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千年蛊毒，百年巫术”，一说到“蛊”，不少人马上就会想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少数民族蛊术。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蛊”最早和汉族有着密切关系，它的起源甚至能追溯到上古时候的蚩尤部落。在商朝发掘出的甲骨文中，“蛊”字常常出现，这当中到底藏着啥秘密呢？为啥历朝的法律里，对养蛊的人的惩处那么严厉呢？让人更想不明白的是，就这么一个看似普通的“蛊”字，咋就在汉武帝时期引发了一场大灾难，酿成了让朝野震惊的“巫蛊之祸”呢？这里面，又有着啥大家不知道的事儿呢？
一、有关蛊的起源以及其发展变化
在中原这片土地上，“蛊”这个字的由来很是神秘。据说在黄帝那个时候，蚩尤部落就拥有了这门特别的本事。那时的蚩尤部落住在涿鹿那个地方，他们不但善于冶炼金属、打造兵器，更让人害怕的是，他们还会一种神秘的法术。
据说蚩尤和部落里的巫师们有一回偶然发现了个特别的情况：要是把一些昆虫放到装满谷物的容器里，这些昆虫就会互相撕咬吞食，到最后就只剩一只了。这情况让他们挺感兴趣，接着就专门对其进行研究，慢慢地就形成了最初的“蛊术”。
在涿鹿之战时，蚩尤依靠这特别的本事，着实让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遭了不少罪。据《山海经》所讲，蚩尤能够“喷吐烟雾，如腾云驾雾一般”，实际上这属于早期蛊术的一种呈现形式。蚩尤的部落会在打仗前于敌营周边撒放专门制作的粉末，这些粉末能致使敌军出现幻觉，难以分辨方向。
战争打完后，蚩尤部落剩下的人带着这项技艺到处搬家。其中有一些人搬到了长江南边的地方，这就导致后来“蛊术”在南方被广泛传播。而留在中原的那部分族人，把这项技艺放进了当时的巫术文化里面。
在商朝的时候，“蛊”是个颇为重要的概念。从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蛊”字出现的频次挺高。考古学家发现，商朝人把“蛊”字写成一个器皿里装着三条虫的模样。这样的写法形象地体现出了那时人们对于“蛊”的认识。
有意思的是，在商朝的占卜事宜里，“蛊”常常跟疾病、灾祸有所关联。有一块甲骨上写着：“贞：王疾，唯蛊？”说的是询问王的病是不是蛊造成的。还有另一块甲骨记着：“贞：勿蛊？”这显示出商朝人已经在琢磨怎样防备蛊术了。
在西周时期，“蛊”的理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的蛊卦，是拿器皿里面有虫来打比方，表明事物腐朽且需要进行整顿的情形。在这个时期，“蛊”不单单只是一种巫术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文化标识，代表着某种应当去除掉的腐败状况。
在春秋战国那个时候，文字慢慢变得规范起来，“蛊”这个字的写法也渐渐确定了。当时的铜器铭文里，“蛊”字跟现在的写法已经相当接近了。在这一时期的典籍当中，开始有很多有关蛊术的记录，这里面不但有具体施行蛊术的方式，还包含了预防和医治的手段。
二、蛊毒的那层神秘遮挡注：原文中“面纱”这个词相对书面一些，这里用“遮挡”这个更口语化的词进行了替换，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使表达更加通俗易懂。
随着蛊术文化的流传和发展，各个地区慢慢有了独有的蛊毒制作手段。在先秦时候的典籍《周礼》里，对当时“庶氏”这个职位专门负责处理有毒虫子的事情进行了详尽记录。这些官员得清楚各种有毒虫子的特点，不但要防止毒虫造成危害，还得明白它们的药用功效。
在战国时代的《山海经》里，记录了不少特别的毒虫，“蛊虫”就是其中一种。据说这虫子在南方的山林里生存，外形像蚕，不过身体的颜色五彩纷呈。当地的人会把这种虫子放到专门的陶罐里面喂养，以此来制造蛊毒。
在秦汉时期，由于南方地区不断被开发，有关蛊毒的记载越发多地出现在史书中。按照《汉书》所写，那时的巴蜀之地存在一种特别的制作蛊毒的办法。人们会在夏天收集一些特定的虫子，把它们放到密闭的容器里，再添上特殊的草药，经过一阵子的发酵，蛊毒就制成了。
在东汉时期的医学典籍《伤寒杂病论》里，张仲景特地记录了一些应对蛊毒的药方。这些药方里用到的药材，多数有着解毒消炎的作用，像雄黄、朱砂之类的矿物质药材，还有槟榔、使君子这样的植物药材。从这些记载能够看出，那时的医学领域已经着手对蛊毒的医治办法进行系统性的探究了。
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地区蛊毒的制作办法及特点不尽相同。在湘西，有一种用蜈蚣与蝎子制成的蛊毒在流传；在桂林那一块儿，存在用蛇类来制作蛊毒的方式；在云贵高原区域，较多运用的是一些特定的昆虫。这种地域差别和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蛊毒跟古代医学有着奇妙的关联。在《本草纲目》里，李时珍把多种毒虫的药用价值进行了详尽记录。像蜈蚣能用于医治痉挛与抽搐，蝎子能够用来缓解疼痛，这都是通过长久实践归纳出的经验。挺有意思的是，这些带毒性的生物，到了古代医家那里，既能成为要命的毒物，也能变成救人的好药。
在唐宋时期，医学不断发展，人们对蛊毒的了解愈发深刻。《备急千金要方》里记录了好些解蛊毒的办法，这里面不但有药物医治的内容，也有像针灸、按摩之类的物理治疗手段。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医者们还归纳出了蛊毒的各类类型以及相关症状，给后来的研究给予了关键的参照。
古代文献的这些记载显示，蛊毒并非纯粹是迷信所得，当中蕴含着古人在毒理学方面的认知与摸索。在一些情形下，蛊毒兴许是古人针对某些传染病或者寄生虫病的一种阐释。就像有些地方所说的“蛊毒发作”的症状，跟某些寄生虫病的呈现特别相像。
汉武帝元延元年（前110年），整个朝廷正有一场政治风暴在暗暗形成。这起在后来的史书中被称作“巫蛊之祸”的事件，是因为太子刘据被指运用巫蛊之术来诅咒汉武帝而引发的。而事情的引火线是江充发觉太子宫里藏着木人，还说这木人是实施巫蛊之术的用具。
实际上，在那起事件出现以前，汉武帝对巫蛊之术极为忌讳。据《史记》所写，早在元狩六年（前117年）的时候，朝廷就曾颁布命令，严格审查巫蛊之事。那时在长安城里，有好几十人由于被怀疑使用巫蛊而被处死。这样的高压情形，给日后“巫蛊之祸”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随着调查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朝廷重要大臣被牵扯进来。江充表示在卫皇后的宫里也找到了相像的木人，致使情况愈发严重。汉武帝命令对此事进行全面清查，并让江充担任御史大夫，把调查的全部事宜交给他负责。江充凭借自身职权，大量抓捕并审问跟太子有关的官员和宫女。
在审讯的时候，江充运用了特别残忍的刑讯办法。据《汉书》所写，那时被抓的人有“上万之多”，不少人在严酷的刑讯之下，只得承认参加了巫蛊之事。而这些人的供词，让太子刘据谋反的罪名更加确凿了。
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元延元年六月，太子刘据起兵造反。他带着亲信队伍打进长安城，想要给自己证明清白。但是，这场行动最后没能成功。刘据在逃跑的路上自杀了，他的家人也都被全部杀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打住。江充趁机把打击的范围给扩大了，将调查的矛头对准了更多朝廷里的重要大臣。卫皇后也没逃过这一劫，最后被废掉后位，忧郁地死去了。据了解，在这场政治大清洗当中，光是在长安城就有好几万人受到牵连，这里面有不少皇亲国戚以及重要大臣。
需要注意的是，这场政治风暴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不少地方官员为表忠诚，纷纷在各地全力抓捕“巫蛊之人”。如此一来，使得更多无辜百姓受到牵连。据《汉书》所述，那时“天下大惊，人们在路上相遇不敢交谈，只能以目示意”，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恐慌状态。
后来的史学家对这一事件展开研究后察觉到，所说的“木人”大概只是那时民间普遍的祭祀物件。在汉代，拿木人来祭祀属于常见习俗，不一定就和巫蛊扯上关系。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些平常的祭祀用品却被添加上了阴谋的意味。
最终，汉武帝晚年时，政治局势出现重大转变。原先的政治架构被完全颠覆，一批新兴政治力量逐步兴起。与此同时，此次风波致使巫蛊之术在民间的影响力大幅降低，人们对其更是避而不谈。
相较而言，在之前的秦朝以及之后的东汉时期，虽说也有类似的巫蛊案子出现，然而其规模与影响，跟汉武帝时期的这场政治风暴相比，那可就差得远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所谓的“巫蛊之祸”，实质上常常是政治斗争的幌子。
四、历代律法里有关蛊毒的条例
自打秦朝把六国统一之后，各个朝代对于蛊毒之术的管理控制那是相当严格。秦始皇把文字和度量衡统一之后，就在整个国家推行了统一的法律。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里面，能看到有专门针对巫蛊之术的规定，写着“要是有搞蛊毒的，那罪过就跟大逆不道一样”，从这就能看出秦朝对这类举动的看重程度了。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在法律方面进一步对有关蛊毒的规定加以完善。据《汉书·刑法志》所述，但凡制造、传授以及使用蛊毒的人，不光其本人会被处以死刑，连他的家族也会被牵涉其中。这种连坐的制度设定，表明了统治者对蛊毒极为畏惧。
在东汉时期，有关蛊毒的法律规定愈发细致。据《续汉书》所记，那时把蛊毒案子划分成好几个级别：要是仅仅拥有蛊毒，就会被判处死刑；倘若用蛊毒害人但没有成功，就会被灭族；要是用蛊毒把人害死了，就会被诛灭三族。并且，官府还设置了专门的“督蛊吏”，来负责对蛊毒案件进行调查与处置。
魏晋南北朝那时候，政权老是换来换去，蛊毒这种邪术一时间变得很猖獗。《晋书》里讲了个挺出名的事儿：永嘉年间，南阳那块儿有好多蛊毒的案子，当地官府下了狠手去整治，没几个月就查出好几百个牵涉其中的家族。为了起到吓唬人的作用，官府把这些案子的审理过程都公开搞，还把判决的结果贴到城门口去。
唐朝立国后，针对蛊毒的管理控制愈发系统化。在《唐律疏议》中特地设置了“蛊毒律”，把蛊毒罪划分为预备、未遂、既遂等各类情形，且明确了对应的惩处准则。与此同时，唐朝于各州县设置了专门的“禁蛊司”，承担着预防与查办蛊毒案件的职责。
得留神的是，唐朝的法律针对蛊毒案件的举报制度有着细致的安排。要是有人告发蛊毒案件，经过查验确实如此，就能拿到不少的奖励；可要是举报的情况不属实，那就要被狠狠惩处。这样的制度既推动了群众去检举，又避免了胡乱诬告的情况出现。
在宋朝的时候，因为商业得到了发展，蛊毒案件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据《宋史》所述，那时有许多商人凭借蛊毒来展开商业竞争，所以朝廷特地增添了针对这种行为的惩处条例。并且，宋朝的法律还明确，只要是贩卖制作蛊毒所需材料的人，同样会被严厉惩治。
虽说元朝的统治者是外族，然而他们对蛊毒的态度也是相当严苛的。在《元典章》里有规定，各地的官府得定时组织检查，要是察觉到蛊毒的案子，就得马上向中央呈报。为了强化管理控制，元朝还在偏远地区设置了专门的“巡蛊使”，其职责是监管当地反对蛊毒的工作。
在明清两朝，伴随社会的进步，蛊毒案件的性质出现了改变。在《明律》与《大清律例》里，除去原有的蛊毒条例，又增添了不少新的规定。好比说，对借助蛊毒实施敲诈勒索的举动，制定了专属的惩治办法。并且，这两个朝代的律法还着重指出了官员在处置蛊毒案件当中的职责，要是玩忽职守或者包庇纵容，就会遭到严厉惩处。
五、蛊毒文化于民间的传承和发展变化
蛊毒文化作为一种特别的民间传统，在各个地方有着不一样的传承模式。在湘西那儿，蛊毒的知识常常是以家族的形式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按照当地古老的族谱所写，有些家族会特意挑出特定的子孙来当传承者，一般会在这人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教给他相关的知识。这些当传承人的，得通过很严格的检测，像对草药的认识、对毒物的饲养等好多方面的训练都得过关。
在贵州的黔东南一带，蛊毒文化跟当地的傩戏传统彼此融合。每到农历七月十五，该地区的一些苗寨会开展驱邪祭祀活动。在这个活动里，巫师会戴上专门制作的面具，进行驱赶恶蛊的表演。此仪式不但有驱邪的部分，还加入了不少医药知识的讲解。
云南地区的蛊毒文化跟当地的采药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清朝的《滇南志略》提到，当地居民每年都有特定的采药时节。在这时候，一些专门的采药者会走进山林，找寻用来制作蛊药的原材料。这些采药者一般有着丰富的药品知识，清楚各种草药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广西壮族地区，蛊毒文化跟当地的歌谣传统相互融合。那儿流传着许多有关蛊毒的民间歌谣，这些歌谣不但记录了蛊毒的制作办法，也涵盖了解毒的配方。这种借由歌谣来传承的知识，常常会在当地的集市或者节日的时候，以对歌的形式进行传播。
在明清之时，由于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蛊毒文化有了新的转变。一些商业化的趋势开始展露出来，有的地区居然还出现了专门的“蛊医”，他们不但可以化解蛊毒，而且能诊治普通病症。这些蛊医往往会在固定的集市里坐堂看病，构建起了特别的民间医疗系统。
在江南一带，蛊毒文化跟当地经济作物的栽种有所联系。有些种植者会借助特别的方子去防控农作物的病虫害。而这些方子通常是在传统蛊毒知识的前提下进行改进所得，体现出蛊毒文化在实际生产里的运用。
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西方医学传了进来，传统的蛊毒文化随之有了变化。一些地方的蛊医把现代医学知识融进了传统的实践里头。就像他们会用显微镜去查看毒虫的特点，还会把详细的观察情况给记录下来。这样的融合让传统知识有了新的进步。
在民间的医疗实践里，蛊毒文化催生出了特别的禁忌体系。就像在苗族地方，制作药物得挑特定的时间和方向，而且得依照严苛的禁忌行事。这些禁忌不但涵盖了具体的操作准则，还关联到采药人的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
在部分地区，蛊毒文化跟当地的建筑习俗存在相互作用。就像在某些苗寨里，住房在设计时会专门留出用来存放药材的特别空间，这些空间一般处在房屋的特定部位，而且还配备了专属的通风设备。这样的建筑特点，很直接地体现出蛊毒文化对当地生活模式有着深刻久远的影响。
另外，在部分地区的节日庆祝活动里，依旧留存着和蛊毒文化有关的特别仪式。这些仪式一般有特定的舞蹈、音乐以及祭祀行为，表明了蛊毒文化在民间信奉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就像在某些地区的过年庆典中，当地居民会开展驱蛊的祭祀活动，这类仪式常常会持续好几天，涵盖了繁杂的流程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