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尊，当时系“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三、四两期总队长。
蒋介石抱着不抵抗主义由南京逃到抗战大后方的重庆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深入到了华北、华南和华中等地区，民族危亡已发展到了极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不顾一切艰难困苦，派队深入敌后，与人民一道进行浴血抗战。蒋介石对此不仅不予同情和支持，反而看见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队在敌后收复了失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心中颇为不安，处心积虑地幻想派遣部队，潜入敌后，制造分裂，破坏抗战。
为了实现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遂在西南创办了“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随后又于1939年六七月间，在陕西西安翠华山开办了“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以便训练一批干部，等待时机，派往敌后实现其狂妄企图。在该班开办后的第二期起，我就连续担任了三、四两期的总队长职务，现在想就我能够记忆的情况，作一简要叙述，以供参考。
一、该班的组织概况及其负责人
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组织是相当庞大的。其最高组织是班本部，班本部设主任一人，蒋介石自兼，副主任若干人，陈诚、白崇禧、程潜等兼任，教育长一人，胡宗南兼任（胡宗南调副主任后由陶峙岳兼任），副教育长一人，陈大庆兼任（陈大庆调回部队后由刘进兼任），还有一个特殊的总教官，由汤恩伯兼任。班本部下设办公厅、教育处、总务处、政治部和一个总队。总队下设四个队，队下属三个区队，区队下属三个分队，每队学员120多名。另外还有警卫连一个。
办公厅以下的主要负责人如下：办公厅主任周士冕，教育处长蔡棨，总务处长刘大钧，政治部主任周保黎，总队长由副教育长陈大庆兼，陈大庆调回部队后由王应尊兼任，副总队长薛敏泉，第一队队长魏振铎，第二队队长康庄，第三队队长刘汉兴，第四队队长袁杰三，以上均系将级人员。区队长以下，多属校级。此外，总队和各队均设有政治指导员一人，干部若干人，专负政治训练之责，姓名不详。
二、训练内容及其他情况
该班学员按规定是以调训各部队中之校级现职带队官为主，其将级和尉级次之，每期在各师中抽调四至六人，分批轮训完毕。该班由于是全国性的训练机构，所以调训的范围相当广泛，计包括当时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八战区、第十战区和冀察战区等五个战区所属的部队，就民族范围来说，汉、满、蒙、回、藏族都有，在少数民族中，以回、蒙两族较多。在第二期中还有一个伪皇协军反正的少将师长黄某参加了学习。在第三期的训练中，还招收一部分女生，约四五十人。训练的公开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能够掌握和运用游击战的战术和技术的干部，以便相机深入敌后，与日寇进行长期作战。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幻想学会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反过来再到敌后去消灭和破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来破坏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破坏抗战。
因此，它全部的训练内容都是围绕着上述目的而制订的。除了在学科与术科方面，进行游击战术和军队政工的讲授和演习外，特别着重的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灌输反共思想来毒害学员。一方面积极宣传国民党的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以树立其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又积极地进行造谣污蔑中国共产党如何抢占地盘，如何扩充军队，如何制造摩擦，如何破坏抗战等反共宣传。专门负这一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对这一破坏工作是十分积极的。他们不仅在公开的场合积极进行上述的宣传，而且在学员中秘密地进行欺骗和鼓动工作，并指示和组织他们回部队后如何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摩擦和分裂，来破坏抗战，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和从敌后调来的学员，更加无所不用其极，不惜利用一切卑鄙手段，进行拉拢和利诱，最后在结业时，还组织了什么通讯小组，作为他们经常指导和联系的机构，以达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一工作不只对外，而且对内也是十分秘密的，除了政治部指派的专门政治干部秘密进行外，其他的队职官一般也是不知道的。
三、胡宗南与汤恩伯的人事斗争
尽管他们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面是一致的，但其内部是存在着重重矛盾的，特别是胡宗南与汤恩伯为了争夺“游干班”的领导权，企图达到他们拉拢学员之目的，在人事方面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由于汤恩伯曾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参加过一段工作，所以在成立“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之初，蒋介石即赋予特权，以总教官的名义在该班负责主持。汤恩伯见有机可乘，就想借此来扩张力量，并拉拢调训的学员，于是从他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调来了大批干部，企图完全掌握和控制该班的大权。但又由于胡宗南当时是“西北王”，掌握了西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和人事的大权，同时又兼任了该班的教育长，如果完全撇开了胡宗南，汤恩伯在各方面又是行不通的，况且汤恩伯也知道胡宗南是当时被称谓的人事总司令，对该班人事是不会让步的，因此，汤恩伯为了将来能找到更大出路，在人事方面，暂时吸收了胡宗南一部分干部。
当时人事安排的具体情况是：胡宗南因为兼了教育长，副教育长一职就由汤恩伯由汤部调来一个副总司令陈大庆兼任，办公厅主任由胡派周士冕兼任，教育处长则由汤派蔡棨来担任，总务处长胡派刘大钧担任，政治部主任，则由汤派老干部周保黎担任。总队长由汤派副教育长陈大庆兼任，总队下属的四个队长平均分配，各派两个。第一队是汤派魏振铎，第二队是胡派康庄，第三队是汤派刘汉兴，第四队是胡派袁杰三。队以上这些干部都是汤、胡二人的骨干分子，都是将级人员，并多数都是曾担任过军师长的。至于各厅处队以下的各级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也基本上是平均分配的。根据以上的分配，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斗争发展到第二期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由于汤恩伯经常在该班主持的关系，汤部干部形成了有恃无恐的气焰，对胡宗南的干部，不仅歧视，而且加以打击和排挤，到了第二期末，办公厅主任周士冕、第二队队长康庄、第四队队长袁杰三都相继被迫离了职。他们离职后，汤马上派傅镜芳当了第二队队长，屈振华当了第四队队长。胡宗南在此情况下，大发雷霆，准备与汤大干一下。此时，适汤因河南情况紧张，离了班回了部队，给胡造成了有利形势。
我记的是在1940年的春天，胡宗南把我从兰州调到西安，对我说：“周士冕、康庄和袁杰三都前后离开了‘游干班’，你马上准备一下去游干班当副总队长（此时胡宗南已调为该班的副主任，陈大庆已由副教育长调为教育长），考虑一下如何把游干班办好。”当然我也晓得所谓如何办好‘游干班’，实际上就是叫我去如何争夺人事权的问题。我到班后，汤部干部大家都盯着我。我偶尔进行一些工作，他们都百般地加以阻挠，不是这困难，就是那有问题，因此，我在第二期没有做什么事，只是了解了一些情况。三个月一期，第二期很快就毕业了。第二期毕业后，我即着手准备第三期的工作，当然首先是人事安排的工作。对汤部干部既不能扯破面皮，公开不要他们，但又必须由胡宗南的干部占绝对优势，如何办好，这确是一个问题。正在踌躇不决之时，胡乃决定把组织规模扩大，即由四个队扩大为三个大队，共十二队。
此时教育长陈大庆亦因部队作战调离了班，遗缺由胡宗南派陶峙岳接替，更造成了有利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胡宗南由七分校调派了两个大队长和八个队的干部来班工作，先从干部的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汤部的干部，然后再从职务上加以调整，即把汤部干部分散和调一部分副职，这样，就把汤部干部完全融化于胡部干部之中了。从此胡宗南在该班完全取得了胜利，而汤部势力又受到了歧视和排挤，胡宗南在取得胜利，排挤了汤部势力后，从第四期以后又恢复了四队制，即缩小了组织规模，恢复到原先的组织。一场内部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从此宣告结束。
四、训练的实际效果
该班自1939年六七月开办起，一共办了六七期，总共人数约300人。所学的游击战术并没有对日军进行过游击战争，当然是由于国民党的军队不敢对日军进行游击战争，也不可能运用游击战术。相反地，对真正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进行摩擦、分裂和破坏活动。
（1962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