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记得中学历史课本里的盐铁会议么——西汉财政大臣桑弘羊，与以儒家学者组成的文学贤良，在朝廷上进行一场治国方略的争辩。

我们先来了解下双方的背景。

桑弘羊是个少年天才，他出生在洛阳，父亲是个商人。

桑弘羊13岁的时候，就因为心算能力很强，被选拔进入官员候补队伍，可以理解成，13岁就已经进入了公务员队伍。

之后他一步步升迁，成了大司农。

大司农就是主管国家财政事务的，和今天的财政部长相似。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主持过很多次财政改革，给汉武帝对外军事行动和对内国家治理，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立下了大功劳。

刘邦评论“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从不上战场的萧何排第一，就是因为萧何给了刘邦集团源源不断的供给。

所以，汉武帝远征匈奴的功绩，桑弘羊的作用堪比卫青、霍去病。

对于这样的一位人才，汉武帝当然非常信任。

临死之前，把太子托付给他，加封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成了托孤大臣之一。

论战的另一方，是文学贤良。

“文学”、“贤良”其实是两个词，简单来说，就是汉代选官的两种途径。

盐铁会议上的“文学”，就是从函谷关以东各郡国的儒家知识分子里选出来的。

“贤良”就是首都长安附近的儒家学者。

这场论战是盐铁会议，辩论的主要内容，除了要不要废除盐铁专卖，还有其他财政问题，甚至还上升到治国方略。

这些辩论的内容，都被一位叫桓宽的学者，写进了《盐铁论》这本书里。

辩论的一方是当朝大官，另一方是儒家知识分子。

这一场大辩论，其实显示出桑弘羊这个人的宰相风度。

讨论的是国家的财政政策，以他当时的地位，还用跟民间知识分子讨论吗？

桑弘羊完全可以说一句：“这是现实需要”，就把文学贤良们打发了。

相反，他是坚持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

《盐铁论》这本书里，桑弘羊引用了《论语》18次、《孟子 》5次、《诗经 》8次、《春秋公羊传》7次、《管子》6次。

桑弘羊可以说是博古通今，而且还能理性看待现实。

还有更难得的，在辩论很激烈的时候，哪怕被当面指责贪利忘义的时候，桑弘羊作为大权在握的官员，也没有翻脸，表现得很有风度。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双方的观点吧。

桑弘羊的思想，就四个字：积极治理。

大家应该还记得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那就是无为而治，国家啥都不管。

但桑弘羊不一样，他觉得通过国家的积极治理，社会和经济就能达到理想的状况。

对内，桑弘羊认为必须积极利用刑罚的力量，就像耕田时必须除掉有害的草，才能种好庄稼，维护社会秩序时，只有让坏人受罚，才能让好人高兴。

对外，国家要取得安全，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和充足的防备，敌人不会因为你有德就服你，但会因为怕你而服你。

桑弘羊说的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要花钱的，那钱从哪儿来呢？

桑弘羊的办法，还是积极治理，就是积极开发财源。

他说，富国并不是只有农耕一条路，工商业也是致富的办法。

桑弘羊说，工商业能有效地集中大量资源，有利于开展市场分工，互通有无。

这样的话，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经济自然也就发展了，财富当然也就增加了。

这可是两千多年前一位古人说的话啊，这思想搁在现在，都不过期。

在我们影响中，中国古代都是重农抑商，其实古人很早就知道工商业能致富的道理。

桑弘羊的观点，也是姜太公、管仲等这些更早的学者的思想继承。

这样对发展工商业的观点又启发了宋代王安石的变法。

所以靠工商业实现国家富强，这样的观点，其实一直潜藏在中华帝国治理的传统中。

只不过相比农业，工商业不稳定性太高，所以统治者不到山穷水尽，是不会把这一法宝拿出来的，毕竟，稳定压倒一切嘛。

工商业发展了，国家就可以通过收税来增加财政收入。

古时候的商品，大致其实就两类。

一类是普通商品，比如衣服、物品、器具等等，它们的特点是价格涨跌对需求影响很大。

另一类是特殊商品，价格涨跌对需求影响不大，比如盐、铁、酒、茶叶。

桑弘羊觉得，不管是普通商品还是特殊商品，都应该交给国营商业机构来垄断经营。

但是呢，国营商业机构效率太低，普通商品也增加不了多少财政收入，所以，就不垄断普通商品了，只垄断盐铁这样的特殊商品。

为什么垄断盐铁这样的商品就能增加财政收入呢？

原因很简单，比如说盐，只要价格上涨不是太过分，你还能吃得起，你消费的总量就不会减少太多。

国家垄断经营，就可以在自愿买卖这种形式的掩盖下，通过提高盐价来增加财政收入。

桑弘羊的说法是“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当然，从现代的角度看，国营垄断，会破坏市场经济，最后反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但桑弘羊考虑的不只是财政收入，还有更深的国家治理层面的考虑。

盐和铁的经营，如果不在国家手里，在私人手里，会怎样呢？

那肯定是造就一批富可敌国的豪强，谁能保证这些人不会压迫老百姓，甚至是威胁国家统治呢？

所以，桑弘羊的考虑，除了财政收入，还有抑制豪强势力、维护国家稳定这些方面。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颠覆了大家对于中国古代官员的看法。

桑弘羊有理论、有实践、格局大，比起那些只会写诗词、写文章忧国忧民的才子们，是不是更性感。

理性、博学，对国家积极职能的效果充满信心，对工商业活动创造财富的作用认识深刻，还高度重视用财政手段来防范社会势力的失衡，你说桑弘羊是从现代穿越回去，都有人信。

桑弘羊的观点那么好，那么和他论战的儒家学者们，是不是就很迂腐呢？

我们来看看文学贤良的观点。

桑弘羊的主张是积极，那文学贤良站在他的对立面，当然就是主张消极了。

消极就能治理好国家吗？

桑弘羊对内对外都要积极，可积极就得花钱。

文学贤良们不同意，财政支出那么大，你不就得从民众身上继续捞钱吗？民众怎么受得了？

就应该用最节约的支出方案，成本最低地治理国家。

君主呢，就应该“垂拱而治”，啥都不管，天下就太平了。

要节约，要无为，那对内对外就得消极。

对外，那就不能打仗了，不能靠武力征服，得靠道德感化，靠和平手段处理问题。

咋一看，文学贤良好像有点不通实务，只会唱高调，搞理想主义这一套。

但事实并非如此，文学贤良对外也是主张扩张，但要降低扩张的成本。

比如，可以用文化渗透的方式，这样既不用花那么多钱，还不会太干扰老百姓的生活。

文学贤良们提出了帝国扩张的自然边界问题。

意思就是说帝国扩张到一定程度，为扩张付出的边际成本就会比边际收益要高，帝国扩张是有一个自然的边界的，不是想扩多大就扩多大的，如果成本太高了，继续扩张就不合算了。

你看哈，文学贤良不是书呆子，这套想法，是经过冷冰冰的功利计算的——用最低的成本扩张，等扩张成本大于收益时，就停止扩张。

对内，桑弘羊要用刑罚的力量。

文学贤良一听，又要花钱，刑罚的实施要官员执行，养那么多人，咋成。

国家最主要的职能，是让人们有品德，讲仁义。

那执政者就不能用刑罚，而是该以身作则。

文学贤良说了这么一句话：“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大家都讲道德了，社会运转成本是不是就很低了。

对于盐铁国家垄断这事，文学贤良又是什么观点呢？

文学贤良们当然就是强烈建议废除国家垄断，交给民间自由开发。

桑弘羊说盐铁专卖是，“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文学贤良说不对，盐铁专卖肯定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

比如说铁器，你统一管理了，标准化了，官营的铁器行就卖一种规格的农具。

可是老百姓的土地情况都不一样啊，硬的软的，干的湿的，一种农具肯定不够使，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再说了，“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你从盐铁专卖里赚到钱，那肯定是从民间来的。

盐铁专卖，那就是剥夺民众的财富。

文学贤良认为，这不是“无害于人”，对老百姓是有伤害的。

文学贤良们还认为，盐铁专卖，其实超出了国家管理能力。

那时候的官吏怎么可能有能力去真正地经营盐铁业，他们只会简单地抬高盐铁的价格。

也就是说，官吏们会用垄断的力量，从盐铁业中获得暴利。

盐铁的价格就会变得非常贵，最终，老百姓就消费不起了。

桑弘羊不是还说，盐铁国家垄断经营，还能防止社会势力失衡吗？

这一点文学贤良也不同意。

普通商户怎么可能破坏国家稳定？要破坏，也是你们这些权贵。

从盐铁业获得的暴利，都进了权贵们的口袋，你们的势力越滚越大，不只是伤害国家利益，甚至可能颠覆国家。

桑弘羊推崇工商业，文学贤良则坚持重农抑商。

文学贤良是这样想法，国家要是真的像桑弘羊主张的那样重视工商业的话，首先就会逐利之徒当道，紧接着，社会风气就败坏了呀。

最终，国家的道德基础就丧失了。

所以，工商业虽然有用，但绝不能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那财政收入靠什么呢？农业。

农业才是国富的根源啊，依靠重农，国家才会有持续的财源。

只有坚决地重农抑商，才能国富民安。

我们理性去看待文学贤良这群人的观点，大家会发现，他们可不像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儒家知识分子，不通实务，理想主义，只会唱高调。

相反，他们对现实状况了解得很，对帝国制度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的言论主张，还真不是纯粹的空谈。

好了，盐铁会议两方的观点都阐述完了，你觉得哪方能赢呢？

或者你认为哪方应该赢呢？

历史的答案是，开完这次会议，文学贤良们的主张稍稍占了上风，影响了后世帝国的治国原则。

比如财政支出规模要小，要履行消极的职能，国家以农业为主等等。

但是呢，桑弘羊的主张也被帝国采用了，盐铁等特殊商品被帝国牢牢掌握在手中。

剩下的那些观点呢？比如，桑弘羊主张的财政支出规模要大，应该重视工商业，还有文学贤良主张的把盐铁交给民间经营，等等这些观点，就消失了吗？

也不是，这些观点在帝国财政的讨论中、实践中，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在国家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就会冒出来，甚至有时还是主导地位。

换句话说，主导帝国两千多年治国方略的正统原则，多数是文学贤良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奠定的，但也有桑弘羊的贡献。

而这样的治国方略的原则，直到晚清，才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