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渡江战役胜利后，解放台湾的工作便被提上了日程。
次年5月，解放台湾的前线指挥部成立，由粟裕任总指挥；6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解放台湾的决心，解放台湾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在此万事俱备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东北局势急转直下，而与此同时，美国的第七舰队也开进了台湾海峡，阻止我军渡海作战。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解放台湾的事宜只能暂时搁置。
以上，是我们很多人的普遍认识。但除此之外，导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时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蔡孝乾，中国台湾省彰化县人，1908年出生。
众所周知，彼时的台湾省，正值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蔡孝乾从小便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人民的迫害，于是，他暗暗立誓，一定要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让中国人民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1924年春，16岁的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当时，邓中夏正担任该校校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在他们的影响下，蔡孝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参加和组建了上海台湾青年会、旅沪台湾同乡会等革命进步团体。
1926年夏，蔡孝乾受组织委派返回台湾开展革命工作，并当选为台共中央委员、常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然而，由于当时台湾的革命形势严峻，所以蔡孝乾并未在台待太久，1928年8月，他便离开台湾回到大陆，后在福建漳州一带活动。
1932年4月，红一军团占领漳州后，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接见了蔡孝乾，并安排他在军团政治部工作，还将《红色战士报》的主编位置“让”给了他。
事实上，尽管当时蔡孝乾已投身革命多年，但真正让他的意识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则是在红军占领漳州之后，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那天起，我就成为所谓‘红色战士’的一员了。”
不久后，蔡孝乾随部队前往中央苏区，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中共的多位高层领导，如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等等。在与他们的接触和交流中，蔡孝乾可谓受益匪浅。
来到中央苏区后不久，蔡孝乾就被选为了“反帝总同盟”主任。而当时，毛泽覃也在“反帝总同盟”工作，他与蔡孝乾关系要好，两人常常聊到深夜。
1934年后，蔡孝乾被选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并于同年10月参加长征。值得一提的是，蔡孝乾也是唯一一个走完万里长征的“台共”。
抗战爆发后，蔡孝乾被派到八路军总部工作，后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后来，由于前线斗争形势严峻，蔡孝乾便被调回了延安。
抗战胜利后，蔡孝乾奉命潜回台湾，并担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全面主持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工作。
在潜返台湾以前，蔡孝乾的革命生涯总体还算是比较光鲜亮丽、积极进取的，可在回到台湾以后，一切就发生了转变。
当时，我台湾地下党组织力量较为薄弱，难成气候。因此，蔡孝乾返台后的首要大事，就是发展党组织。经过两年时间的不懈努力，到1949年时，台湾省工委所招收的党员数量从原来的几十人发展到了一千三百余人。
党组织发展起来后，蔡孝乾便开始领导发动工潮、学潮，并在台湾各地建立起武装组织，发动起义，以此来达到推翻国民党在台统治之目的。
毫无疑问，在此期间，蔡孝乾为发展台湾党组织、团结台湾人民、建立武装组织等上面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然而，由于其个人品质的缺陷，以及其他的一些主客观因素，导致当时所建立起来的各级组织并不稳固，党员的意志也较为薄弱，而这无疑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蔡孝乾回到台湾之初，其的确曾认真为党工作，但彼时台湾的经济比大陆发展，所以蔡孝乾便逐渐痴迷于台湾灯红酒绿的生活，尤其热衷于联络台湾上层人士。
而且，此人的个人作风也存在严重问题，他的妻子去世后，便引诱14岁的小姨子与他同居；钱不够花了，就私自挪用组织经费。最为可恨的是，在与台湾的一些所谓上层工商人士交谈时，他还毫不避讳地透露自己的身份。
蔡孝乾如此口无遮拦、恣意妄为，必将引来祸端。果然，灾祸很快就到了！
1949年7月，时任基隆中学校长、台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被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逮捕了。
在长达三天三夜的连续审问中，钟浩东表现得非常坚强，始终没有屈服，更没有指认一位同志，其间，他还慷慨陈词道：“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充分表现出了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然而，长时间的审讯也让钟浩东的精神近乎崩溃。一天，他神情恍惚地反问审讯他的，时任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道：“老郑怎么样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反问，立即引起了谷正文的高度重视，尽管钟浩东至死都没有坦白这个“老郑”是谁，但谷正文确信，此人一定是台共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事实上，这个“老郑”，就是蔡孝乾。
很快，国民党保密局便开始了对“老郑”的抓捕工作。
1949年10月，台共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党员‘李汾’被保密局的特务逮捕后，供出了他的上级——时任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陈泽民被捕后，因忍受不住敌人的刑讯逼供，供出了“老郑”蔡孝乾的住址。
保密局的特务在“老郑”的住处埋伏了整整一个多月，但始终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于是，保密局只好将矛头转向时任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
1949年12月底，张志忠被捕。而就在张志忠被捕后仅一个月，“老郑”也被捕了。
最初，谷正文还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让蔡孝乾就范，毕竟他党龄深、党性强，严刑拷打对他的作用并不大。不过很快，谷正文就发现了他的弱点，那就是——追求享受。
被捕后的蔡孝乾竟让敌人给他买饺子吃，之后又要吃牛排，而且还必须到他指定的餐厅去买。当然，对于他的这些要求，特务们自然是“有求必应”，而作为“回报”，蔡孝乾也答应带他们去台共的据点。然而，就在蔡孝乾带特务们往据点赶时，他趁特务们不注意，一溜烟跑了。
但不久后，谷正文就查到了蔡孝乾的行踪。1950年3月中旬，蔡孝乾再次被捕。而他被捕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躲在农村的两个月里清苦难耐，于是便到镇上的西餐厅解馋，结果导致行踪暴露，再次被逮捕。
而这一次，蔡孝乾表现得极为配合，他当即便交代了所有的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蔡孝乾的叛变，先后导致了1800多人遭到逮捕、询问和清查，至此，台湾省工委下属的组织全部被破坏，解放台湾的计划也就此搁浅。
那么，蔡孝乾叛变后，得到了什么呢？
蔡孝乾叛变后，便加入了国民党，之后长期在国民党保密局从事所谓的“匪情研究”工作，期间还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后于1982年10月病死台湾，终年74岁。反观蔡孝乾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令人唏嘘。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台湾省工委之所以遭受到如此巨大地破坏，除了蔡孝乾个人品质的因素外，也跟省工委对当时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他们一方面违背了“隐蔽精干”的方针，急于建立武装训练基地，要知道，“地下党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是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但显然，他们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没有对所发展的党员进行严格审查，从而导致各级组织的忠实度并不高，一旦遭到破坏追捕，便容易动摇瓦解。
此外，据国民党保密局档案记载：
在台湾省工委被破获时，其电台尚未建立……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过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这些都是遭至失败的重要因素。
当然，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比如时任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的张志忠，在被捕后宁死不屈。
期间，蒋经国还亲自到监狱里劝降他：“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寥寥数语，便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崇高品格体现得淋漓尽致。就连被称为军统“活阎王”的谷正文，也对张志忠赞赏有加，称他被捕后“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
除此之外，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共地下党）吴石、党的特派员朱枫等等，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