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江竹筠落入敌手,被押至重庆的渣滓洞集中营。
在那里,江竹筠面对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甚至电刑和竹签穿指的极刑。
到了1949年11月14日,就在重庆解放的前夜,江竹筠在歌乐山遇害,年仅29岁。
与此相似的是,杨开慧在1930年11月14日,也是在同样29岁的年纪,于长沙识字岭刑场壮烈牺牲。
杨开慧和江竹筠,两位女性英烈,在人生最灿烂的岁月里以相同的勇敢面对死亡。
江姐与杨开慧牺牲几十年后成了亲戚:江姐独子娶了杨开慧表外甥女
烈火中的坚韧
大约是因为她的成熟稳重,江竹筠被同志们亲昵地称呼为“江姐”。
尽管她在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已过不惑之年的前辈们,也常以“江姐”相称,犹如春风般温柔地对待同志们,面对敌人则如冬雪般冷酷无情。
这样的双重面貌,大抵源于她坎坷的幼年。
她的性格刚烈,仿佛遗传了她母亲的坚韧,却有着她独特的韧性与灵动。
她的童年被严峻的生活打磨,十岁那年,便已在重庆的织袜厂辛勤劳作,因其年幼身材未能及机器之高,厂主便特制一高脚凳为她所用。
她在那里的经历,无疑是她性格形成的重要磨砺。
后来,托得三舅的福,她有幸踏入孤儿院的学堂,首次尝到知识的甘露。
岁月荏苒,1939年,江竹筠步入了重庆的中国公学的大门,心中满怀对马列主义的向往,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
她本希冀前往革命的圣地延安,但党的需要却让她留在重庆,担负起联络通信的重任。
为了掩人耳目,党组织决定她需变身为会计,学习那些跳动的算盘珠子。
江竹筠毫不迟疑,以党的需要为己任,投入到新的学习中。
1940年秋,她进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训练班,以其惊人的毅力与智慧,迅速掌握了会计的诸多知识。
同年,她又被委以重任,成为重庆新市区区委的委员,负责策动学生运动。
1941年,她再次进入由黄炎培创立的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名隐藏身份的年轻共产党员。
1943年春,时值战火纷飞之际,党组织精心安排了一桩名义上的婚姻,将23岁的江竹筠以妻子的身份嫁与地下党重庆市委的骨干彭咏梧,其实质乃是上级与下级的严肃关系。
在这场没有花前月下的夫妻生活中,两人更像是战场上的战友。
彭咏梧对江竹筠的安全倍加关心,生怕她如花的生命早落敌手。
1944年,为了躲避敌人的魔爪,老彭安排江竹筠报考四川大学,那里号称“民主的堡垒”,安全得多。
江竹筠虽然学历不高,仅有短暂的高中教育,却向彭咏梧郑重承诺:为了党的使命,哪怕粉身碎骨我亦在所不辞。
她历经三月的苦读,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挤进了四川大学的学府,而彭咏梧则不时以丈夫的名义前来探望,实则是布置任务,传递信件。
到了1945年,两人的关系得到组织的正式批准,由名转实,结为法定夫妇,共赴战场,共同奋斗。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946年江竹筠在四川大学求学期间,生下了儿子彭云。
面对难产的痛苦与丈夫不在身旁的孤独,江竹筠考虑到未来战斗的艰险,坚决决定在产下儿子的同时,做绝育手术,以此断了后顾之忧,将自己一心一意献给了革命。
1947年的秋风凛冽,彭咏梧与江竹筠夫妇奉命前往川东打游击,但彭咏梧却在春节前夕壮烈牺牲,其头颅更是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
江竹筠在偶然经过此地,目睹这一悲壮场景,内心悲痛欲绝,然而面对敌人,她却必须强装镇定,不露声色。
丈夫牺牲后,她并未有丝毫退缩之意,反而更加坚定地投身于川东的游击战中,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与对亡夫的思念。
革命火更燃
彭咏梧的壮举,如同燃烧的火种,在江竹筠心中愈燃愈烈。
她决心在那片曾见证丈夫英勇的土地上,继续深耕革命的烈火。
就在她踏上复仇之路的同时,重庆地下党市委的副书记冉益智,竟背叛了革命,成了敌人的帮凶。
彭咏梧的牺牲并未能使敌人停止迫害,6月11日,叛徒冉益智引领着敌特,一路猎获了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涂孝文。
不幸的是,涂孝文也随后背弃了他的誓言,出卖了无数与他并肩战斗的同志,致使川东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几近崩溃。
1948年的六月,江竹筠因叛徒的出卖,身陷囹圄,被押送至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那里是西南特务头目徐远举的老巢。
徐远举听闻江竹筠落网,竟欣喜若狂,以为擒住一名女革命者易如反掌。
然而,押解途中的景象却让他疑惑不解。
这位女革命者竟是如此“顽固”。
路途中,那些革命者们被捆绑手脚,如羊羔般坐在甲板上,而叛徒则在餐桌上享受美食,夜间还有暖和的毛毯相伴。
这等待遇差异,本意在于诱其投降,然而江竹筠见状,立刻高声斥责叛徒,令其无地自容。
徐远举明白,若想彻底瓦解川东武装的力量,必须通过江竹筠这个突破口。
于是,他决定亲自出马审讯。这场审讯,关键至极,连军统总务处的沈醉都亲临现场。
江竹筠被押至审讯室,门口两旁摆满了令人心寒的刑具。
她虽然早已从同志口中得知这些刑具的残忍,但面对这些令丈夫与同志饱受煎熬的刑具,她心中早已有了决计,要以一种非凡的方式抗争。
沈醉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徐远举似乎是急不可待,连珠炮似的向江竹筠发问,而她则如同早已准备好答案般,对每一个问题都回答“不知道”、“不认识”。
徐远举一怒之下,命令用特制的竹筷子刑具对江竹筠进行酷刑。
特务们将竹筷缓缓夹紧她的指间,每至她快要昏厥时再稍作放松,然后再次缓缓加紧,这种折磨本意让人既难以忍受又不至于完全失去意识,却未曾想,江竹筠屡次因痛而晕厥。
每当特务用冷水将她唤醒,继续审问,她总是坚定地回答:竹筷子不够看,若要杀,便拿刀子来,你们这些刑具,在我眼里,不过是些无用之物。
1948年的一天,徐远举见江竹筠仍旧坚如磐石,不肯松口,便命人拿出一条粗麻绳,用“吊索”之刑折磨她。
这种酷刑将受刑者的双手反捆背后,大拇指绑紧,仅凭绳索一拉,即可令人吊离地面,最初或能以脚尖支撑,但脚尖终究难承全身之重,痛苦难当。
倘若江竹筠仍不开口,特务头子便一声令下:“扯!”
随即受刑者便全身悬空,痛楚难耐,短短几分钟,便满身是汗,痛苦无比。
然而,江竹筠始终紧咬牙关,连彭咏梧是何人也不承认。
一整晚,渣滓洞内,同牢囚友们只能听到江竹筠那不屈的怒骂声,若声音停止,便是她又一次昏厥。
但片刻后,又能听见她那不屈的声音,高喊: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请吧,拼一条命给你们整。
在残酷的酷刑面前,江竹筠屡次昏厥,国民党特务便用冷水将她唤醒,试图迫使她开口。
但她每次清醒都以坚定的声音回应:可以夺我头颅,可以索我性命,但要我背叛组织,休想!
直至黎明之时,这场折磨才告一段落,特务们才将两手鲜血淋漓、双脚溃烂的江竹筠送回牢房。
据后来渣滓洞的幸存者回忆,那个始终未曾落泪的江竹筠,在同牢的姐妹慰问下,终于露出了女性的脆弱,泪水中夹带着愤怒地诅咒:“特务龟儿子真狠毒!”
江竹筠是川东党组织的关键人物,不仅因为她是彭咏梧之妻,更因为她掌握着游击地区党组织的重要信息。
敌人为了根除这根顽强的革命之藤,便定意要从她的口中撬出宝贵的情报。
因此,在渣滓洞的监狱深处,对江竹筠的审讯异常频繁,且每次都异常残酷。
黄茂才是一位曾在渣滓洞监狱里担任看守的老人,在重庆解放后回忆说,江竹筠曾遭受三次大刑,而小刑则多到数不清。
每当刑罚结束,她常常是被人搀扶着行动,她的身体在刑具下几乎支离破碎,但她的精神却异常顽强,未曾有一句投降的话从她口中溢出。
她曾在无数次审讯中面对敌人的威胁和诱惑,每一次都以坚定的眼神和决绝的言辞回应。
她的口中不是不知情报,便是直接破口大骂,使得那些刽子手也不禁暗自咋舌。
在监狱中,江竹筠不仅是一个被囚的革命者,更成了那些同样遭受囚禁的人们心中的灯塔。
尽管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她那不屈的精神和勇气却如同磐石般坚固,成为了所有人心中抵抗压迫的象征。
渣滓洞内的囚友们,每当看到她那坚毅的步伐,无不为之心生敬意,纷纷称她为“江姐”。
这是对她的最高敬意。
烈火中永生
被战火焚烧的年代,两位女烈士的鲜血浸染了中国的黄土。
1949年11月,即将解放的重庆响起了命运的丧钟。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企图作最后的挣扎。
蒋介石命令毛人凤执行处决、潜伏、游击、破坏四大任务,意图阻挠解放军的前进。
“江姐”江竹筠,这位年仅29岁的革命女英雄,在命运的转轮下无奈地陷入绝境。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与其他29名革命者,在电台岚垭的草地上,被冷酷地处决,他们的生命就这样在枪声中戛然而止。
枪响之后,为了抹去罪证,这些英雄的尸体被匆匆毁灭。
当革命群众和死难者的亲属满怀悲痛与怒火来到尸坑寻找亲人遗体时,场景令人心碎。
开掘出的坑里,只散落着几缕女性的长发,与一具尚能辨认的男性遗体。
沉默中,人们的眼泪与雨水混成一线,仿佛天地也为之哀痛。
在无望中,不甘心的人们找来被捕的特务逼问真相,从那嘴中挤出了血的代价。
那两缕长发之一属于江竹筠。
此时,群众的悲怒如火山般爆发,他们怀着对“江姐”未竟的信仰与对革命的坚定,将怒火化作推动历史前行的磅礴力量。
江竹筠的名字,就这样镌刻在了重庆乃至整个中国的革命史上,她虽然声音无声地倒下,却如那残阳般燃尽了最后一缕光芒,照亮了无数人心中前进的路。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了另一位女性英雄杨开慧身上,同样是在11月14日,但在十九年前的1930年。
她在长沙的识字岭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和残忍,没有选择屈服。
杨开慧是毛主席的伴侣,那一日也告别了她的母亲和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在她最后的时刻,敌人用枪刺痛了她的肉体,她却以坚定的眼神回应,她的鲜血浸湿了长沙的土地。
两位女性的牺牲,虽然跨越了时空。
彭云作为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后代,沿着前人坚定的脚步,继承了家族的志愿和智慧。
从重庆的校园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彭云在每一步学术旅程中都不忘他的根——是红色的信念和牺牲。
彭云与易小冶的婚姻更是一段红色的缘分。
易小冶的外公正是杨开慧的舅舅,这层意外的亲缘关系,将两位伟大女性烈士的生命故事交织在了一起。
参考资料:
江竹筠:坚贞不屈的“中国的丹娘”方艾 蒋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