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军队10万人进入德国西北部的鲁尔工业区，理由是德国没有按期支付战争赔款，此次事件后来被称作“鲁尔危机”。法国竭泽而渔的做法给德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经济陷入崩溃，工人失业人数激增，进而加剧了国内的危机。
“鲁尔危机”前的两个多月，也就是1922年10月28日，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因为对国会选举的不满，号召3万名支持者向罗马进军。意大利国王埃马努埃莱三世因为惧怕国内陷入动荡，于10月29日授权墨索里尼组阁，意大利从此进入墨索里尼独裁时期。
远在德国南部的希特勒得知意大利的巨变后，认为找到了一条通往权力顶峰的捷径，此时的纳粹已有数万党徒，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将德国带出泥沼。
整个1923年，德国都在经历着痛苦的恶性通货膨胀。1月，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是7000比1。到了当年年底，汇率已经变成40亿比1。一次有人将装满纸币的篮子遗落在了街上，当他返回去时，纸币被扔在街边，篮子已经不见踪影。
巨富们用低得近乎荒唐的价格买下本来价值不菲的企业、商店，那些靠债券和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则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工资一刻不能留在手中，必须马上花出去。如果拖延15分钟，就只能买到之前3/4的商品。一张纸币的价值，政府只需要在上面扣一个印章，就一下子升值了上千倍。
一些地区或者大型企业不得不自己发行票据，以替代毫无价值的马克。在这种情况下，魏玛共和国对局势的掌控能力也越来越差，各邦的独立意识则前所未有地高涨。
1923年的春天，希特勒忙得不可开交，他最迫切需要的是钱。为此他和“美国知己”汉夫施丹格尔坐上一辆老爷车前往柏林、萨克森、莱比锡。在返程时，他到汉夫施丹格尔位于慕尼黑10英里的乌夫因的小别墅作客，他们受到女主人赫伦纳的热情款待。这是个用石块砌成的小建筑，阿道夫自己可能没有想到，他在几个月后差点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两个人在闲谈时，阿道夫不经意间说：“在下次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保证控制俄国西部的粮食补给线。”汉夫施丹格尔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意味着德国将来要和苏联结盟，他连忙反驳说：“需要考虑的倒是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美国。如果你把他们推向另一边，那么未来的战争你还未发动就已经输掉了。”
在发动“啤酒馆暴动”前，阿道夫就已经有过一次行动。1923年4月，当他返回慕尼黑后就开始造势。阿道夫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逻辑是：英法其实输掉了一战，德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因为通过战争德国认识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是犹太人，而且正竭尽全力地摆脱他们。
随后他又将矛头指向魏玛共和国，大声疾呼要为死于世界大战中的200万德国人，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孤儿寡母、残废者伸张正义。“为了这数百万的人们，我们必须建立新德国！”
4月19日，希特勒拜会巴伐利亚州长卡尔，向后者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他宣布废除魏玛共和国颁布的《共和国保护法》，期限是次日答复，如果不答应，他们将采取行动。
4月20日是星期六，希特勒整日都在焦急地等待卡尔的消息，可最终什么都没有等到。4月22日星期一，卡尔表态：他本人反对《共和国保护法》，但由于它已经成为巴伐利亚的法律，所以只能执行它。
这种“太极”式的答复自然无法得到希特勒的满意。5月1日，希特勒召集群众游行以示抗议。当天9时，1300多名纳粹冲锋队员持枪走上街头，其本人也提着一顶头盔走在队伍中。中午时分，罗姆带领一支军队和警察将他们包围，因为他奉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洛索夫和州警察局局长赛塞尔的命令，收缴示威者的武器。
施特拉塞请求开火，因为缴械则意味着行动彻底失败，这会让纳粹的威信扫地。希特勒也十分愤怒，让罗姆来缴械是对自己的侮辱，日后人们会讥笑纳粹爆发了内讧，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了。不过他心里很清楚，一旦开火，这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冲锋队员只会被消灭。
无奈之下他下令撤退，但队伍没有解散，他们不久又遭遇了德共的一支先遣队。两支队伍立即陷入一场械斗，凭借着人数的优势，阿道夫等人获得了“胜利”。这是一场十足的闹剧，任何一方都没能获益。巴伐利亚政府很难堪，他们指责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置身事外的外国观察家们则认为纳粹的势头“正在减弱”，因为民众对他的煽动感到厌烦。
“五一行动”的失败让纳粹的活动陷入沉寂，希特勒也化名“乌尔夫”跑到德奥边境的贝希特斯加登躲避。他的意志有些消沉，汉夫施丹格尔建议他参加一些活动，他也并不热心。阿道夫住在一所建在陡峭山上的公寓，他很喜欢这里的风景。十几年后，马丁·鲍曼为了讨好希特勒，下令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别墅。战后，一名记者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鹰巢”。
有意思的是，这家公寓的老板娘很讨厌希特勒，因为他总是拿着皮鞭四处挥舞，还当着她的面炫耀自己，她认为这个人是疯子。而让她痛苦的是，自己不得不和一个疯子相处几个月。
让希特勒烦躁的重要因素是他感觉到了危机，这个危机来自纳粹内部。工人党的创始人卡尔·德莱克斯勒反感希特勒的做派。纳粹正在走向暴力，而且不知道希特勒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迅速和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他觉得这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此外越来越激进的党徒们也心生不满，他们的热情已经被点燃，如果无处宣泄，它将很快失控或熄灭。
9月1日，希特勒出现在纽伦堡，十多万纳粹党徒和支持者也来到这座城市。阿道夫在讲话中暗示：“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9月2日，“战斗联盟”成立，它旨在联合几个右翼的团体推翻执政的魏玛共和国，并废除《凡尔赛条约》。战斗联盟的领导人都是纳粹成员，包括秘书长施勃纳·里希特和恩斯特·罗姆。他们发出的号召是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希特勒宣称：“我们的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作好准备。在老的树干倒塌时，新的幼树已经长起。”
当时实际掌控巴伐利亚权力的有三个人，即前任州长卡尔，国防军司令洛索夫和警察局长赛塞尔，这三个人被称为巴伐利亚“三巨头”。巴伐利亚当局对时局的态度也很矛盾，他们同情右翼的主张，但对他们的行动无法容忍。
经过授权，卡尔被推到前台负责平息愈演愈烈的局势。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禁止纳粹即将举行的14场集会。希特勒认为：这是威胁也是一次机会，如果妥协则意味着毁灭，如果反抗成功自己将一跃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人物。里希特也鼓噪他：“我们必须干点什么，否则手下的人会变成左翼激进分子。”
在下决心前，希特勒拜会了豪斯顿·张伯伦，他和30年代出任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是叔侄关系。豪斯顿身上有很多标签：英国人、家境显赫、瓦格纳的崇拜者兼女婿、瘫子。作为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却疯狂崇拜日耳曼人，认为日耳曼人最终将主宰世界，他也因此被奉为“第三帝国精神的创建人”。
豪斯顿·张伯伦当时已经68岁，行将就木。在希特勒离开后的几天，他给后者寄去了一封信，写道：“只此一击，我的灵魂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的证明。”
让希特勒有底气的是，1923年的头十个月，纳粹吸收了3.5万新成员，这让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希特勒的另一个底气是巴伐利亚复杂的局势。压力在卡尔那边，巴伐利亚政府虽然授予他全权，但多数领导人同情右翼，他们在私下给卡尔施压，要求他不要使用过激的手段，而是应该温和地对待希特勒。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和警察都极力保持克制。
魏玛当局对巴伐利亚的处理方式相当不满。十月，国防军司令洛索夫被解职，新任司令在洛索夫的面前炫耀：柏林那边有众多将军支持自己。洛索夫则反唇相讥：在巴伐利亚，他可以让部下无视对方的命令。
洛索夫并非支持希特勒，在小小的巴伐利亚，不同主张的人都在暗地准备，洛索夫的信念是将巴伐利亚分离出去，他因此正极力拉拢巴伐利亚的王室成员。像罗姆这种既是纳粹成员，又有军人身份的人则中和了两种主张，他跪求巴伐利亚皇太子，希望他能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合作，共同统治巴伐利亚。然后以此为基础，北上吞并整个德国。
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的，虽然事出仓促，可四周的确都是火药桶，只需要一声枪响就可以彻底引爆。戏剧性的是当枪响的时候，并不是暴动的开始，而是给暴动画上了句号。
10月30日，希特勒向听众们宣布，他准备向柏林进军，让三色万字旗飘荡在柏林皇宫上。2天后，警察局长赛塞尔约见希特勒。他告诉后者，自己不愿意和世界大战的崇拜者有任何关系，陆军方面也和自己保持一致。希特勒则拉拢赛塞尔，承诺他将在不久之后指挥全国的警察，洛索夫会出任国防部长，卡尔将授权组阁。而他本人则不会担任重要职务。
会面毫无结果，赛塞尔认为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废物”。11月6日，三巨头碰面，卡尔这次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认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德国，推翻魏玛共和国。但这需要几个人齐心合力，决不能像“某些组织”那样肆意胡来。洛索夫和赛塞尔表示同意。三人还决定在11月8日的晚上，在贝格勃劳酒店举行大会，届时将动员“德高望重”的公民采取联合行动。
与此同时，希特勒等人也在里希特的家中密谋。他们将行动的时间定在11月11日。那天是个假日，机关部门关门，军警也会比较少。更重要的是，5年前的这一天德国宣布战败投降，所以会给行动增添一些特殊意义。
11月7日，行动计划开始落实具体细节：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德共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在慕尼黑行动的阻碍是2600名军警，纳粹手上则有4000名全副武装的“起义者”。
与会的人包括希特勒、戈林、里希特。据说鲁登道夫也在场，但事后这位58岁的老人矢口否认。正在几个人商议的时候，传来了卡尔等人将在次日晚上召开大会的消息。希特勒当即决定行动提前，在8号晚上用武力逼迫三巨头就范，然后向柏林进军。如果三人不配合，那就把他们囚禁起来。
11月8日清晨，几个人分头准备。中午时分，冲锋队的头目接到了命令，分发武器弹药然后向慕尼黑集结。希特勒突然跑到《人民观察家报》报社，见到罗森堡和汉夫施丹格尔，他要二人带上手枪，跟着自己行动。
下午，希特勒来到一家咖啡馆，和一位摄影朋友闲聊了一阵。然后在街上遇到了戈林，戈林告诉他，有几支冲锋队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元首百人卫队”将跟随希特勒行动，其他人负责控制政府大楼、军区指挥部、兵营、桥梁和主要道路。
晚上8时，希特勒提前来到贝格勃劳酒店。这里距离市中心很近，在当地很有名，宽敞的主厅可以容纳3000人同时就座。阿道夫、汉夫施丹格尔和里希特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坐了下来，汉夫施丹格尔花了30亿马克点了三杯啤酒，一边低头品酒，一边焦急等待大队人赶来。
8点半左右，戈林带着卫队赶来了。希特勒的私人保镖格拉夫急忙用暗号通知里面的三个人。希特勒脱去了军大衣，拔出勃朗宁手枪。在他身后有格拉夫、里希特、汉夫施丹格尔、赫斯和戈林。卫队也冲了进来，迅速架起了机枪。
大厅里的人（包括州内阁成员和议员）一下子慌乱起来，有些人吓得趴到了桌子底下；有些人试图跑向门口，但被警告退回去，反抗的人身上则挨了鞭子或是拳头。希特勒朝天花板开了一枪，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他看了看呆立在台上的卡尔，然后宣布：革命爆发了！大厅已被包围，谁都不许离开！
他把三巨头带到一个小房间，重申了自己了主张，然后他对三个人说，自己的枪里还有5发子弹，4发将射向“卖国者”，最后1发是留给自己的。他见三人还是没有表态，遂返回大厅，发表了一番简短的演讲。仅仅几分钟后，恐惧、愤怒的人群就转变了态度，喝彩声压倒了零星的反对声。希特勒趁机询问：“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在外边，他们正在努力作出抉择。我能不能对他们说，你们支持我们？”众人振臂回应：“可以！”
这时，鲁登道夫也赶来了，他是坐着希特勒的“梅赛德斯奔驰”车来的。一下车就沉着脸，似乎内心并不十分情愿。希特勒伸出一只手，对三巨头说：“好啦，先生们。跟我们一起干吧。”洛索夫首先伸出了手，接着是赛塞尔，然后是卡尔。
希特大喜过望，他当着在场的众人说：“5年前，我是陆军医院的一名失明病人。我曾向自己发誓：11月罪人不推翻，不在支离破碎的德国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既自由又富丽堂皇的德国，我就决不罢休。看来我正在实现这个誓言。”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暴动准备并不充分。行动时间是临时决定的；作为最有威望的鲁登道夫似乎正如其本人所说，他事先并不知情；三巨头虽然同意一起行事，可明显是被胁迫的。也许墨索里尼发起的“进军罗马”行动太顺利，让希特勒等人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以为振臂一呼，就能卷起一股浪潮。行动初期的确很顺利，看起来已经成功在即，但随后局势急转直下，也暴露出组织者的幼稚。
在贝格勃劳酒店外面，纳粹的其他成员占领了城市的绝大多数要点，还有几支队伍扑向兵营、政府大楼和军区司令部。但他们忘了一个重要的机构，就是慕尼黑电话局。当局和外界仍然保持着联系，一道道命令也顺利地下发，局势开始对暴动者不利。
希特勒这时离开了酒店，他动身去兵营平息一场无谓的纷争。当他返回时，三巨头都不见了。原来洛索夫向鲁登道夫提议，他要回到办公室给部下下达命令，鲁登道夫并没有阻拦，卡尔和赛塞尔也趁机溜走。希特勒指责鲁登道夫应该拦下他们，后者冷冷地对他说：“一个德国军官是永远不会违背誓言的！”
在这之后，几乎所有的外围行动都失败了。政府大楼的警卫部队拒绝交出大楼，冲锋队员不愿意发生流血事件，不得不退了回来。罗姆带人去了军区司令部，他在那里指挥行动，可他并不知道，就在自己的隔壁，一位少校正通过电话下达相反的命令。
在贝格勃劳酒店里，众人毫无作为。戈林建议撤出慕尼黑，把队伍拉到奥地利边境。鲁登道夫则表现出军人的本色，而且他坚信：德国军人绝不会向他们的统帅开枪，所以他提议向军区司令部进发。
11月9日中午，2000人的队伍开始出发。为首的是尖兵和8名打着旗帜的士兵。希特勒、里希特和鲁登道夫并排走在旗帜的后面，他们身后是戈林率领的军校生和冲锋队员。在他们身后，从四处赶来的学生、店员、中年商人也加入其中，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进在慕尼黑的街道上。
他们先是冲破了一道警察设置的路障，队伍继续前进穿过了一片广场，遇到了第二批警察。争执之间一声枪响划破天空，双方立即本能地开火还击。前面的几位纳粹大佬各自结局不同。里希特肺部中弹，是唯一在冲突当中亡命的领导人；戈林大腿根部中弹，后来被人抬到一个犹太人家里，捡了一条命，但日后只能依靠麻醉药物减轻痛苦；鲁登道夫听到枪声就立即卧倒，然后找到倒地的人做掩护，毫发无伤。
希特勒第一时间也选择了卧倒，他身边的保镖格拉夫（以前是个屠夫）反应神速，猛地拉了一把希特勒，因为用力太大，导致希特勒左臂脱臼，同时还为主子挡了5发子弹。之后他拽着希特勒钻进一辆汽车，迅速逃离了现场。
冲突导致18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警察。其他人见状都四散逃跑，一场暴动就这样草草收场。
载着希特勒的汽车打算返回贝格勃劳酒店，可路上已经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他们只好多次改变方向，最后决定离开慕尼黑，向南朝萨尔茨堡驶去。希特勒的左臂已经肿了起来，以为自己中弹了。他突然想起不远就是汉夫施丹格尔的别墅，于是他们驱车赶往那里。
医生小心翼翼地脱下希特勒的皮夹克、毛衣和衬衫，这才发现左臂并没有枪伤，而是脱臼。经过处置后，脱臼的左臂复位，可仍然肿得厉害。众人劝他休息一下，因为接下来还会逃亡，应该恢复一下体力。大家从房间里退了出来，门内不时地传来希特勒痛苦的呻吟声。
11月10日，慕尼黑传来了更多的消息，全是坏的。希特勒在房里来回踱步，自言自语地喊道：“现在一切都完了，再继续下去也是徒劳！”他拿起一把手枪，身边的汉夫施丹格尔夫人迅速把它夺走，然后大声地对他说：“想想跟着你的人们吧，他们相信你、信任你。现在你若将他们抛弃，他们会丧失对你的一切信任。”希特勒瘫坐在椅子上，把头埋在手里，一言不发。
一辆汽车驶来，一名警察中尉和两名警察走了下来。中尉很客气地介绍了自己的来意，希特勒打开了自己的房门，神态也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他和中尉握了握手，然后坐上车离开了汉夫施丹格尔的别墅。
11月11日晚9时，经过简单的审讯，他被送进慕尼黑以西40英里远的兰茨贝格监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2年后的1945年，众多纳粹高官和高级将领也被关押在兰茨贝格）。这里戒备森严，为了防备有人劫狱，典狱长赫姆利希采取了紧急措施，加强了防护设施。关押希特勒的7号牢房是唯一有“客厅”的牢房，那里会常设一名哨兵。
在监狱外面，人们谈论起希特勒时开始使用过去时了，他和他的信徒不再被视为德国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已经输光了赌资。希特勒“不负众望”，他在监狱里绝食了，进去探视他的人后来说：他看起来骨瘦如柴，曲卷在床上，脸色惨白。
狱医检查了他的左臂，发现左上臂有骨折，还引起了外伤神经痛，可能导致患者“终生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这位名叫布里斯坦纳的医生果然不是庸医，因为希特勒在之后的确一直遭受左臂伤痛之苦，而且病症随着第三帝国的大厦倾倒也越来越严重。
在这之后，很多人都来监狱探视他，他们被告知希特勒拒绝进食，拒绝接受审讯，再这样下去他就熬不了多久了。几乎每一个前来探视的人都说是自己说服了阿道夫，让他重新振作。卡尔·德莱克斯勒，这位阿道夫加入工人党的引路人后来回忆，他责备眼前的这个人不该抛弃已经赢得如此众多追随者的事业。后者反问德莱克斯勒：“谁会再追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呢？”他回答道：“‘起义’已经唤起了民众的热情，大多数伟大的人都是通过失败才取得成功的。”
夺下希特勒手枪的汉夫施丹格尔夫人也写来了信，她说：“我在乌夫因阻止你自杀，并不是让你在兰茨贝格绝食饿死的，这是你的宿敌求之不得的事情。”无法印证到底是谁说的话起到了作用，阿道夫的确在绝食两周后同意进食。据监狱里的人猜测，他可能是听到了狱警的谈话，得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会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1924年1月8日，狱医出具证明，他认为病人没有精神紊乱的症状，身体也可以承受审判。检察官助理埃哈德前往兰茨贝格提审希特勒，起初希特勒拒绝开口，在埃哈德清退了审讯室里的其他人后，希特勒将自己一肚子话滔滔不绝地讲出来了。他讲到了暴动的计划如何制定，如何执行，还解释自己为何这样做的原因。话语中他把自己塑造成拯救德国的英雄，而他内心并不想伤害任何一名无辜的人。
2月26日，审判鲁登道夫和希特勒等人的法庭正式开庭。这时的希特勒已经从绝望中走了出来，坚信自己终将成为德国的领袖。法官尼哈特本人就是一位热衷民族主义的人，而检察官在开庭前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他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第一个接受庭审的是鲁登道夫，对诉讼的内容他全盘否认。鲁登道夫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当控诉方称他为“阁下”时，被他警告不许使用这样的字眼。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并不是重点，所以对他的庭审很快就结束了。轮到希特勒时，他首先表态此事与鲁登道夫毫无关系，一切责任都由自己承担。但他否认自己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
在一个多月的审判期间，阿道夫把被告席变成了讲台，每次发言都巧妙地把话题转移开。他抨击巴伐利亚三巨头是罪人，当洛索夫出庭作证时，他大骂对方是胆小鬼、骗子，后者以离席抗议。当法官尼哈特提醒他注意自己的措辞时，他则乖乖地坐了下来，并对自己说过的话表示歉意。魏玛当局对庭审过程很不满，法官尼哈特则表示，整个过程并不违背程序，被告人理应享有发言的权利。
4月1日，法庭宣判：希特勒被判入狱5年，包括被羁押的这段时间。此外，宣判书使用大段篇幅肯定了被告人过往的经历：他在战争中服役4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这足以说明这位奥地利人认同自己是德国人等等。
关注这次审判的英国《泰晤士报》对此评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认为是一项严重的罪行。”
阿道夫在回到兰茨贝格监狱后，他的7号牢房已经被粉饰一新。他拿出一个新的日记本，在扉页写道：“心胸狭窄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4月1日……”
究竟谁被愚弄了呢？
监狱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6点牢房门便打开，阿道夫穿好衣裳，洗好脸就静静地坐一会；7点公共室开放，犯人们开始用早餐，有咖啡、面包和稀米饭；8点院子和花园的大门打开，这些人会去散步、摔跤、打拳或者在双杠上活动。阿道夫左臂有伤，所以在竞技游戏中会担任裁判。被关在这里的还有很多“啤酒馆暴动”被判有罪的人，他们保持了对阿道夫的尊敬。不久之后，赫斯在豪斯霍费尔的规劝下从奥地利回来自首，他被关在阿道夫的楼上。
上午10点，犯人回到自己的牢房，狱警将外面邮寄来的信件和物什分发给他们。阿道夫会收到许多崇拜者寄来的食品包裹，他留下自己最爱吃的薄面卷，把烤肉、香肠和火腿送给其他人。午餐时所有犯人会提前一点走进公共室，当希特勒进来后，有人会喊一声：“立正！”大家会起立并逐个接受希特勒的问候。
午餐后，有15分钟的吸烟和闲谈时间，阿道夫会跟大家聊一聊汽车、艺术和戏剧，然后回到自己的牢房看书或者翻阅来信。下午4点左右是喝茶和喝咖啡的时间，然后院子再次开放，阿道夫会到花园里散步一个多小时，直到6点钟返回公共室吃晚餐。晚餐的菜单有鱼、香肠和沙拉，有的时候还会给每人提供半升啤酒。在自由活动1个多小时后，大家各自返回牢房，晚上10点熄灯。
因为阿道夫在这群人中有绝对权威，所以犯人从来没有闹过事。典狱长赫姆利希已经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其他狱警也对他迷之崇拜，在希特勒出狱时，这些人都加入了纳粹。
外面的情况就不那么乐观，巴伐利亚取缔了纳粹，不允许他们继续活动。在庭审期间，罗森堡曾进来看望希特勒，希望后者能允许众人到德国北部活动。阿道夫对这个建议并不感兴趣，可罗森堡认为他同意了。在此之后，施特拉塞和罗森堡都把自己当成了希特勒的继承人，被无罪释放的鲁登道夫也与施特拉塞越走越近，而且在施特拉塞身边还有一个得力助手，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戈培尔，一个善于演讲的哲学博士。罗姆也在这个时候自立门户，众人在纳粹的“余辉”下都变成了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当年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施特拉塞、鲁登道夫、罗森堡、费德尔、弗里克均成功当选议员。希特勒不得不表现出自己的大度，他为众人取得的成就鼓掌欢呼。
纳粹内部逐渐变得混乱不堪，各派之间相互争吵，甚至在街头大打出手，根本不管周围民众表现出来的惊诧。民间开始逐渐流行一本小册子，里面虽然承认纳粹是“开路先锋和先驱”，但也认为“他们并不是救星”。阿道夫在狱中感受到了来自内部和民众的威胁。
阿道夫选择了沉默，他对外宣布服刑期间不会参与任何外面的活动，自己要坐下来写一本书，因为他觉得很多思想需要细细地梳理一番。这本书最初的名字叫《四年半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听起来像是那么回事儿，可怎么也不觉得这是一本书的名字。
起初，希特勒亲自动手，用两根手指在打字机上慢慢地敲字，后来赫斯关了进来，就改成希特勒口述，赫斯负责记录。典狱长为了方便其工作，把熄灯时间改成了12点，从希特勒的房间里，打字机的敲击声几乎每天都持续到深夜。
每写完一部分他都会念给大家听，犯人、狱警都听入了迷。这本书涵盖了希特勒过去的经历和日后的主张，他在书中检讨自己曾经对犹太人的态度，他觉得那太仁慈了。
生活是有人照料的，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除了那些仍然忠于自己的部下，更多的是支持和同情他的人，这些人会给阿道夫送来洗好的衣服，都事先熨烫得平平整整。赫斯的未婚妻每个星期天都会从慕尼黑赶来，她得到了希特勒的手吻礼，这让她一下子陷入了受宠若惊的幸福中。
9月18日，典狱长向巴伐利亚司法部门递交了一份对希特勒极为有利的报告，他有望提前获释。但巴伐利亚警察局在9月22日的报告中担心他一旦出狱，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动荡，所以不同意提前释放他。最后司法部长以“犯人违反来访条例”为由，否决了让希特勒提前出狱的动议。
失望之余希特勒重新投入到“著书立说”的事业中。时间来到12月份，有几名被关押的犯人获释，释放希特勒的呼声又一次甚嚣尘上。已经拜在希特勒脚下的典狱长又一次在报告中强调：犯人严守纪律和秩序，历来合作，谦虚谨慎，对人彬彬有礼，特别是对监狱的官员。他在报告的结尾预言：释放后他不会再从事暴力和非法活动。很显然，他变得更加沉静、成熟，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反对现行政府的行动。
12月19日，巴伐利亚法院下令释放希特勒，牢笼还是被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