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戈津制造的“兵变悬念”充满着戏剧性,他让舆论场上的所有吃瓜群众坐了回“过山车”,当然,也让普京不得不在瓦格纳“闹事”时作了最坏的打算——血染莫斯科城门外。
根据“有功之人”卢卡申科的描述,在瓦格纳“揭竿而起”的短暂时间里,焦躁的普京曾数次想放弃对普里戈津的“规劝”,意欲将“兵变部队”击溃在莫斯科郊外。是他卢卡申科的竭力劝阻,才没有导致一场俄罗斯人杀俄罗斯人的悲剧发生,并戏剧性地结束了这场“兵变”。
直白地说,普京和普里戈津都应该感谢老卢同志。否则,一场“亲者痛仇者快”的俄罗斯人互相残杀事件就会载入史册。可以想象,那样的话,即便是普京最后“平叛”成功,也会“元气大伤”;而一旦普里戈津侥幸得逞,俄罗斯历史上的“二月革命”就会重演。想来,普京有足够的理由“后怕”。
按理说,虚惊一场后的普京应该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无奈,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发动的这场看似没有尽头的乌克兰战争,已经给普京带来了巨大麻烦,导致一向被认为“睿智勇武”的普京已疲于招架。这不,刚摆平一个“吃饭砸锅”的主,接着又来了一个公开“逼宫”的爷。
就在瓦格纳“一日游”事件被摆平的第二天,普京就接到了一份带有明显“逼宫”味道的“口头谏言书”。谏言普京:要么全面动员展开一场真正的战争,并赢得这场乌克兰战争的胜利。要么“下台让位”。而这份“谏言书”的发起者,则是一位可能比“刺头”普里戈津更难对付的“难缠户”——俄罗斯著名军事博主斯特列尔科夫(原名伊戈尔·吉尔金)。
“虎头蛇尾”的瓦格纳兵变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在中简网上被称为“斯大佐”(此人曾是俄联邦国家安全局上校军官)的俄罗斯著名军事博主斯特列尔科夫就在一场“沙龙”式的集会上发表了公开演讲。在演讲中,斯特列尔科夫的口气带有明显的威胁味道。当然,话语中也充满着对俄罗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虑,以及对普京的“期待”。
斯特列尔科夫在他题为《我们需要赢得战争》的演讲中说:“如果总统不在人民面前承担起发动一场大型严肃战争的责任,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其他官员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普京总统没有做好使国家进入战争状态的责任,如果他没有准备好承担俄罗斯联邦最高统帅的权力,那么,他必须移交这些权力,以合法的方式移交给有能力从事这种艰苦工作的人。”
斯特列尔科夫还向普京提出了具体建议。比如,斯特列尔科夫要求普京实施全境戒严,恢复死刑,进行全国总动员,并设立最高统帅司令部和国防委员会等。并强调,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应该是组建一支能够“解放乌克兰”的数百万人规模的军队。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打赢这场乌克兰战争。
其实,早在去年俄乌两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陷入僵局之时,斯特列尔科夫就曾质疑过特别军事行动。他认为,应该进行全国总动员,并对乌克兰宣战。普京后来确实也进行了动员,但却是“部分动员”。而且,效果“不尽如人意”也是有目共睹的。
当俄罗斯领导层、军方高层沉醉于巴赫姆特战役中的突破,舆论为了政治目的而渲染巴赫姆特战役成果,倍加推崇瓦格纳雇佣军之时,斯特列尔科夫却对俄军和瓦格纳的战术打法嗤之以鼻,对俄军高层的“短视”公开斥责。
斯特列尔科夫认为,在巴赫姆特战役中付出如此巨大的损失,不仅不值得,而且对整个乌克兰战争毫无意义。他曾明确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变得强大,俄罗斯已经不可能赢得特别军事行动的成功。而且,形势已经对俄罗斯极为不利,甚至孕育着可以想象的危机。
就在瓦格纳和俄罗斯媒体不断宣扬巴赫姆特战役中取得的突破,对乌克兰即将开始的反攻不屑一顾之时,斯特列尔科夫却给俄罗斯上上下下泼了一盆冷水。他说:“当前,俄罗斯所有的一切都悬在一根细细的头发丝上,这根头发线称作前线。如果敌人切断它,我们国家的一切都会崩溃,不仅前线会崩溃,而且我们的整个国家地位、整个权力,从上到下都会崩溃。”
对于普里戈津的咋咋呼呼,斯特列尔科夫一直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尽管斯特列尔科夫也曾公开表达过对俄军高层的蔑视,比如,绍伊古“胶合板元帅”的外号就出自斯特列尔科夫之口。但在普里戈津5月底连续抨击俄军高层,将“屎盆子”一股脑地扣在绍伊古、格拉西莫夫等人头上时,斯特列尔科夫在6月初就曾呼吁俄罗斯当局:应该立即逮捕普里戈津,因为他对俄军高层的无底线攻击会导致俄罗斯的内部分裂和动乱。
然而,对于斯特列尔科夫关于“逮捕普里戈津”的呼吁,几乎没有任何人当回事。舆论场上甚至嘲讽他是因为被普京“闲置”太久而“嫉妒”普里戈津的战功。其实,客观上来说,了解斯特列科夫历史和背景的人,都不会认为斯特列科夫是“嫉妒”。因为,在斯特列尔科夫眼里,普里戈津在巴赫姆特的那点“成就”,未必算得上战功。之于普京来说,这也许是斯特列尔科夫比普里戈津“更难缠”的原因之一。
斯特列尔科夫出身于军人世家,从小就酷爱军事,据说他几乎读遍了俄罗斯和世界军事史中的所有战例。他在部队待过,还曾是俄联邦国家安全局的上校军官。他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过南斯拉夫内战和德左战争。车臣战争、俄格“五日战争”、叙利亚战争也有过他的身影。而他军事生涯的“最出彩”之处,恰恰与这场俄乌冲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14年3月,趁着乌克兰内乱之机,斯特列尔科夫带领不足200人的特战队秘密潜入克里米亚,“兵不血刃”地控制了克里米亚的行政机关和要害部门,确保了克里米亚“公投入俄”的顺利进行。因此,他被称为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的“第一功臣”。
克里米亚的事情刚结束,斯特列尔科夫就带领21名随从人员随之“转场”到了顿巴斯地区。不久后,乌东四地的“俄罗斯民族解放战争”(顿巴斯冲突)爆发,而斯特列尔科夫则摇身一变成为了“顿涅兹克共和国国防部长”。此后,直到马航MH17客机在顿巴斯地区上空“被击落事件”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且矛头指向斯特列尔科夫后,俄罗斯当局才不得不将他召回,并改名为斯特列尔科夫。
瓦格纳雇佣军确实在巴赫姆特表现“耀眼”,但不可否认,那是在付出几万人伤亡的代价,且有着俄军远程火力、空天部队支援,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条件下取得的“成果”。按照斯特列尔科夫的说法,它对乌克兰战争来说,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只不过是为了掩盖“无能”的表演而已。直白地说,这点“成就”还真没法与“收复克里米亚”和在顿巴斯冲突中将乌军打得“没有脾气”相比较。
在“瓦格纳事件”过后,普京正在开始稳定“权力结构”的工作,意在重新树立“威权”。然而,斯特列尔科夫的“谏言”方式多少与普京重构“威权”的努力相冲突,尽管斯特列尔科夫的本意是对俄罗斯的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忧虑,但他直接以“下台”的假设,难免会令普京尴尬。更为关键的是,斯特列尔科夫提出的问题,恰恰也是普京已经面临的“难题”,而且是必须“抉择”的问题。
之所以说斯特列尔科夫可能会比普里戈津“更难缠”,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普里戈津充其量也就是个“吃饭砸锅”的主,因为他之所以有今天的势力,完全是拜普京“所赐”,是个典型的“混社会之人”。而斯特列尔科夫却是凭借着“战功”才有如今的影响力的。二是普里戈津的诉求带有明显的个人目的性。比如与绍伊古等俄军高层的矛盾。而斯特列尔科夫却是在“忧国忧民”。三是普里戈津是“动口又动手”,被“拿下”的理由充分。而斯特列尔科夫是“只动口不动手”,且背后有着庞大的俄罗斯激进民族主义势力支持。
直白地说,斯特列尔科夫提出的谏言,或者说涉及的问题和话题,恰恰是事关俄罗斯以及普京个人命运的“难题”。比如说,如果普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不能使这场乌克兰战争的结局明朗化,别说是普京在国内重塑权威了,就是俄罗斯现政府是否还能存在都会成为“问题”。
显而易见,以战场内外的情势而论,如果普京仍然以目前的模式与美西方在乌克兰战场上较量,几乎可以说没有胜算。然而,如果普京接受斯特列尔科夫所代表的俄罗斯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的主张,在全国总动员几百万军队,并将俄乌冲突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则又会是一把“双刃剑”,在伤敌的同时,也可能会彻底毁了俄罗斯自己。
如果普京进行全国总动员并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话,也就等于赌上了俄罗斯未来数十年的国运,形成的态势必然是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那么,也就只可能有两种结局:一是俄罗斯摧枯拉朽般地打垮乌克兰,毫无争议地赢得这场战争,并迫使美西方彻底妥协。二是引发了北约上场的世界大战,俄罗斯被打成二战时德国那样的惨状。当然,如果发生核大战,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