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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现如今我国的基础教育以义务教育的方式稳步推进，部分沿海和少数民族地区已经试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教育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并为此兴办学校。例如战国时期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校——稷下学宫。
后来汉武帝为了推崇儒学，兴办太学，地方上积极响应，成立了地方学校，甚至还涌现出了私人学校。但这个时候的学校在贫苦的底层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普及。
至于乡村学校的建立，则是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确立而逐步发展的。这对唐代基础教育的普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由官到私，多有记录的唐代乡学古代教育发展至唐代，已有相当完善的制度和规模，科举制的确立就是此证明。当然，所谓的乡学并不是到唐代才有的，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乡学的记载了。
如《文献通考·学校》记载：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皆乡学也。”
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各类学说的涌现，各派学者为了宣传本家思想，四处游学。若有幸受到哪一个统治者的支持，为此兴办学校也是理所当然的。
到了唐代，国家直接颁布诏书，明文规定创办乡学。如《礼典》记载：武德七年（624年）下诏，
“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
可见，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建国之初就颁布诏书，积极推进乡村教育。
此外，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八月又颁布了新的诏令，即
“其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里别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
不难看出此时的乡学和里学是由官府统一划定，且配备相应的师资力量教学，属于官办性质。
然而贞元之后，文献中不再有唐代统治者下令兴办乡学的记载了。
究其原因，一是唐代乡学以上的州县官学，从唐高祖武德年间修建始，至玄宗时期已经呈现衰败的现象，虽然后来在位的皇帝采取相应措施恢复，也难以再创辉煌。
这点可从元和六年（811年）唐代废除中、下州文学后，只有个别州府办有官学可推测出来。
其二，文献资料的存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一时期的发展变化，既然贞元之后不再出现官府兴办乡学的记载，足以说明那一时期的唐代统治者和地方政府已经放弃了乡学，对现存的官方乡学疏于管制，任由其向私学发展。
因此可以推测，贞元之后唐代乡村学校已由官办演变成了私人教学。
此外，除了皇帝诏令，我们还可从唐人笔记小说和唐代判文以及敦煌文书中找到唐代乡学的存在事实。
例如《请退不益判》题说
“戊待先牛视日，早尊不请退。乡大失责之，词云：方及请益。”
此道判题中的乡大夫是指乡长，先生即乡学中的教师。
由此可见，唐代乡学的发展，随着唐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而逐渐由官办变成私人教学。不论是官办还是私人办学，唐代的基础教育由此得到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艰苦办学，教育资源稀缺唐代乡学变成私人办学后，其教育资源与官府管理时不可同日而语，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就可窥探到乡学沦为社会办学时的教育资源概况。
封建社会的资源分配向来是不平等的，虽然唐代前期乡学属于官办，但大多数教育资源都优先服务于国学，地方政府的教育资源也理所应当的偏向于首府。这就导致真正分配到乡学的教育资源参差不齐。
首先是师资力量。唐代乡学的教师队伍相比于国学和州学，不仅人员数量少，教师本身素质普遍不高，且薪资极低，多数教师的薪资根本无法维持自身的日常生活。
如《太平广记》记载：唐代一乡学教师蒋琛
“精熟二经，尝教授于乡里，每秋冬，于霅溪太湖中流设网罟以给食。”
除了在乡村学校教学外，每到秋冬时，还要到湖中捕鱼才能维持日常生活，可见乡学教师薪资之低微。
本来乡村中有能力受教育的读书人少之又少，教师薪资的绵薄，直接导致乡学里缺乏稳定的授课教师。
没有稳定的教师，乡学又要办下去，以至于迫不得已时，一些本身没有多少真才实学的人为了混口饭，从而加入乡学教师队伍。
这样的随意聘用，会直接导致乡学教师的素质呈直线下降。如《太平广记》里曾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乡学教师自己开了间学堂，收取学生束脩教授知识。
有一天一个村姑前去学堂求助，这个教师当着堂内学生的面，不分青红皂白，以村姑为“山野精怪”而让学童将其活活打死。
此中愚昧可想而知，这个教师的素养已经担不起“为人师表”一词。
其次是教学环境。提起唐代，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大多是盛世繁华，但是无论在那个历史时期，贫富的差距都是存在的，越是极盛的地方，越有与之相对应的饥寒交迫存在。
而唐代的乡学理所应当的设立在乡村里，在地理位置上少不了依山傍水，但这种天然的意境只存在于名人诗词中。
真正的乡学环境，不仅房屋破败，学堂内的陈设更是极其简单，甚至席地而坐。
加上私人教学大多设在自家院中，院内鸡鸣狗叫，乡间喧闹嘈杂。这样的教学环境，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其教学质量都无法得到保证。
最后是教材选用。唐代乡学的设置，本质上还是为科举制服务，好处就是穷苦人家也有机会通过“学而优则仕”步入仕途。所以在教材选用方面，多半选择应试教材。如儒家经义、典章制度以及诗词歌赋等。
当然，乡学毕竟面对的是落后地区，很少有人能真的通过这个方式考取功名，先不说学生家境如何，是否努力，光是教师本身的素养也难以教出这样的水平。
所以乡学更多的是启蒙。除了基础的识字，多数有道德的教师还进行道德修养的教授。其教材则是《千字文》、《太公家教》等。
书本对于乡村儿童来说可遇不可求，这里的教材选用并不像现代义务教育一样人手一本，在唐代乡学里，只有教师才有教材，学生们普遍没有。
不难看出，唐代乡学的教育资源是匮乏的，教学环境的艰苦，是现代贫困地区教育的缩影。幸运的是，现代的教师素质比之唐代有所提高，教师薪资也不至于保障不了生活。
教育普及，得到改善的社会风尚虽然唐代乡学教育资源远没有现代乡村教育资源完善，但其对唐代社会还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具体可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乡村儿童的启蒙。古代交通没有现代发达，乡村儿童到了一定年龄要开蒙，然而想要进城上学，光是在路上就能耗费许多时间。加上县城内的学费普遍不低，很少有乡村家庭能承担。
所以当村里设有乡学后，不仅节约了上学时间，学费也不至于负担不起。这对于乡村儿童的启蒙教育意义重大。
二是教化作用。前文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所颁布的诏令中，除了明确设立乡学外，后文还有：
“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弘长儒教，诱进学徒，化人成俗，率由于是。”
可见，唐代统治者开办乡学的目的，是为了把儒教推进乡村，遍布全国，以此教化民众。
不论是启蒙儿童还是教化民众，都代表了唐代乡学对基础教育的普及作用，提高了庶民阶级整体的文化素质。
此外，乡学的设置，给穷苦寒门弟子开辟了一条通往仕途的道路，激发了贫民阶层发愤图强的雄心壮志。这对唐代后期低迷的社会风尚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
由此可见，唐代乡村学校的设置，推进了我国古代基础教育的普及，为后世基础教育奠定了基础，且有效的改善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结语对比与唐代乡学，现代乡村教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不仅教育资源丰富，教学质量也在稳步上升。
这当然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教育的本质和目的也因时代不同而千变万化。
唐代乡学本质上服务于科举制度，现代乡村教育的本质是现代化教育，更多的着眼于城市和乡村间平等发展。
而如何做到城乡融合，将我国基础教育所起的作用最大化，则是现代乡村教育的主题。为此，历史留下来的经验和教训，都将是新时代基础教育稳步发展的筹码。
参考资料：
《礼典》
《旧唐书》
《太平广记》
《请退不益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