敌机轰炸不断，局本部不敢把密码本留在城里，只能转移到郊区。
每日誊写、打印、整理，机械般的工作，占据了全部时间。
工资不高，但能吃饱，至少比许多流离失所的人幸运。
一年后，1944年4月，她被调回军统本部，进入译电科华南股，正式成为译电员。
军衔准尉，薪资按少尉标准。
军统局内部盘根错节，顶层人物戴笠、毛人凤皆是江山人，整个局本部也多是老乡。
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加上译电科，几乎全是熟面孔，外人很难混进来。
华南股长王威，正是她的亲舅舅。
但这层关系，并未让她的工作轻松半分。
译错一字，退回重做；任务未完，加班到深夜。
当时所有密电都是数字编码，不能直接翻译。
第一步，先做减法；第二步，对照不同密码本进行匹配。
越是复杂的密文，解码越困难。她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加倍用功。
王庆莲每日8小时正班，夜间加班2小时，日复一日。
在军统的日子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军统局是最早掌握情报的机构之一。
译电科科长姜毅英最先破译了相关密电，立即上报戴笠。
戴笠兴冲冲地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转头告诉美国人。
然而，美国人不信。他们一向自信，觉得日军无力发动如此大胆的袭击。
直到珍珠港的硝烟弥漫，爆炸声震耳欲聋，他们才回过神来，承认情报无误。
事后，他们认定军统的办事能力确实不容小觑。
那时，王庆莲还没进入军统。
但等她1943年入职后，这件事仍是译电科津津乐道的话题。
军统局有纪律，连跳舞都被管得死死的。
重庆舞厅不少，但军统明文规定，内部人员不得前往。
王庆莲当时年纪小，性格又冲，她还真去过几次。
有人提醒她：“小鬼，被发现要抓进去的！”
她无所谓：“抓就抓，关起来再说嘛。”
事实证明，她这句话并非玩笑。
那时候，犯点小错，确实会被关渣滓洞半个月。
军统局自己人犯错，照样进去挨关，但也就关着，出来该干嘛还干嘛。
比如译电科有个同事，手脚不干净，拿了别人的东西，被判关三个月。
进去前，他找到王庆莲：“小王，给我送条短裤。”王庆莲爽快答应，送了过去。三个月后，他安然无恙地出来，继续上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在军统局，男女之间可以恋爱，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
这一条规矩，无论是谁，都得遵守。
某个驻外地的军统情侣，女生怀孕了，消息传回局里，领导大怒，当即把他们调回本部。
男的被关六个月，照样是渣滓洞。女的只能在外面哭，哭得天昏地暗。
王庆莲看不过去：“傻瓜，你哭什么？他关六个月，出来了军统局就承认你们的婚姻了。”
果然，男人出来后，两人顺利成为合法夫妻，在局本部继续工作。
王庆莲贪玩，工资发下来，半个月就用光了。
剩下的半个月怎么办？借？大家都一样穷，借不着。
没办法，只能去会计室预支，可这需要毛人凤签字。
毛人凤是什么人？军统局二把手，平时不露面，一般人连他的门槛都进不去。
但王庆莲胆大，先打听清楚人是不是在办公室，然后直接到门口大声喊：“报告！”
毛人凤听到声音，问：“你干什么？”
王庆莲站得笔直，回话也干脆：“我钱用光了。”
毛人凤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拿起笔，在预支单上批了字。
军统局里，能认识大人物的人不多，王庆莲算一个。
一次“四一大会”，毛人凤旁边坐着蒋介石的侍从，那人也是江山人。
王庆莲当时负责招待，端茶倒水，一路忙活。毛人凤看见了，指着她对那人说：“喏，她也是家乡人。”
王庆莲在军统局待了三年零几个月。
离开时，她还是找毛人凤批的假。
说起来，她的离开，还要是因为译电科科长姜毅英。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军统局的人分批乘飞机回南京。
她工作表现一般，姜毅英不让她早回去。
可她等不及，约了六个同事，自己坐汽车、火车，一路辗转，直到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本部报到。
一回去，姜毅英吓唬她：“你表现不好，我要把你关起来。”
王庆莲心里一惊，军统的人说关就关，谁也不敢质疑。
她不想再耗下去，立刻申请长假，直接送到毛人凤的办公桌上——那时戴笠已经死了，毛人凤是局长。
毛人凤看着她：“你为什么要走？”
她答得干脆：“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
毛人凤沉默了一下，点头批准。
1949年，军统局改名保密局，全面撤往台湾。
王庆莲的名字，在撤退名单上。他们来找她：“跟我们一起走吧。”
她毫不犹豫地拒绝：“我不去。我走了，我妈妈怎么办？”
晚年生活幸福1946年8月，王庆莲正式告别军统。
抗战胜利已有一年，但真正的和平远未到来，国共之间的较量已从谈判桌转向战场。
她在军统待了三年，始终只是个坐办公室的人，没开过枪，更没杀过人。
离开时，她的军衔是少尉，薪资按中尉标准发放，还有国防部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的军统相关文件被烧毁，过去的一切，彻底成了灰烬。
回到江山后，她认识了汪含芳，一个准备去浙江大学读书的青年。
她对这个男人没有抗拒，但更重要的是，她对平静的生活感到不适应。
她习惯了重庆的喧嚣，习惯了每日高强度的工作，江山的宁静反而让她无所适从。
王母不希望她离家太远，便安排她去福建福州，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工作。
她继父是学校会计室的主任，很快给她安排了一份助理会计的职位。
福州的生活并不难，工作也算安稳，但她始终觉得与自己格格不入。
军统的经历让她习惯了高度紧张的环境，而这里不过是个普通的学校，日复一日的账目让她生出倦意。
她和汪含芳一直书信往来，到了1947年暑假，她索性回了江山，再也没有去福州。
1948年3月，她与汪含芳在江山结婚，从此住在江山大陈乡，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她没有隐瞒过往，把自己在军统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
她的工作并不涉密，最多是接触过一些情报，但并未参与实质性的军事行动。
她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做工，后来又调到粮食局，工作普通，薪水不高，但她不再需要担惊受怕，至少能安稳度日。
1978年，王庆莲这些“五类分子”陆续被落实政策。
1979年，汪含芳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等待政府安排工作。
1980年，他被分配到塘栖饮服公司下属的棒冰厂。
1981年1月，王庆莲的身份问题也得到解决，原单位粮食公司正式为她办理退休，每月领取39元退休金。
这39元，对于曾经风雨飘摇的她而言，是一份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从1978年起，她终于能放下心中的不安，过上稳定的生活。
晚年的她日子过的很安稳，很幸福。
“1981年至今已过去了30年，解放后我仅仅工作过8年，虽然曾经受了那么多罪，那都已过去了。毕竟共产党已养了我将近31年了，使我的晚年过得很幸福，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参考资料：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的“风声”岁月 王庆莲;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