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2，是十多亿中国人心中印象特殊的三年，尽管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刺激经济，保障民生，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许多人依然生计艰难。

虽然受到国家大力投资基础建设的利好影响，但是建筑行业受到的冲击依然较大，一个工地，今天街道里有个“阳”了要停工，明天区里检查防疫又停工。

建筑企业倒也罢了，毕竟之前几年都挣了钱的，多少还有点积蓄，压力最大的还是工地上的农民工。

2022年12月时，曾有一条令人心酸的新闻登上过热搜。标题是“欠薪何时休？十八名农民工滞留北京讨薪近两月未要回一分钱”。

2020年，来自河南、安徽的几十名农民工到江苏徐州的工地上班，到了2022年3月被拖欠工资300多万元，他们向施工单位和分包单位多次讨要均无果，眼看2022年年底将至，无奈只得到北京上访。

可是他们最后却只等到了“踢皮球”的结果：北京信访部门将诉求转回徐州，徐州信访部门转给工程所在的镇政府，镇政府以工人不能提供工程量决算单等证据，以及施工单位、分包单位负责人不能到场为由暂停处理。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转了一圈还是一场空，数十名工人欲哭无泪，可是下面的评论更让人无语：

你们这才讨了两个月呀？我们从前年讨到现在呢！

这些农民工如果知道2年多前就有人提出把他们的讨薪列入“恶意讨薪”范畴，上征信系统之后，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在2020年的“两会”上，有许多提案上了热搜，比较奇葩的一个是人大代表李宝忠提出的“把恶意讨薪列入征信”的提案。

这一提案一出，网友顿时炸了锅，因为和“讨薪”相对的就是“欠薪”，从来只有听说过企业“恶意欠薪”，“恶意讨薪”倒还是第一次听说。

当时就有网友反驳说：“讨薪”是恶意的，难道“欠薪”就是善意的了？没有企业欠薪，哪来的讨薪？

之所以这条提案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主要还是因为当下社会上大部分普通人生计艰难，而那些在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尤为不易。

如图

他们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一年到头也没什么休息，结果打了一整年工，除了平时发放的生活费以外，大头都被班组长压着，说是到年底才发，结果到了年底班组长卷款跑路，去找建筑公司，企业两手一摊：民工工资我们已经发掉了，没钱。

这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看年底将至，几个穷哥们一合计：得，去劳动仲裁部门讨薪！

确实如果不是真的被逼到没有办法，又有谁愿意去找企业讨薪？去找劳动仲裁部门要说法？讨薪的终究只是一个人，而对方是一个公司呀！

你说找企业讨薪是“恶意讨薪”，那么什么是“非恶意讨薪”？无非就是走司法途径，找法院或者劳动仲裁。

国家出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现在欠薪走司法途径的经济成本已经非常低了，打这种官司几乎不用付费，但时间成本很高呀！

法院/仲裁部门开庭要安排时间，开庭了对方又安排律师跟你扯，扯完就算你胜诉了还要等待判决生效，对方拒不履行又要强制执行，法院执行又要安排时间……一来二去，等个三个月都算是快的。

等三个月公司是没事，可是工人拖不起啊！或许家里的孩子念书要交学费，或许老人看病要交保命钱……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所以也难怪有网友看到李宝忠的提案出离愤怒，更有人深扒了李宝忠的背景，通过一些企业信用查询APP显示，李宝忠系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同时李宝忠的社会兼职不少，除了全国人大代表，还兼任河北省建筑行业协会副会长、保定市建筑行业协会会长。

这就不奇怪了，屁股决定脑袋，李董本来就是欠薪重灾区的建筑公司老板嘛！

这家“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设”）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国有大企业，其注册资本高达17亿多元，远超一般的建筑企业。

但是，这家“河北建设”的诉讼仲裁等法律纠纷不少，在企业信用系统上显示，该公司涉及的司法案件数量为“999+”，风险关系数量为“999+”，相关的司法裁判文书多达4457份。

2023年以来，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有50个，其中仅4月份就有41个，被执行标的7300多万元。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一般来说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情况都是在案件不利的情况下没有积极和对方调解，案件败诉之后也没有积极主动履行判决，成为“被执行人”属于一种躺平的心态，也被企业信用网站列为“高风险”事项。

公司部分信用信息

显然，该公司就是典型的败了诉也不主动履行，非要等法院来执行的“那种”公司。

而在该公司的5000多条开庭公告中，涉及到“劳动争议”或者“劳务合同纠纷”的开庭信息更是密密麻麻，案件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从海南到内蒙古，从河北到宁夏。

还有比较扎眼的一条消息：2023年3月28日，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未按规定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被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处以10万元罚款。

如图

作为河北建设这样的大公司，堂堂国有企业，不可能不知道设立农民工工资专户的强制要求，如此尖锐敏感的问题，怎可能视同儿戏？

总不可能解释说：河北建设本来就想要拖欠农民工工资吧？

平心而论，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确实是一个建筑业界的“老大难”问题，这也不能只怪李宝忠或者河北建设公司。

因为建筑工程的特殊性，数以万计的农民工组成的不同班组流动于各个工地之间，今天这里有活就去这里，明天那里有活就去那里。

流动性也就成了管理农民工最大的障碍，因为没有人说得清楚，今天某个工人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工地干了活。

一直以来，农民工的社保缴纳也是个“顽疾”，由于他们在不同建筑企业的工地干活，那么到底应该有哪个公司来给他们缴纳社保？还有民工自已是不是愿意企业给他们缴纳社保，这都是难以破解的障碍。

企业难，农民工更难

社保无法缴纳，工作地点不确定，又造成了两个让许多建筑企业头疼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是，有的工人明明在其他工地发生了工伤，甚至已经在那个工地拿了工伤补偿，却故意跑到这个工地说是在这里受的伤，又要找企业拿工伤补偿。

第二个是，还有的工人明明是在其他工地干的活，却跑到这个工地来索要工资，虽然在大多数地方这都是个别现象，但却也有少数品行恶劣，把工人工资拿去挥霍吃喝嫖赌的班组长，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勾结，冒充班组人员冒领工资。

这时建筑企业就面临两难的困境：有理由怀疑对方根本没来工地干活，但是你拿不出证据；如果给了钱又相当于吃了哑巴亏，更要命的是还会有更多人有样学样，到工地上、到公司来要钱。

这应该就是李宝忠董事长所说的“恶意讨薪”的根本由来。

但必须要说的是，全国建筑工人成百上千万，像这样的坏蛋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想拿到自己理所应得的那份收入。

许多讨薪工人已白发苍苍

或许在无数个除夕之夜，来公司堵门的农民工让李董不得不“东躲西藏”穷于应付，又或许在公司热闹开心的年会会场上，突然闯入的讨薪来客让正在大发红包，痛饮美酒的李董深感难堪。

总而言之，无处不在的讨薪人员令李董对此深恶痛绝，恨不得一巴掌把这些穷苦人扇回娘胎里去。

但是现在人家主管部门已经给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了。

第一就是执行“劳务实名制”，要求工人每天上班进入工地离开工地必须打卡，有的地方甚至搞了“人脸识别考勤”，这样一来，你有没有到工地上班一清二楚。

第二就是执行“民工工资专户”，从而杜绝了不法班组长挪用工人工资，用于自己吃喝嫖赌的根本渠道。

你自己不认真执行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反而去怪什么“恶意讨薪”，这不是欲盖弥彰，暴露出河北建设自身劳务管理不到位，工人权益维护不力吗？

实名制考勤

对“恶意”讨薪切齿痛恨的李董，和到处讨薪求告无门的大批农民工，就这样站到了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上。

我们不禁想问，人民推选出来的人民代表，是不是要为人民说话，是不是应该为人民的利益代言？如果不是，那么在为谁代言？

一个自己的公司爆出几千条司法风险信息，每个月光被法院执行的金额就达几千万的公司老板，适不适合担任人民代表？

在党中央、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维护最底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大环境下，居然有这样一个主张把正当维权的工人拉上征信名单一“黑”了之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合不合理，正不正常？

有这样一群李宝忠们在开会高谈阔论，因为公司各种原因欠薪导致自己衣食无着，家里孩子嗷嗷待哺的工人在寒风中苦苦讨薪，而会场只能听到李宝忠们的声音：“恶意讨薪要上征信！”

据小编所见，近年来在工地务工的人员，四五十岁，乃至五六十岁的居多，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满身伤病，没有社保，没有退休金，是不折不扣的拿命换钱。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李董这到底是为谁发声？代表谁的利益？

文章写尽太平事，不肯俯首见苍生，这是非常危险，值得警醒的现象。

想要真正杜绝“恶意讨薪”，唯一出路是把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落实到底，踏踏实实地做一些企业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承担企业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去限制普通群众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