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的功绩,陶铸一直是闭口不谈的,一直到1978年底,他对女儿说起自己一生的经历:
他十六岁投身革命;1926年在黄埔军校入党,次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福建从事秘密工作期间,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1933年,在叛徒的出卖下,他被国民党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彼时的他已经做好了要将牢底坐穿的准备,于是给狱外的妻子捎回一张便条:“病重,无愿生还”。
西安事变以后,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之下,他被第一批营救出狱......建国之后,他更是先后担任了党和国家的多种领导职务。
然而,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临终前见不到亲人,而他的女儿也将用多年的时间为他奔波。
门口有位男同志带了一个小女孩,要找陶铸爸爸陶铸曾对女儿说过:“我跟你妈妈都很刚强,你怎么这么脆弱?你怎么就学不会你父母,全随了你杨叔叔!”
陶铸这里提到的杨叔叔就是杨顺清,乃是一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之前的身份是一名马夫,就是这样一位“叔叔”照顾了陶斯亮好多年,一直将她牢牢地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党的“七大”闭幕的第三天,陶铸和妻子曾志即将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此去任务困难,他们根本无法顾及对方,于是,临行之前,陶铸他们只是在女儿的脸上亲了亲,又抱了抱她,随后就将她塞进了杨叔叔的怀里:“老杨,拜托了!”随后一个鹞子翻身上马,这次他们再没有回头。
在战争岁月中,和陶斯亮朝夕相处的就是这位杨叔叔,所以,她在性格和三观的塑造上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对方的影响。
之后形势突变,陶铸又接到了中央命令,转赴东北,前去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思女心切的陶铸立刻往延安发了一封电报,让杨顺清带着女儿到东北相见。电报发出没多久陶铸自己就先后悔了,兵荒马乱的,从延安到东北,就这样徒步几千里,和九死一生没有区别。
但是,事情已成定局,杨顺清接到电报以后,就背着小亮亮出发了,他怀揣着一股信念朝着东北坚定不移的行进,这一走就是一年多。每次小亮亮支撑不住,杨叔叔都会鼓励小家伙:“找到你爸爸妈妈就一切都好了。”
1947年,杨顺清终于站在了省委的大门口,此时两人已经衣衫褴褛,看不出半分模样。
在这段日子里,陶铸和杨顺清处于失联的状态,他以为女儿已经不在人世,只能日日摩挲着女儿的照片。
就在这时,警卫员向陶铸通报:门口有位男同志带着一个小女孩,要找陶铸爸爸,陶铸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飞奔到门口,果不其然,正是杨顺清和自己的宝贝女儿。
抵达门口后,陶铸一把抱起女儿:“亮亮,你还活着呀?爸爸终于看到你了!”杨顺清看着这一幕,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墙角抽着旱烟袋,为他们父女相见而高兴。
“杨叔叔”,这时大家才注意到那个默默无闻的老男人,而陶斯亮的这一声也证明了杨顺清在她心里的地位。杨顺清在陶斯亮心智开启的阶段,充当了她的启明星,潜移默化的给她灌输了温良恭俭让的优良传统,让她的心里始终保持着善良和宽容,这对她未来道路的选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陶斯亮这个女儿,她的父母从未娇惯过,即便她后来没有考上高中,陶铸也未曾动过让她走后门的念头,反而将她直接送进农场劳动,也是这段经历让陶斯亮更加地刻苦,功夫不负有心人,她顺利考上了高中,后来更是上了大学。
曾志得到的答复是:不可以1967,陶斯亮被分配到东北白城子,临走之前,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只是,那时的她从未想过,这一次将会是两人之间的诀别。离开之前,她一大早就起来了,收拾完毕后站在父亲房门前,许久都没有动作,父女两隔着一扇门,一个一无所知,一个没有敲门,两人最终还是没能告别。
陶斯亮知道自己是个感性的人,担心见到父亲后哭得稀里哗啦,于是避免了送别场面的发生,此时的她还以为未来还有无数次和父亲见面的机会。为此,她遗憾终身,成为了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
2年后,陶斯亮突然接到一则通知,允许她回京同母亲见上一面,因为曾志即将离开北京,疏散到粤北地区的一个农村,隐姓埋名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母女两人见面后,陶斯亮才知道父亲的身体状况,原来父亲得了癌症,还并发了肺炎,如今已经被疏散到了合肥的305医院。
陶斯亮将母亲送到粤北,到广州的时候,她们得知了陶铸在合肥离世的消息。曾志立刻提出,能否让她到合肥见丈夫最后一面,然而,得到的答案让她失望了,回复是:“不可以”,陶斯亮知道母亲已经濒临崩溃,她不敢当着母亲的面哭,只好一个人跑到厕所偷偷地哭,还不敢发出声音。
陶斯亮为父亲奔走1978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这篇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女儿对于含冤逝世的父亲刻骨铭心的思念,甫一刊登,立刻感动了全中国。而这封让读者泪水沾襟的的文章,她前前后后写了九年。
在这9年的时间里,陶斯亮一直在默默不停歇地给爸爸写信,她一直耐心地等待着,等着一个投递机会的到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很多老同志都仗义执言,陶斯亮知道,如今的形式已经日渐明朗。在《诗刊》杂志社副主编柯岩等人的帮助下,这封信被刊登到《人民日报》上,刚登上就引起了外界所有的关注。
《信》让陶斯亮彻底出名了,但是她仍旧保持着“宠辱不惊”的态度,她一直记得爸爸的教导,当一个普通的人,她每天照常去医院上班,就算是生病也坚持着不离开病房。1985年,科里在病员中组织了一次民意测验,让他们评选出“自己心中的好医生”,陶斯亮得了第一名。
陶斯亮热爱着自己的专业,但是又更加坚决地服从党的安排,统战工作在新形势下需要一批新干部,于是,全国青联推荐了表现优异的她,之后,陶斯亮忍痛割爱,转业到统战部工作。但是,到了统战部之后,陶斯亮意识到自己并不怎么适应,她不适合当官。于是,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公务员身份和副局级待遇,直接“转行”到民间组织市长协会工作,后来更是投身到慈善公益事业之中。
接触慈善公益事业时,陶斯亮已经50岁了,或许很多人都觉得她这么选择不明智,因为这是一个接近退休的年纪,但她还是这么选择了,而且在市长协会一干就是24年,退下来后又创办了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
对于陶斯亮后来一直从事慈善活动,很多人都没办法理解,其实也没有多么难理解。
20世纪70年代,陶斯亮还在解放军第一医院当医生,之后就被派到甘肃临夏的一处医院进行工作,这一待就是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她经常会一个人下乡去征兵体检,那时的东乡县城还没有现在的模样,整个县城不过是几间泥坯房,柏油马路还不见踪影,抬眼望去,满目都是黄土翻飞。
当时,陶斯亮给大约100多名东乡征兵青年做体检,结果发现他们不合格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发育不良,身高体重无法达标。那时的东乡,不管是环境还是老百姓,都活得很艰苦,这些都在触动着陶斯亮的心,于是后来她开始从事公益慈善工作。
陶斯亮一直秉持着父母给她的信仰,总觉得人应该有所追求,而不是碌碌无为,事实证明她做到了。她的父亲留给了她坚定的信仰和正直做人的准则。
更正一下:合肥的105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