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九年（1804年）冬，北京东四胡同内烛影摇曳。八十五岁的体仁阁大学士刘墉正襟危坐，提笔写下最后一封奏折。这位被民间神化为“刘罗锅”的名臣，真实的人生轨迹远比传说更为跌宕。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六岁的刘墉在诸城老宅临摹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其父刘统勋时任刑部尚书，却要求长子从县试逐级考起。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十一岁的刘墉以荫生身份参加会试，二甲第二名的成绩震惊翰林院——这个本该直接入仕的相门公子，硬是靠真才实学挣得功名。
乾隆三十年（1765年），太原知府刘墉遭遇仕途重挫。下属侵吞库银案发，虽查无受贿实证，仍以失察罪发配军台。在漠北苦寒之地，他亲见边民疾苦，写下“裘马轻狂悔少年”的诗句。这段经历彻底磨去贵公子骄气，塑造出后来“包公再世”的风骨。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复出的刘墉任江宁知府。某富商强占民田致人死命，他突破“刑不上大夫”旧例，当街杖责涉事盐运使。任内平反冤狱十七起，百姓赠“铁面青天”匾额。正是这段地方官经历，让他的书法愈发苍劲——现存故宫的《评书帖》，字里行间透着判案的杀伐决断。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六十二岁的刘墉与三十二岁的和珅同赴山东查案。面对国泰贪污案中错综复杂的利益网，他明面配合和珅速审，暗地搜集铁证，最终迫使和珅不得不严惩贪官。晚年虽被乾隆斥为“遇事模棱”，却以书法大家身份周旋权贵之间，保全清誉直至寿终。
历史的真实往往比戏说更有深意：那个在民间故事里嬉笑怒骂的刘罗锅，实则是深谙官场生存之道的智者。当我们走进诸城博物馆，凝视刘墉亲笔《创建晋阳书院记》时，仿佛能看见一个时代文人在理想与现实间的艰难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