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5000年中华文明在运转过程中，其中的2000年尤为引人关注，一方面是令人骄傲的存在：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中华大地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纷争，走向了大一统。

中华文明2000年间特有之现象：王朝300年一更迭

虽然其中存在短暂的大分裂时期，但总体向稳，大一统是常态，这也被后世国人带来了无尽的自尊心和傲娇的资本：中华民族2000年间都是巨无霸一样的强大存在，足以傲视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时给这些人一种错觉：只要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世界最强之宝座非我大中华莫属。

另一方面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都走向大一统了，荣登世界最强之尊位，为何还会走向分裂、沦为任人宰割的屈辱局面？最终他们思来想去，还是总结出了宝贵的“合分”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厚德载物，天理循环；不奇怪，不奇怪。

自尊的国人之所以总结出了300年一更迭的“稳定”定律，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一方面是视野过于狭隘，只盯着中华文明史上的2000年就“自以为是”总结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

如果视野放在了当今世界，便会发现：欧洲小国存在了上千年为何不“分久必合”呢？如果用欧洲风土人情与咱大中华格格不入为理由搪塞，那么亚洲的日本为何飞鸟时代（6世纪-8世纪）、平安时代（10世纪-12世纪）、镰仓时代（12世纪-14世纪）都超2000年呢？

即便是将视野瞄准中华文明本体，300年一更迭的王朝周期律也不适用，比如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哪个不都是400年起步？为何不严格按照后世“前100年上升、中间100年平稳、后100年下降”的剧本行事呢？

所以说王朝300年一更迭在时间上就是偶然现象，放诸于世界历史上根本就说不通，更谈不上是“铁律”。

二是思维还停留在皇帝为核心的专制时代。众所周知，自秦国采用商鞅的法家思想变法之后，位于西部边陲的秦国一跃而起，无意中接过了中华文明统一的指挥棒。统一之后的秦国变成秦朝，建立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封建集权的专制国家。

有了秦朝的率先垂范，历代王朝无不以建立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王朝为己任，因此制度变得越来越严苛，思想变得越来越束缚。

虽然秦朝的“严刑峻法”因为不符合“仁”性被唾弃，但取而代之的儒家礼制成为了中华文明束缚之新枷锁。礼制因为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初步只不过是规范人的行为，使其能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让别人赏心悦目。

之后，孔子等儒生发现礼在拴住人的私心、培养忠顺之德方面大有裨益，于是加大了礼的普及力度。宋代理学家深谙孔子之“苦心”，于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大力推崇禁锢人的思想和灵魂的行为规范，使得中华民族产生了依附、依赖的心理疾病。

理学虽然属民间学术团体，但高度契合君主专制制度，一经提出，便深得明朝和清朝两代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得以在宫廷中应用、皇子中讲学。清朝康熙年间的顾八代就是有名的理学家。

所以说对比秦朝前后的中华文明，完全就是两个时代，一个以尊王为目标，附带一定自由度的自治时代，另一个则以皇帝为绝对核心，全方位束缚民众思想的专制时代。

事实证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束缚越紧，王朝存活时间就越短。所以说历代封建专制王朝国祚不超300年，不能怨老天爷，只能怨中华老祖宗递的绳子太紧了。

中华文明为何2000年封闭成圆？皇帝为核心，治人为半径，从未改变

如果说历代王朝300年一循环也就罢了，毕竟中华大地地大物博、人才济济，大家都是英雄豪杰，轮流坐庄过过皇帝瘾乃是人之常情，不是坏事。

但问题是：2000年的封建王朝大更迭，不仅王朝运行模式原地踏步，就连整个社会发展都停滞不前。荷兰学者弗洛里斯·科恩对于中华文明的王朝更迭律下了一个令人绝望的结论：十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中华文明竟长期不结果实。

这就意味着：伴随着王朝300年一更迭，中华文明竟然在2000年间封闭成圆，社会发展全方位停滞不前。

为何中华文明2000年封闭成圆？主要原因是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造成了这一恶果：以皇帝为核心，以治人为半径，从未改变。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没有思想上的大一统，各个国家因为自己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的不同，产生了风格迥异的文化特征，也催生出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如主张发展科学技术的墨家分支和主张君民同耕的农家，就是难得一见的务实派。

但是在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刘姓天下和子孙万代为君的单一目标，对以君主马首是瞻、主张忠顺之德之外的其他思想进行了扼杀和屏蔽，促使了儒家这一极度安于现状的思想崛起并统一了思想界。

有了皇帝这一核心之后，统治者便琢磨着如何治人，儒家提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齿有格，”相当于告诉统治者治人应该在教德和授礼方面下功夫。

其结果是，统治者无不在如何拉近民对君的效忠程度，避免离心立德方面大下功夫，最终使得其他方面没有进步。

所以说，中华文明为何2000年封闭成圆？皇帝为核心，治人为半径，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