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苏振华走投无路之下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次年，毛主席批示下达。
苏振华的一生之中一共有过三次婚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都不一帆风顺。
参加革命之前，苏振华家境贫寒，靠着给地主做长工谋生，他的母亲担心儿子的人生大事，于是收养了一个叫“娇妹子”的穷姑娘给儿子当媳妇，可惜，娇妹子难产身亡。
苏振华参加革命之后，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认识了孟玮，这个姑娘还是河南南阳师范的高材生，她聪明好学又活泼好动，在一众女学员中也非常的突出，这也引来了苏振华的注意。按理说，两人并不合适，苏振华比孟玮大9岁，而且是个地地道道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也不高，而孟玮则是一个情感丰富又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
起初，孟玮并没有完全接受，但是耐不住周围同志们的热心撮合，而且苏振华被人也对她多加关心和照护，慢慢的，她也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同苏振华结了亲。婚后两人也相敬如宾，在纷飞战火中相互支撑着，孟玮先后生下了7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
1949年，全国解放，苏振华任职贵州省第一任省委书记，他们全家人都搬到了贵州，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刚解放的贵阳市百废待兴，苏振华一心扑在工作上面，每天都在星子闪烁时归家，孟玮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丈夫经常很晚回家，她的心里很难不产生意见，在她看来丈夫已经在对她进行感情疏远，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她生的孩子多了，已经耽误到自己的工作，埋怨丈夫让给她的进步慢了。
1954年，苏振华调到了北京，三年后，孟玮的脾气愈发的暴躁，为了家庭的和谐，更为了子女的幸福着想，苏振华处处忍让着，更加细致地爱护着妻子。但是，生性倔强的孟玮不为所动。
1957年，孟玮告诉丈夫自己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初恋男友，而且男友终身未娶，于是向苏振华提出了离婚，并用最快的速度起草了一份离婚报告出来，还离家出走，住在了单位的宿舍里面。
为了孩子们着想，也考虑到社会影响，苏振华一直将妻子的离婚报告压下来，没有签字。
孟玮的女儿当时已经13岁了，他不理解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和爸爸分手，当时，孟玮是这么说的：“我给你做的花裙子，你不喜欢，就坚决不穿。一个道理，我和你爸爸是组织包办的婚姻，我不喜欢的人，和不来！”次年，苏振华知道覆水难收，最后还是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
离婚后，孟玮一直独居，组织上经过多方了解发现，她并没有找到那所谓的男友。后来她的子女们推测，所谓的找到男友不过是找到借口罢了，离婚后，苏振华和子女们经常会在生活上给予孟玮关怀，每到节假日，苏振华也会让孩子们去看望前妻。
离婚后，孩子们都归苏振华抚养，他一个人带着七个孩子，简直是又当爹又当妈。1959年国庆节晚上，王光美将苏振华和孩子们的情景看在眼里，于是同毛主席谈了谈苏振华的现状，毛主席听后直接说：“让他放肆找一个！”
同年秋天，当时的海军副政委方强同志找到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陆迪伦，并介绍她和苏振华见了面，在这之前，陆迪伦就对苏振华有所了解，两人还接触过，对苏振华的印象还不错。
但是，两人之间的婚姻还是受到了外界的争议和阻力，两人之间的年龄相差实在是太大了，苏振华47岁，而陆迪伦才25岁的年纪，所以，难免会有一些难听的话传来，有人说陆迪伦贪图权势和财产。
就连党支部书记于非都找到海军参谋长周希汉，希望他能够出面，周希汉笑着说：“他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们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后来，陆迪伦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她一直坚定不移的爱着苏振华。
1960年，初春，苏振华和陆迪伦真爱结了果，贺龙充当主持人，为他们主持了一场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
起初，苏振华的子女们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陆迪伦没有生气，而是尝试着用自己的爱将他们融化。
当时，全国人民生活都非常的困难，苏振华的工资300多元，虽然相较于很多人而言已经不少了，但是家里的孩子比较多，所以开销也比较大，再加上老家的一些需要接济的亲戚，就更加的捉襟见肘了。
陆迪伦来到这个家后，不但需要面对孩子们对她的冷落，还需要勤俭节约，节约下来的钱就能用来照顾这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孩子们从没有听到过她的埋怨和呵斥，相反，对于孩子们的那些合理的要求她也会想办法支持。慢慢的陆迪伦也融入进这个家庭。
之后陆迪伦先后生下两个男孩，对于自己的亲生孩子，她并没有偏心，吃穿用度都和家里的孩子们一样。
1964年深秋，苏振华患上了过敏性结肠炎，从协和医院出院后，便准备到南方去疗养，选定的地方是桂林，之后再转道广州，原本打算由医生吕天厚、警卫员陈士奎以及秘书乔崖陪同的，正好有一个火车软卧包厢，出发当天的中午，苏振华突然对秘书乔崖说：“小陆想去桂林看看，吕医生就不要去了。”乔崖对此表示反对，这样做并不合适，苏振华才刚刚出院，医生已经有所交代，他暂时还不能离开医生。
苏振华表示自己心里清楚自己的病情，让吕医生将药交给小陈就可以了。乔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如果小陆一定要去，但吕医生不能不去，我可以告诉南海舰队派人去桂林接待，我直接去广州等你们，但吕医生不能不去......”苏政委听后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乔崖见说不通，赶紧给吕天厚医生打电话，让那个他将药品以及用药方法交给小陈，同时还要做好走的准备，没准苏政委会改变计划。
晚上，乔崖从食堂吃完饭回来，看到了陆迪伦，询问她准备好了没有，陆迪伦气呼呼地说：“我不去了。”乔崖赶紧给吕医生打电话，告诉他计划不变，赶紧收拾东西过来。
上了火车之后苏振华没有和乔崖他们说话，倒头就睡，第二天吃完早餐以后，苏振华一反前一天的常态，笑嘻嘻的对乔崖他们说：“来来来，咱们打扑克！”就这么普通的一句话，就能透露出苏振华善于纳谏，不计前嫌，而且还能容忍“刺头”乔崖在自己身边工作长达13年之久。
3年后，苏振华被带走，陆迪伦也不见去向。后来孩子们才知道，陆迪伦一直和苏振华在一起，并肩负起照顾他的重任，常年的征战早已让苏振华身上伤痕累累，陆迪伦干脆直接将拉煤、买菜做饭这些家务全部包揽了下来，为了给丈夫补养身体，陆迪伦不顾专案组们的阻挠，直接养了鸡，用鸡蛋和鸡汤维持着一家人的健康。
陆迪伦还让丈夫悄悄的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真实情况，提出申诉，并想了很多办法办法，将信送了出去。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在苏振华在1971年12月13日写给他的信上批示：
“此人可以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
3月17日，苏振华转院到301解放军总医院，对他的监护彻底解除，他们一家人又重新聚在了一起。
苏振华去世以后，秘书乔崖为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财产继承问题。苏振华生活节俭，但是交友比较多，客人也很多，在家请客的开支也很大。在分配财产时，乔崖将苏振华的家人都叫到一起：“你们的父亲是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他有多少财产，你们都清楚。你们要继承的不是他的物质财富，而是他的精神财富......”
陆迪伦将银行存款分成了10份，9个孩子每个人都领到一份，还有一份交给了长期由丈夫供养的哥哥。陆迪伦说：“这10个存折，你们愿意现在拿酒拿走，暂时不想拿由我保管，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这笔存款我不要，但抚恤金由我掌握，因为有些钱款需要偿还。你们父亲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服，统统摆在那里，除了有纪念意义的由我负责保管，将来交公外，你们喜欢什么就拿什么。”
大儿子率先表态，他除了要两支父亲用过的铅笔头，留给孩子们做纪念外，什么都不要。其他的孩子们也作出了表态，同意陆迪伦的安排，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他们是不会动这笔钱的。之后，逢年过节他们全家人都会团聚在一起，平时孩子们也常常会回去看望陆迪伦。
2008年，陆迪伦被诊断出患了肾癌，孩子们都想方设法替她求医问药，陆迪伦说：“苏振华同志和孟玮同志没有享到的福，我都代他们享了。”
2012年2月22日，陆迪伦去世，和苏振华团聚去了，所有的孩子都回京为她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