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去世，蒋经国已经当上总统。

有一天，他问总统府顾问王铁汉：“你看张学良了没有？”

王铁汉回答：“我无从看起，不能随便去嘛。”

见蒋经国不说话，王铁汉接着说：“总听你提起张学良，我有点意见是不是可以提出来。”

蒋经国说：“你随便讲吧。”

王铁汉说：“西安事变是上一代的事，你总统应该把他解决了。很容易嘛，你聘他一个咨政，这一起就把它结束了。

蒋经国说：“现在还早，放他还早。”

蒋经国当上总统后，并没有释放张学良的打算，但他心里是把张学良当作朋友的。

1950年，蒋经国和张学良第一次正式见面了。从那以后，他们之间建立了真挚的友谊。1988年，蒋经国去世，张学良得知噩耗十分悲痛。他晚年经常说：“蒋经国死的时候，我很难过。”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戴笠押送到了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软禁在雪窦山招待所，开始了他在溪口的囚禁生活。

1937年4月中旬，蒋经国结束了12年的留学生涯，从苏联回国，在南京见过了父亲蒋介石和继母宋美龄后，便带着妻子蒋方良、儿子蒋孝文回到溪口，看望母亲毛福梅。

在溪口，一支由戴笠派来的特务队日夜看管着张学良。他的活动范围仅限在溪口镇内，除了住处雪窦山招待所，他还被允许上街走走看看，到商店买买东西。但无论他去哪儿，身边都有特务队人员跟着。

有一天，张学良在特务队的“陪同”下，到溪口镇中心街闲逛。他走着走着，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正迎面走来，男的个子不高，身材发胖，女的看起来像是外国人，一头鬈曲的金发。他们身后跟着十几个护卫随从，身份似乎不简单。

在溪口待了三个多月，张学良几乎没有见过这里有大人物出没，不免产生了好奇，问特务队副队长许建业：“他们是什么人？”许建业一脸茫然地说：“不认识。”

说完，他好像又想起什么，补充道：“上次听刘队长说，委员长的大公子蒋经国也来溪口读书了，还说他娶了个苏联女人。这会不会就是蒋经国夫妇？”

张学良之前没有见过蒋经国，只知道他很多年前就赴苏联留学了。既然有消息称蒋经国来了溪口，那眼前这个很有身份的人一定就是蒋经国没跑了。

得出这个结论，张学良看蒋经国的眼神，多了几分品评的意味。

张学良停下脚步，就这样定定地注视着蒋经国，想从他身上找到一点点他的父亲蒋介石的痕迹，可是越看越觉得他那副内敛憨厚的模样，和奸诈狡猾的蒋介石完全不同。如果不是本来就知道他们的关系，只从外表上看，很难看出他们是父子。

张学良想叫住蒋经国，和他搭句话，但转念一想，他现在身陷囹圄，处境微妙，而蒋经国刚刚回国，也许听了别人的片面之词，对西安事变的了解不够准确，对他扣留蒋介石的事情可能心里会有怨愤。

再说，以前他和蒋介石以兄弟相称，按照正常的辈分来算，蒋经国应该叫他一声“叔伯”。如今，蒋经国没有主动登门来拜访他，他作为长辈，却先去打招呼，只会让两个人都尴尬。

因此，张学良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回去吧。”便转过身，朝着回去的方向走了。

其实，在张学良带着探究的目光看着蒋经国的时候，蒋经国也察觉到迎面一个穿着汗衫短裤的男人盯了他好半天，他在心里不禁纳闷了一番。等到张学良走远了，他连忙问身边人：“那是谁？”

当被告知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时，蒋经国久久地看着张学良的背影，不由得感叹道：“果真是员猛将啊。”然后怀着满心的真诚说：“改天我将登门拜望，听听这位西安事变主帅对时事政局的高见。”

从蒋经国说的话里可以看出，张学良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蒋经国对西安事变有客观的认识，不仅没有怪罪张学良，反而对他的豪气干云之举充满敬意。

在对西安事变进行了解和思考时，蒋经国没有把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是是非非，迁责到张学良身上，这样一来，蒋经国和张学良之间交往最大的“障碍因素”消除了，使他们后来建立友谊成为可能。

然而，蒋经国虽然有心去拜访张学良，但由于他刚刚回国不久，蒋介石认为他在国外待了十几年，对中国的文化已经陌生了，于是让他跟着名士徐道邻重新学习四书五经等圣贤书。

在溪口的日子里，蒋经国每天都要跟着老师学习，还要陪伴母亲、妻儿，抽不出时间去拜访张学良。所以，他们虽然同在溪口，但一直没有机会坐下来认识一下，聊一聊。

对于在溪口的那段日子，多年后蒋经国回忆：“我回国以后，父亲又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 和 《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

虽然这次蒋经国、张学良没有互相认识，但他们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性格等方面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他们的父亲都是不可一世的军界人物，在军界纵横称雄。蒋经国和张学良都为人真诚不做作，没有盛气凌人的姿态，都活力四射，富有朝气，而且都追求理想境界和浪漫主义情怀。

他们的相识似乎是早晚的事，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1937年11月，张学良被带离溪口，转移到安徽歙县黄山，从此开始了他不停漂泊辗转、辛酸煎熬的囚禁生涯。

后来，日军频繁轰炸南京、杭州，溪口也不再安全。

1938年1月，蒋经国带着妻子、孩子离开溪口，搬到了江西南昌。

不久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命蒋经国为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正式步入政坛，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

从那以后，蒋经国忙于政务，张学良则在囚禁岁月里苦苦熬着。他们所走的路，一直没有交汇点。

蒋经国与张学良没有正式认识，但在那个年代里，张学良虽然被困在了牢笼里，但他仍然是无法被忽视的存在，他的名字已经嵌入了历史的脉络之中，人们无法忘记他，蒋经国也一直对他记忆深刻。

1945年秋天，由于国民党一直没有赢得东北人民的民心，蒋经国向蒋介石进言，称张学良在东北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号召力，最好将张学良释放出来，命令他重新组建一支东北军。但是，蒋介石没有接受他的提议。

1949年5月底，在这一年的端午节来临之际，蒋经国陪同蒋介石到高雄过端午节。当时，张学良的拘留地正好就是高雄。

得知两蒋到高雄后，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准备前往向两蒋汇报工作，张学良也想见一见蒋经国，托刘乙光代为转达。

6月1日，张学良在日记里写道：“我把我的意思也表示了一番，并托他说与蒋经国，我想会一会。”

当时，国民党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心情沉重，精神十分低落。在反思失败的原因时，蒋介石有过一段痛心疾首的总结，概括了许多原因，他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也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原因，心里不免对张学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这一年，蒋经国一直形影不离地陪同蒋介石穿梭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他对父亲的所思所想最清楚不过。他不敢在父亲最为痛恨张学良的时候惹他不高兴，所以拒绝了张学良见面的要求。

蒋经国、张学良这次见面没有如愿实现。

但是在6月18日，刘乙光在和张学良聊天时，告诉他，蒋经国对他的态度是善意的、友好的，曾经详细询问了他一些情况。

当天晚上，张学良在日记里写道：“下午老刘告知他见过蒋先生和经国，并把大概的情表谈了一谈，又言蒋经国对我意思很好。”蒋家接班人蒋经国的关注和重视，让张学良悲绝苦涩的心得到了些许慰藉。

从1937年到1949年，蒋经国和张学良的第一次正式见面一再搁浅。

1949年12月，国民党逃到台湾。后来，国防部下面不再设立保密局，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接过了看管张学良的“大任”。

1950年夏天，蒋经国亲自前往张学良的监禁地台北阳明山区“禅园”，拜访张学良。两个人期待了十几年的第一次正式见面，终于变成了现实。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蒋经国和张学良一直算是素未谋面的“熟人”，对于彼此的身世背景、人生经历、个性秉性都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好像上辈子就认识一样，丝毫没有生疏的感觉。

见面时，蒋经国没有称呼张学良“叔伯”，而是直接叫他“汉卿”，把自己放在了和张学良同辈人的位置上，不自觉地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而且，虽然肩负着“看管”张学良的责任，但蒋经国心里并没有把张学良当作“囚徒”，他甚至希望能够和张学良交个朋友。

一见面，蒋经国便乐淘淘地说：“汉卿，我们住的地方相距不远，今后大家要多多来往才是，至少也可以解解寂寞嘛。”

张学良缓缓说道：“寂寞我倒不怕，几十年了，我已经习惯了，再说，你又身担重任，还是以公务为重。”

蒋经国摆摆手，平和地说：“公务哪里忙得完，论资历你是我的前辈，能经常陪你说说话，听你谈点旧事，对我也是教益。”

张学良含笑说道：“蒋主任这就客气了，我那点事哪有什么可谈。不过，你若得空，我倒是随时欢迎你来我这里做客。”

从那以后，蒋经国经常去拜访张学良，两个人一起爬山登高，侃一侃历史，说一说名人轶事，聊一聊民国往事，只是他们很少谈论台湾的形势，更刻意避免谈及有关西安事变的事情。

有时候，蒋经国也会邀请张学良、赵一荻到他家里坐坐，让厨师炒几个菜，两个人就着酒，滔滔不绝地聊起天来。

能够成为为数不多与张学良相知相交的人，这件事让蒋经国心里很得意、很自豪。有时候，他正准备去拜访张学良，有人问他接下来要去哪儿，他总是故意停下脚步，卖个关子：“去一位姓张的朋友那儿。”但他从来不向别人透露那位姓张的朋友的全名。

蒋经国对张学良十分热情、照顾，不是亲自到他家里拜访他，就是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

但在蒋经国和张学良的交往中，相比于蒋经国的热情，张学良则显得冷淡许多，他于心里在他与蒋经国之间划了一道严格的界限，希望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每次收到蒋经国的礼物，张学良也要还一份同等价值的礼物才安心。有时候实在买不到礼物，他就出门钓鱼，钓一条最大的鱼，给蒋经国送去。

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蒋经国的问候和拜访太过频繁，张学良经常是能挡就挡，能避就避。

那道界限长久地隐匿于他的内心深处。

1965年1月，蒋经国坐上了国防部长的位置，张学良拨通了他的电话，向他道贺，并隐晦地表示，希望两个人以后来往少一些。

当时，张学良诚恳地说：“我一个老头子，打发时光的办法多得很，我不想更多地耽误你的时间。”

蒋经国仍然坚持道：“工作再忙，看看老朋友的时间还有的嘛，只要汉卿你不烦我就成。”

张学良没有话说。

后来，蒋经国依旧经常去拜访张学良。但在张学良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每次晤面的时长比以前短了很多。

1972年，蒋经国当上了行政院长，到了一个更加位高权重的位置。张学良亲自登门向蒋经国表示祝贺，并再次提出之前那个要求：“为减轻你的负担，我们应减少往来。”

同时，他表示，如果蒋经国不答应，他日后打算拒绝蒋经国的一切来访。

蒋经国叹了口气，说：“没想到汉卿你这么固执，那好，我每个季度去看看你总可以吧？”

张学良不愿让步：“不行，还是太频繁了。你一个行政院长，哪里抽得出那么多时间。我看每年大家见一次就足够了。”

蒋经国耸了耸肩，一脸无奈地说：“你看你汉卿，本来大家是朋友，结果搞成邦交式的例行会晤来了。”

张学良倔犟地说：“那有什么办法，谁叫你是行政院长呢？”

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东西太多了，使他们无法成为真正交心的朋友。

1975年4月5日晚上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

4月6日凌晨2点钟，窗外的雨下得很大，轰隆隆的雷声震天响。当时，张学良正沉浸在睡梦中，突然屋里的电话铃响了，他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的张群告诉他，蒋介石在两个小时前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张学良陷入久久的沉默之中。

挂断电话，张学良心里碾过千万种情绪。他穿上衣服走到窗户边，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心里千头万绪，不知道从何理起。

他回忆起他和蒋介石的最后一面，那是去年8月份的一个教堂里。

那一天，他在一旁默默观察了蒋介石很久，但蒋介石一直没有朝他这边看过来。

当时，蒋介石的身体看起来已经不大好了，面如死灰，目光迟钝，走路踉踉跄跄，时时都需要别人搀扶。

蒋介石留给他最后的记忆，就是那天他那张尽显老态的面孔和不再雄武有力的眼神。

他还想起他和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一年，他也已经七十四岁了。在他七十多年的人生里，竟然有三十八年被蒋介石摆布着，囚禁着，连一个人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无法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行尸走肉般活着，就这样不死不活地过了三十八年。

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张学良写下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然而，即使是根据他内心真实写照写就的挽联，也说不尽他和蒋介石这一辈子的恩恩怨怨。有些感受，是文字和语言无法表达出来的。

蒋介石入殓前，宋美龄把张学良请了过去，让他跟蒋介石作了最后的告别。

后来，张学良从别人口中得知，蒋介石在弥留之际交代了蒋经国几件事，对怎么处理他也做了明确的安排。在生命垂危之际，蒋介石嘱咐蒋经国：“不可放虎！”

得知这件事，张学良心里苦涩地笑了，他怎么都想不到，蒋介石关了他三十八年，竟然还把他视作凶猛的“老虎”，实在是太高看他了。

此后，为了使台湾当局放松对他的警惕和防备，张学良多次公开表白他的心声，申明他已经对政治没有任何想法了，只想过最平凡的日子。

他在向台湾当局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他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了。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和张学良的交往还在继续。

1978年，蒋经国当选“总统”，张学良再次拨通他的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这一时期，蒋经国也品味出了张学良频繁表态背后的“良苦用心”，这使他想了很多。

他认为，张学良已经年迈，已经不再是从前呼风唤雨的少帅，现在的他，已经造不成什么风浪了。

如今，张学良被囚禁了几十年，其命运和结局被千千万万的人们关注着。也许他应该把张学良的事情推动一下，让人们看到他的宽厚和仁爱。

1979年中秋节，蒋经国邀请张学良夫妇参加中秋茶会。第二天，蒋经国举办大型茶会的新闻被刊登在了报纸上。

人们浏览报纸时，在蒋经国的旁边看到了张学良的身影。这是自1949年之后，张学良时隔30年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所带来的轰动是巨大的。

然而，虽然蒋经国在向外界表明蒋家对张学良的“善意”，但他并没有想过彻底释放张学良，他怎么敢违抗父亲的命令。

1988年，蒋经国去世。

1990年，李登辉上台，张学良重新拿回了他失去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

而他和蒋家两代人的故事，也随着他们的离世，被埋进了历史的长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