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所辖一〇七、一〇八、一一五和一一七师四个师），按原编制由甘肃平凉一带被迫开出西北，进驻安徽阜阳、涡阳及河南沈邱，界首等处。

当时东北军官兵以为蒋介石既然接受了“八项条件”，又接受了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皆认为蒋委员长准备对日抗战了。但当时流言蜚语也很多，不是说某师将被改编，就是说某人将被撤换，或者某人与蒋介石、陈诚等暗送秋波，进行勾搭，凡此种种，难免令人忧心忡忡，心情不安。

自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押后，顿使东北军失掉领导重心。首先表现在东北军整个行动方针上，没有经过会议明确决定，西安总部即以主观命令限期开出西北。虽然内部意见颇不一致，然总部未予考虑，即开始行动，以致东北军这个团体终被蒋介石消灭，至今尤深感遗憾。

在一九三七年春，蒋介石和陈诚分别把东北军的各军长召集到南京开会。据闻蒋介石和陈诚早已预谋，摆好了圈套，会上采取又打又拉的方法，使各军长感到很舒服，而且很高兴。

据说陈诚当时对各军长说：“这是为你们而改编，而不是中央来改编你们。为了你们将来抗日，像现在这样形形色色的编制，在指挥运用上是行不通的。比如一一五师只有两个团，而一〇五师则有三个旅，一〇九师则又是一种特种编制等等复杂情况，以及有关骑、炮、工、辎和武器弹药通讯设备等等均须重新平衡配备。但仍然以原有各军为单位，自行调整调拨，不增不减，这对于教育训练和将来的运用是有利的。并且因为时间非常紧迫，必须立即加以改编。同时有关人事的更动，可以完全由你们自己以军为单位自行调配，中央决不加以干预。”陈用诸如此类的甜言蜜语来打动各军长的心。

据云，在开始的时候，陈诚也曾想硬性派其嫡系直接插入各军内部，从事分化。但因与东北军的将领们的权利地位有关，他们曾极力表示反对，几至破裂。后来陈诚不得已采取比较缓和的办法，以派出政训人员在各军成立政训处为交换条件，彼此才作了让步。

果然不出所料，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六月间，又召集东北军各军长到河南开封，由刘峙主持召开正式改编会议，关于人事的去留，皆在这次会议决定。实际只不过是召集各师长到开封聆听改编的决定罢了。

据说这个改编方案是陈诚提出来的，由刘峙进行监督执行。总而言之，当时没有容纳东北军方面提的意见，即接受改编也得改编，不接受改编也得改编，完全是硬性的命令，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就此各军长表示接受改编。

当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对我说明改编的决定时，我断然表示拒绝，谈话未终，即告决裂。

最使人愤怒的是，第二天《开封日报》就集中向我个人进行开火。他们以恶毒的手段不提我坚决反对这次改编，相反却以连篇累牍的鬼话，表扬我是第一个赞成这个改编的。当我看见这个报道后，直把我气的发昏。这岂不是血口喷人吗！况且刘峙在开封绥靖公署设宴的那一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未发，他们的谈话，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哪有精神来赞扬他们的改编呢！

而且自我到开封后，并未接见过任何记者，从何产生《开封日报》的报道呢？他们这种拙劣的做法，真是愚蠢达于极点。当时笔者身为师长，关于改编的真实情况，确实如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及到开封缪澂流向我谈话时，好像霹雳一声，我才知道真相，心想东北军已经完蛋了，完全被他们出卖了！

现在我单把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在七七事变后，遭受蒋介石消灭的经过记述如次。

河南改编

第六十七军原系由东北军一〇七师、一〇八师、一一五师和一一七师四个师编成的。

事变后，对这次改编，吴克仁军长确实煞费苦心，一心一意想把这个军改编好，既要不破坏团结，又要保持实力，最后一致同意将四个师编为两个师，即以原有的每两个师合编为一个新师，尽力作到不分割，并保持原有的建制，最后的改编决定如下：

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副军长贺奎，参谋长吴桐岗。下分为两个师：即一〇七师和一〇八师。一〇七师系由原一〇七师和一一七师合编的，师长金奎璧、副师长姜保德、参谋长邓玉琢。下属三一九和三二一两个旅，由吴骞和朱芝荣分任旅长。一〇八师系由原一〇八师和一一五师合编的，师长张文清、副师长唐振海、参谋长梁同淇，下属三二二和三二四两个旅，由夏树勋、刘启文分任旅长。

这个改编仍然保持东北军原有的历史系统，不过仅仅是把各师改编为旅罢了，把每师原来三个团，改编为两个团，同时扩大了团的编制，补足缺额，名为改编，而实际则是扩编。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显示出第六十七军确是抗日的坚强部队，这并不是偶然的。

大城接防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十七军受命向河北沧县增援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全军接到参加抗日的命令，兴奋百倍，欢喜若狂。于是全军集中于河南商丘附近，再用火车运到河北沧县。按道理说，救兵如救火，敌我都在分秒必争，可是我们的火车还不如牛车。并且自开始上车那天起，大雨连绵，车辆完全是载货的敞篷车，什么遮雨设备都没有，加上调度失灵，站站拥塞，四天四夜始到达沧县目的地。人马昼夜在雨水浸渍之中，再加上炎暑蒸热，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弄得人困马乏，筋疲力竭。吴克仁军长以及各师长目睹此种情形，非常担心官兵的健康和发生疾病，派遣后勤人员尽力设法逐站准备饮水和去暑药，以及各种给养的补充。在如此困苦的条件下，广大官兵在抗日救国的精神鼓舞下，都很安然地在车厢里，此起彼伏地争唱抗日救亡歌曲，此种爱国热情感动了铁路沿线的老百姓。

在雨水中挣扎了四昼夜之后，火车总算到达沧县，尚未得到喘息，又处于又饥又渴的时候，宋部即派人来催促接替防务。虽然如此，官兵仍然同意派遣先头部队立刻接防。构筑临时掩护阵地时，又遇到倾盆大雨，顷刻间沟满壕平，平地一片汪洋。可是没有一个官兵被这点意外的困难所吓倒。

正当此时，又接第一战区电令，立即驰赴大城附近，接替宋哲元部王长海师的任务，堵击日军沿子牙河南下之敌。六十七军接到此项紧急命令，在平地水深业已过膝、一片汪洋的情况下，被迫完全放弃辎重大车和汽车的运输，全部改装为驮载和人担，这样给官兵每人加重数十斤的负担重量，绕道沧石旧路基的一段，于第二日才勉强达到子牙河大堤坝，并以此而得到第一战区的嘉奖。

首战姚马渡

当我六十七军正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全军在大城县以南集中时，即发现许多人民群众从姚马渡方向纷纷渡河逃难的情况。军部乃决定派遣骑兵连迅即沿子牙河北进，进行强力侦察，必要时则占领要点，以待增援，同时掩护我军占领阵地。随即又在姚马渡以北的北赵扶、中赵扶等处发现少数日军骑兵的扰乱，官兵以愤怒的心情，出敌不意，一举歼灭敌骑数十人。

从第二天天际刚发亮时起，日军飞机即成批地盘旋于大城县东北上空，进行侦察并监视我军的行动。出敌意外，我军于天未明即已完成巧妙的掩蔽伪装，致使日军空军无所发现。

因此，当第三天敌人派出小型轮船数艘，沿子牙河逆水而上时，万未料到我军在姚马渡已预先设伏。这次根据侦察得到的确实情报，运输敌军的轮船共有三艘，先头一艘概为轻武器，其余两艘则有山炮之类的重武器。我们在子牙河预先设置的障碍物使河道仅能容纳一艘轮船。因此，决定先放过它的先头一艘，以优势兵力在极短时间内把它歼灭；对二三两艘则进行分段截击。将到上午十一时许，日军的飞机分批参加战斗，由于他们地空的密切联络，从我军薄弱部分打开一条血路，仅有一部拚死突出重围。此役估计敌人的伤亡约在三四百名左右。我军虽在良好的伪装和掩蔽之下，亦有严重伤亡。

日军吃了败仗，当然心中不服，乃于第二日拂晓，重整队伍向我军反扑。他们一部弃船登陆，沿子牙河两岸掩护前进，空中有数十架飞机轮番扫射和轰炸，以压制我军的射击。正当战斗激烈之际，一〇七师的某一重机关枪连阵地因一时不慎，暴露了目标，立即遭到数十架敌机的轮番轰炸，不但我机关枪阵地全部破毁，我军一连战士也所余无几。后经数次增援，我方阵地才始终未被突破。

经过整日的激烈战斗，入夜发现敌军逐渐后撤，我军部经过研究，作如下判断：

如以白天战斗的激烈情况来看，日军必以为我军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空中也被敌优势空军控制，因此，我军的损失必然增大。几日以来，日军虽然遭受了挫败，总以为是出于偶然。所以我们坚决要打它个冷不防，采取主动，趁夜袭击敌人。

因此，第二天日军就象惊弓之鸟，再不敢那样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地向前搜索前进了。约到中午时分，我军推进阵地才发现敌人的强力搜索侦察。当敌人已摸清实况，实行向我进攻时，我军即利用轻重机关枪交叉火力，组成火网，猛烈集中射击，给敌又一严重打击后，乘机逐次安全撤退。敌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遭到很大伤亡，又扑了一个空。

通过这样激烈战斗以后，敌人似以小部队牵制我军阵地的配备，另以增援部队向我侧翼包围，企图消灭我军。

我第六十七军综合各方情报，作出进一步的战斗判断：

第一、继续进行夜间或明天决战，这都是与我军绝对不利的；

第二、迅速抛开敌人，脱离战斗，避免被包围的危险。

但出乎意外，敌人于黄昏时，就有开始活动的现象。同时，我们立即派参谋人员先行到留各庄附近，准备后撤掩护阵地，保护全军的安全撤退。大约到八时许，敌军即试探着前进，我军官兵均沉着应战，等到敌人进入有效射击火网之内时，枪炮齐发，以极猛烈的火力，压迫敌人有退无进。战斗一直继续到十时许，把吴克仁军长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看样子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不断地用电话询问各师长撤退是否有把握？能否撤得下来？各师长的答复好象商量过似的，都是一样的：“请军长放心吧！”

敌人意想不到我军在猛烈反攻之后，在各要点由轻重机枪交互掩护之下，立即从局部开始撤退，并逐次把重武器撤退下来。到十二时许，我军已全部安全撤出姚马渡阵地。

从留各庄撤退到献县

当由姚马渡转进的第二天，敌派骑兵四出搜索，敌空军飞机沿子牙河上空不断盘旋侦察，他们始终没有发现在留各庄附近丛林中我军的掩蔽阵地。敌人在姚马渡一战，也得到教训，未敢鲁莽前进。一直在留各庄以北踌躇两天多，才开始慢慢地试探着前进。

正当此情况不明、进退两难之时，突然收到第一战区的电令：“平汉线各部战斗不利，节节后退，六十七军可酌情迟滞敌人，速向献县方面转进，并向商震总指挥迅取联络”等语。

与此同时，有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派李雍言参谋找到六十七军进行联络。据云：“平汉线中央军确实失利，各军因未能协同作战，无视战区的指挥，多采取自由行动，万福麟鉴于此种混乱情形，业已由永定河南岸霸县、永清、固安等县撤退。因为六十七军河水阻隔，未能取得联系，几乎贻误大事。以后行动当依战况的变化，必要时则让开平汉线，转向太行，再视情况，确定行动，并希以后切取联系，互通情报，万勿中断”等语。

根据种种新的情况，我军乃毅然决定于当日黄昏由黄格庄掩护阵地抽出部分兵力轻装袭击，各师则于七时后，按计划迅速向献县转进。

正当军部开始撤退时，掩护阵地的枪炮声非常猛烈，看情形似已引起全面接触。吴克仁军长不忍离去，直到夜十时许，正欲亲自到阵地观察，由掩护阵地撤退的先头部队业已到达。据云：因敌军监视部队与我轻装部队正在肉搏时，因我后方有力部队突然增援，日军不支，而我军越战越勇，俗话说得好，置之死地而后生，杀得敌人胆战心寒，立即败退。我军乃得安全撤离，向献县转移。遗憾的是我军也遭受重大伤亡。

第二日下午三时左右，全军安然转进到达献县，因不时发现敌空军跟随在高空侦察，乃严禁我军入城，尽力离开城郊附近，暂行隐蔽休息。少时果然敌空军群猛扑献县，掷下重磅炸弹数十枚，炸得房倒屋塌，城内居民被炸死的，无法统计。

随即了解到商震负责防守献县，宋哲元部吉星文师在左翼，商震部在右翼。商震通知六十七军临时协同商部阻止敌人南犯。吴军长乃令我于当夜直接与吉星文取得联系，并与商部商定防守计划。以后我到石家庄第一战区司令部，通过林蔚参谋长接头之后，才晓得商震早已接到撤退的通知，但他们还欺骗友军，故作不知，悄悄地撤走了。

同时最令人恼火的是韩复榘和某将军等还派专使携带亲笔信，来游说六十七军，并死缠不去，这种无味的活动，真让人百思莫解。经吴克仁军长与我研究后，乃派我星夜赶到石家庄，向第一战区司令部汇报战斗经过并摸清情况，要了解他们究竟搞的是什么鬼把戏？

当我到石家庄，看到一片乱七八糟的景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战区司令部，见到刘峙，还没有说几句话，刘又被人拉走了，直等了两个多小时，始终未出来。当时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找到一位副官，请他转达刘峙，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就要回去了。我的意思是在提醒他们这样对待一个由前线回来汇报敌情的负责人，是不应当如此傲慢的。这位副官也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乃立即将这种情况报告战区林蔚参谋长。少时林蔚来到接待室，首先表示歉意，他说，由前线撤下来的部队部署，到现在还没有头绪，让你等了这样长的时间。我说我个人倒没有什么，全军在献县静候战区命令指示行动呢！下面是我与林蔚的简单对话：

林说：“六十七军现在还在献县吗？”

我说：“我们转进到献县的第二天，商震部和吉星文师就悄悄地撤走了，一直没有联络上。所以吴克仁军长派我来向战区报告，请求指示行动，俾有所遵循。”

林说：“你们什么时候达献县的？”

我说：“才到三天。”

林说：“你们不是早就退下来了吗？”

我说：“在姚马渡和敌人接触形成胶着，退不下来。”

林说：“你来的恰好，不是六十七军失掉了联系，而是因为有的部队在撤退中把密电本遗失了，恐被敌拾得，发生危险。现在商总指挥已奉令在邯郸附近掩护大军转进。你们六十七军可速向邯郸撤退，协同商震部队防守，暂归商震指挥好了。”

我说：“现在是清楚了，六十七军在献县与敌军对峙，不时发生接触，时有伤亡，这是在华北的战斗部队中最后撤退的一个。听说，有的友军报告，六十七军不战而退，并扰乱友军的军心和退路，现在这种造谣中伤，可以彻底明白了吧！据我军所获得的消息，有的友军已经撤走了，可是向战区司令部报告说仍然在原地防守，其实连人影都没有了。还有的已经取得联系，但不声不响地悄悄撤走了。似此种种问题，请战区司令部彻底清查，追究责任才好。”

林说：“你这次来得很好，不然容易发生大误会，现在，一天阴云算散了。你可以马上和战区参谋处处长接头，明天就可以回去，迅速准备向邯郸附近转进，现在仅有的完整单位，就是你们这个军了。并代候吴克仁军长。”

我说：“我接头完了，立刻就回去，因为军部和各师都在望眼欲穿地等候我的消息呢！”

现在回忆起来，与林蔚所谈的这些，又有什么作用呢？以后事实证明，各种阴谋还是继续一幕一幕地演下去。

邯郸战斗

当我星夜赶回献县时，吴克仁军长和各师长都在心情不安地等着我的消息。经我向大家汇报后，又进行了研究，认为献县为滏阳河和滹沱河会合点，特别今年因雨水过大，四周完全被水淹没包围，敌人大部队无法活动，小部队冒进又恐遭到歼灭。虽然暂时敌人不敢冒险前进，但如此长期僵持，终非善局。

现我军已接到转进邯郸附近掩护第一战区大部队撤退的命令，虽感任务非常沉重，但大家认为这是为了抗日，一致表示决心愿意与日军拚个你死我活。

通过军部会议之后，决定当日完成一切准备，首先将负伤的弟兄设法运走，然后利用夜间全部脱离敌人。结果顺利地转移到邯郸。

吴克仁军长即日在邯郸车站与商震会了面，才知商震部队已躲入山西，直到现在尚未集中。商震在无可如何的情况下，始将真相告知吴军长，并商请吴先行占领临洛关要隘，以救燃眉之急。商部仅有的骑兵团暂归六十七军指挥。吴军长回来传达后，我军全体官兵感到这个掩护任务责任重大，事关华北的整个战局。但又考虑到商震他仅有一个骑兵团，又拿什么来完成这个掩护任务呢？经与吴克仁军长和我们研究后，乃决定派我上前线指挥，吴军长陪同商震在铁甲车上指挥。

当敌人逐次接近，我军乃以主力防守临洛关，以一部沿河堤为助防，其余为预备队。当敌人以炮兵和飞机猖狂轰击后，拟以主力夺取临洛关。当时敌炮兵火力占很大优势，压制住我炮兵无力还击。迫使我军不得已乃利用已构成的工事，节节抵抗，逐次掩护后撤。从早至晚，经过每一次争夺战斗，敌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我军也有一定的伤亡。最令人伤脑筋的是，商震的部队到现在仍然无影无踪。

我将上述情况急电吴克仁军长，转向商震总指挥请示，速决大计。时敌人远射程火炮的射击，已直接扰乱车站附近，试射炮弹已落于铁甲车指挥部的前后，商震已手足无措，不得已乃就商于吴克仁军长。商震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敌人现在节节进迫，如再不脱离敌人，恐遭不测。

吴克仁军长已揣知商震的心意，说：“总指挥所见确有道理，现任务既已达成，为何还在此恋恋不舍，如不趁夜迅即撤退。到明天，可能有被包围的危险。况且总指挥的部队，又没有什么希望，若到山穷水尽时，再想撤退，恐有相当困难，后悔亦来不及了。”

商震接受吴克仁军长的建议，着我迅即通知各师，准备利用夜间设法撤退，视情况如能在邯郸城稍为抵抗较为有利，否则向彰河南岸转进。吴克仁军长下达命令后，部队当即遵照执行。吴军长亦陪同商震乘铁甲车直奔彰德去矣。

当日下午七时左右，敌人炮兵即开始射击，其用意不外是妨碍我军撤退。可是我军以过去经验证明，敌人在夜间绝对不敢追击，所以我们才大胆整装转进。当撤抵邯郸城时，侧闻邯郸车站以南微有枪炮声，为了避开这个疑难问题，乃躲开铁路线向回隆镇方向转进，以观究竟，并待命行动。这个没有责任感的态度，很清楚，是从战斗过程中所遭到不平等的待遇中，总结出来的。

在汤阴县的徘徊

在回隆镇稍息两日，吴军长即电示向汤阴县集结待命。

蒋介石一贯采取牺牲杂牌、保持嫡系的策略，已成公开秘密，这就伤害了杂牌部队的抗日热情。特别对东北军则更有甚之。

正当六十七军住在汤阴，行动犹未决定之时，又接战区命令，开往新乡，一面整顿，一面构筑新乡据点阵地，工具和材料皆须就地征发，并限期完成。如此繁重任务，仅依靠疲惫不堪的一个六十七军，虽昼夜施工，亦难完成任务。但敌军当前，无论如何又不能抗拒命令。吴克仁军长深感上有压力，下有疑心，百思无以善其后。

当时全军议论纷纭，官兵对战区的指挥多所不满。吴克仁军长鉴于日后情势不妙，即谋脱离第一战区的指挥系统。

吴军长虽然迟疑了一两天，最后还是以治病为名，急急忙忙到了南京，见了蒋介石，倾诉了华北作战的情况，极力要求参加上海战斗。蒋介石不但没有拒绝，而且正中下怀，表示极为同意。乃百般抚慰，倍加鼓励，迷魂汤把吴克仁军长灌得不知天南地北，完全迷失了方向。急电我立即将构筑阵地的任务交代清楚，整队待车运输南京。

在新乡接到吴军长的急电，虽已看透这将是一场不可收拾的危局，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鼓起余勇，率部开往南京，以偿抗日救国之宿愿。当我们到南京时，吴军长极为兴奋，喋喋不休地谈述蒋介石对抗战的信心，并如何嘉奖六十七军在华北的英勇战斗精神。

参加上海战役

在南京接上海战区司令部命令，着火速车运至安亭附近下车，后续部队在南京不必换车，即可直达安亭集中。

在此期间，从南京到上海的铁路线已被敌空军轰炸和扰乱，我军的运输受到影响，在白天无法运输，完全利用夜暗的短时间加速运行，白天则疏散隐蔽。以京沪线这样短的距离，足足耗费了三天多时间，才基本上集中完毕。当列车离开车站时，人马、弹药、器材均已下车。可以说行动迅速，纪律严明，完成任务顺利。惟有军直属部队在昆山安亭车站附近，遭到敌机轮番轰炸和扫射。虽然部队无损伤，但安亭车站受到严重的破坏。军部乃专派工兵营协同铁路护路工程队冒雨抢修，一方面派遣通讯兵架通和修复铁路线的通讯线路。入夜即冒雨按战区命令向青浦集中，改为张发奎指挥的总预备队。午夜，将至青浦北门外，突接张发奎命令向苏州河某突出部前进，命令还未读毕，紧接着第二道命令又送到，大意是这样：“敌军于某日已在金山卫登陆，正向松江前进中，仰六十七军可即轻装向松江急进，痛击敌人，以保我上海右翼之安全为要……”当即遵照命令行动。

遗憾的是，我当时因夜间行军，受风感冒，上吐下泄，行动困难，不能随军同行，当即与吴克仁军长商定，暂由他和参谋长率领必要的参谋人员先行到达松江指挥部署，军司令部则俟我病情稍轻，再率领全体工作人员向松江推进。

情况万分紧迫，敌军由金山卫附近登陆之后，战区对此疏于防范，致使敌军势如破竹，直逼松江县城。吴克仁军长乃令各师以强行军向松江急进抢先占领松江，其概略部署如下：

（一）六十七军的作战方针以松江为枢纽，控制有力部队，视情况变化，歼敌于水网交错地区。

（二）以急行军抢先占领松江，拟定以一〇七师占领松江以北，一〇八师占领松江以南，相机迎头痛击敌人，以策上海战线右翼之绝对安全。

（三）六十七军以主力置于松江南北，而以一〇八师的六四三王寿璋团为军总预备队，一面协同郭汝栋残军（五百余人）防守松江县城。

第六十七军冒雨以急行军前进，一〇七师为先头师在松江城东北之线，即与敌人遭遇，利用江堤的掩蔽，出敌不意，予敌以迎头痛击，经过激烈战斗，敌人伤亡约五六百名，敌人前进受挫，形成胶着状态。

此役一〇七师三一九旅吴骞旅长负重伤，三二一旅朱之荣旅长阵亡，其余团营长当时尚未查清。

一〇八师原拟通过松江之南，利用水网交错地形，迎头痛击敌人。但因我军受命较迟，一〇八师在一〇七师之后陆续前进。冒雨行军，道路泥泞，愈走愈感困难，及到松江西关时，敌已接近松江。一〇八师乃急令三二二旅迅速占领由松江至石湖荡之线，不意在三十号桥附近与敌遭遇，刘启文旅长亲率六四四团坚守三十号桥，因敌人炮火炽烈，刘启文旅长阵亡。敌人则由三十二号桥与石湖荡的空隙间渗透，并突进西关大桥头附近。同时在菜花径地之西北亦有激烈枪声，敌人已迂回到一〇八师之后。

当时三二四旅夏树勋旅长率六四八团及六四七团残余决定占领松江西关，逐次阻止敌人进入松江城。

下午五时许，张文清师长由军指挥所赶回师部时，因敌后续部队增加，渐渐迫近松江西关，乃演成巷战，进而形成混战，时无线和有线电讯皆已不通，一〇八师被包围，张文清师长仅以身免，乃决定暂向后撤退。

当到松江北关外与吴克仁军长会面时，闻西北方向枪声甚烈，广福林镇、佘山等处已被敌人占领。

情况益加混乱，敌军飞机在战区上空非常活跃，特别对于上海公路监视甚严。敌空军主力之所以使用于这方面，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后勤补给交通要道。至此已预感到更加剧烈的变化即将到来。

下午四时左右，据哨兵报告，发现从上海方面逃出来的士兵，均系黄杰税警团的士兵。最初，以为他们是临阵潜逃。据他们说，上海全部阵地都已垮下来了，他们不是逃兵，主要是因为遍地大水，撤退时争先恐后，秩序混乱，谁也找不到自己的队伍，就这样溃下来了。

不一会儿，从上海方面溃退下来的人象海潮一样，滚滚席卷而来。这时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溃败？当即与张发奎联系，想搞清真相。据青浦转电所云：“从昨天晚起就不通话了。”我听到这个回答，乃急令骑兵连先行占领通往上海公路的佘山，设法掩护从松江撤下的部队。但据骑兵连的报告，公路已为溃退的败兵拥挤堵塞，无法通过，此时才了解战局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当即毅然决然令军部及直属部队迅速准备赴松江的船只，分途急速撤退，向昆山集合。到昆山后的联系中心由昆山警备司令部电话总机转。

上海战线崩溃一瞥

沿上海到昆山的公路及其两侧，溃退的官兵犹如海洋的惊涛骇浪，那种争先恐后的混乱情况，真所谓“兵败如山倒”。

苏州河木桥被敌机炸毁，使几十万溃军束手无策，为了争先逃出危险地区，争先抢渡而被淹死的人，真是无法估计。

多少各式轻重武器被抛弃到河中，火炮堵塞在公路上，一动也不动，这种无计划的大溃退，实为古今战史上所罕见。

当日晚八时许，我们到达昆山县城，立即到昆山警备司令部。适陈诚在昆山顶上防空洞躲避空袭，冯庸警备司令已向陈诚报告我率第六十七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现已到达昆山。警报解除后，陈诚即找我谈话。见面时，我把前几天的经过情况述说一遍。我特别向陈诚报告，吴克仁军长和各师长到现在情况皆不明。

在青浦首先发现税警团的部队退下来，其他大部军师长皆已脱离了队伍，溃兵乱不成军。据冯庸警备司令说，直到现在各军师取得联系的，还不到三分之一。把陈诚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我向陈诚请示今后任务时，他指示：应留一部分人员在昆山收容，其余速向无锡作最后收容和整顿，当即按令执行。在昆山收容一整天，由昆山撤退下来的官兵陆续集合，只有吴克仁军长和吴桐岗参谋长和两位师长尚无消息。至夜间，昆山附近乱成一团，汉奸信号遍地都是，究竟谁是友军，谁是敌人，颇难分清。我乃率六十七军已经集合的部队，撤至无锡进行整顿。在无锡整顿三天，陈诚又电令速开溧阳待命，这时张师长和金师长及大部官兵皆已归队，吴克仁军长和参谋长仍无消息。乃由溧阳乘夜车到宜兴，到宜兴警备司令部（昆山警备司令部已移宜兴，这是陈诚御用警备司令部，陈诚到哪儿，它跟到哪儿），当即找到冯庸，协同前往宜兴三天洞面见陈诚。我将收容的概况和整顿的情形以及金、张两师长均已归队，惟吴军长和吴桐岗参谋长的下落，虽经各处寻找，至今尚无消息等告诉他。陈诚听后，很长时间无任何表示，最后他嘱我代理军长职务，速将全军开往婺源，尽速补充整顿，待命行动。

在归途中，据冯庸警备司令说，陈诚正在恼火呢，原来本拟利用昆山预筑的国防工事进行防守，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也可挽回一点面子，作一个交代。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国防工事的蓝图，不知放在何处。虽然勉强找到几处据点工事，更可笑的是，工事（碉堡）的铁门没有钥匙开不开。另外，到现在为止，已经确实联络上的军师，也不过三分之二，而且是狼狈不堪，缺枪少炮，是否尚有战斗力，颇成问题。我听到这种危险局面，真是恼丧达于极点。

及至回到溧阳，又接到战区顾祝同的命令，着速开往宁国，一方面极谋整顿，一方面构筑宁国城防工事。乃与金、张两师长会商，决定第一步先开往宁国，完成战区的指示，构筑宁国城防工事，视情况再开婺源。

六十七军开到宁国之后，正开始按计划构筑城防工事。不意有四十九军刘多荃军长突然来到军部，我还以为是老朋友的一般过从，但刘军长忽然向我提出，他有一个使命要向我谈一谈。

刘说：“今天过宣城时，陈诚对我说，要我告诉贺副军长，可以把六十七军缩编为一个甲种师，交给张文清师长。贺副军长可调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或仍为副军长，可任意挑选，不然的话任预备师长也可以，三个条件由他选择。”我听到这些话，越听越不象话，几乎有点抑制不住激愤的心情。

我说：“这当真是实话吗？陈诚另外还说什么没有？我们都是东北军多年共生死的老朋友，你又是老大哥，越是在要劲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我们不同寻常的友谊。”当时我的态度虽然有点过火，但刘军长发誓说，他是照本宣读，未曾加减一言一语，最后他说，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亲自到水东镇前敌总司令部见到陈诚就明白了。

刘说：“如果你要去的话，我把车子借给你。”

我说：“好吧！我就去，看一看这个大人物说话是否有信用？”经我考虑，如果陈诚果真有变，这是有关全军的重大事情。乃决定与金奎璧和张文清两师长一齐前往，好让他们亲自看到陈诚究竟在搞什么阴谋诡计，好向六十七军全体官兵、向关怀东北军的同志们作个交代。

到了水东镇前敌总司令部，陈诚很快就会见我们，当时我的怒火好象火山似的将要爆发了，金奎璧师长以脚用力地踢我，并以脸色示意，要我忍耐，不能生气。就这样沉寂了一段时候，陈诚发言了。

陈诚说：“你们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有事，我记得在宜兴三天洞见到总司令时，命令六十七军开往婺源，从速补充和整顿。为什么第四十九军刘军长传达你的意旨，希望我从前敌司令部参谋长、副军长和预备师长三个职务中挑选一职，将六十七军交给张文清师长缩编为甲种师？”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急忙抢着说：

“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变更以前的命令。你们可照旧开往婺源，从速补充整顿。”

我说：“那么好了，我想现在上海撤退尚未稳定的时候，不应当这样做。况且东北军自从九一八事变，离开东北之后，颠沛流离，情况已经十分凄惨了！现正以同仇敌忾的激昂心情，拚命杀敌，总司令决不能在这紧急关头施行缩编，六十七军全体官兵一定感到总司令的关怀，使他们有继续进行抗日杀敌救国的机会！”

陈说：“没有缩编的意思，决没有缩编的意思，你放心好了。”

当时我虽然在极度愤怒之下，经他这一番解释，也就半信半疑了。

经过谈话之后，陈诚又故意表示诚恳，留吃午饭，我本要拒绝，陈诚说饭后有事相商，不得已暂留总部稍候。该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郗恩绥是东北讲武堂同学，趁休息时候与其相谈，郗以同学关系，悄悄暗示我，今天不应以这样大的火气对付陈诚，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现在你们军是掌握在他的手心里。今后务要小心谨慎为是，我很感谢这位同学的劝告。

午饭时，胡乱的应付了一阵，满腔怒火，哪里吃得下去，乃以军部有事待决，即行辞去。

在将到宁国军部时，刘多荃军长又来电话说他要来军部，有事相谈。当他到军部时，我即将与陈诚会谈的经过叙述一遍。

刘军长说：“在你回来的途中，陈诚又给我来了电话，说六十七军仍然依照原计划缩编，让我再转达给你。”我一听陈诚这样反复无常，正在对日作战的紧要关头，却转弯抹角消灭东北军，真是阴险至极。

我鉴于陈诚既然这样，将来可能作出更为卑劣的事情，所以在这一转念间，乃决定电请战区司令部指示以后的任务。当时日军与罗卓英部在广德附近接触，罗部残兵败将无力抵抗，节节后退，如广德不守，敌人长驱直下，我部在宁国无险可守。战区复电可按陈诚指示向婺源撤退，补充和整顿。为此，乃决定第一步先向徽州撤退。

当我们将到徽州时，一〇七师金师长在途中，遇到四十九军刘多荃军长向他说，陈诚仍坚持将六十七军缩编为一个甲种师，交给张文清师长，改编为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对于我个人，仍按前提出的三个条件，让我自己决定。我想，陈诚当面不讲，却弄一个中间人来传达意旨，这是表示他已决心想要吃掉这个军。但我仍然没有死心，难道就甘心把一个抗日队伍，白白地拱手交给陈诚吗！于是我不顾一切，当即到刘军长住处，问他陈诚究竟怀着什么心思？这样鬼鬼祟祟出尔反尔。刘军长只是微笑，以欲言而不言的态度，劝我说：“事已至此，还是耐心点吧！否则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则悔之晚矣。”我一听刘军长的口气，虽然他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善意，但是引起我的气愤可就大了，不免对于我们这位多年的袍泽就有所中伤。

不得已，乃忍痛电报陈诚说，已派负责人向张文清交代。当夜即乘车离开徽州。

在汉口的奔走

自徽州回到汉口，专心致力想设法恢复六十七军番号，以释一身重担。我将情况向军政部曹浩森次长报告，请其支持。曹浩森亦以为大敌当前，不应以私仇而影响抗战，慨然允为向何应钦说项。未几，曹浩森即向我说，何应钦已答应设法恢复六十七军番号，我听了当然非常高兴。

过了几天，曹浩森又对我说，何部长对这个问题很表同情，不过其中有些棘手的地方。陈诚既然没有报告军政部，擅自这样做了，何部长不好再插手，并说，最好是“解铃还得系铃人”，还得找陈诚设法从根本来解决。如果陈有回旋余地，军政部则决不成问题。否则，徒劳无益。

我认为军政部为主管机关，既无权过问，还有什么人、什么地方能解决呢？极度气愤之下，乃断然拒绝向陈诚低头。

在此期间，我又想起吴克仁军长和吴桐岗参谋长以及各旅团长官兵在上海战役中阵亡，应请军政部给以抚恤的问题，向曹浩森提出，曹说，吴克仁军长已经投敌，并未阵亡。如果你有确实证据，也可以提出来。后经我百般设法探寻，始终没有得到什么消息，也得不到什么证明。

恰在此时，吴克仁军长的夫人，由鸡公山移住汉口，我数次向她提出此事，要她直接向蒋介石请恤，但吴夫人主张暂时不必，往后稍缓再说吧！因为始终找不到证明，只好暂缓。

事出意外，忽然有一天，有人来报告我说，吴克仁军长的夫人乘机去香港了。骤听之下，如同霹雳，究竟她卖的是什么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以后就无法再提这回事了。

但我总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老朋友、老战友，不明不白地被诬为投降敌人，请恤事小，而冤莫能伸，颇令人寒心，深感有愧。

在重庆有一个时期，吴克仁的同学和其他很多东北朋友都关心吴克仁的事情，表示莫大遗憾。后来他们主张推我先向万福麟恳求，并请他联合几位东北先辈，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当面要求。

不久我就向万福麟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想到他毫未思索地对我说：“你们在这个时候还提这些问题，难道你们不知道他已投敌了吗？”我争辩地说：“这样凭空随便说吴克仁投敌，显然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万福麟进一步追问：“那么，你们如果有什么确实证据，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就好向军政部说话了。”我说：“人已经牺牲了，还要什么证明？”万福麟说：“这样不可能使他们信服的。”后来我把万福麟的意见向有关的朋友作了传达，大家无不深为感叹！

以后为这个问题，我还特别向莫德惠征求意见，他和万福麟的想法如出一辙。

后来，据闻张文清师长以缩编后的二十五师的名义，曾为全军在上海战役中伤亡者造册请恤，均被批驳。六十七军吴克仁军长以至官兵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他们自然已经完成他们抗日救国的心愿，对得起中国广大人民，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但蒋介石却以莫须有的捏造，使牺牲者含冤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