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为何误解，被冤屈？
朱熹批评老子是权谋家，“心最毒”，“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
石介说“有老子生，然后仁义废而礼乐坏”，他直接把老子说成“胡人”。所以我们常说老子被冤枉，是“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范文澜）”，
但庄子比老子还冤，而且很少有人为他翻案。
因为我们对庄子的关注，多集中于他的“才”上，历代文人有可能不读《老子》，但未必不读《庄子》，金圣叹称《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西厢记》《水浒传》为“六才子书”，而《庄子》为“第一才子书”。
但世人却忽略了他的“情”，以为“才”是庄子的标配，有没有“情”，甚至“无情”也丝毫不影响庄子高蹈远举的天纵奇才，因此忽略了他因情受辱的事实。
魏晋时期，玄学大兴，庄子思想又被佛教借用，此后，禅宗更是借老庄而“再生”，因此，庄子成了“出世”“避世”“世间最无情”的道家代表。
加之他讽权贵，刺世风，不留情面，有“齐万物”、“同死生”、“泯是非”之论，故为当权者所忌。因此，司马迁说他“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高诱则说庄子“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对世间冷漠无情。
其实，庄子的标配不是“才”，而是“情”。
走进庄子，才知道，他原来是一团火，他的心是暖的，他的“情”是真的，他关切的是整个社会的自然和谐，他温暖的是天下士子之心，是世间百姓之心，蔑视的是失道权力的倾轧与冷酷，他的嬉笑怒骂正是他“炽情如火”的真情流露。
可是为什么世人却认为他冷漠无情，因为被他瑰丽诡谲的“三言笔法”蒙蔽了“真相”。
庄子自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庄子认为：天下人半觉半醒，正常交流反被认为标榜清高，只好以率性随意的话来推衍，借重先哲时贤之言来使人相信，以寄寓之言来拓展胸臆与思想。
他认为他遵循的是“古之道术”，既然“庄语”不足以弘道，那就只好以此“三言笔法”来宣扬他的大道理想了，唯有此，才能使他对大道的论述博而通，深而达；使道的宗旨和谐妥贴而合乎自然之道。尽管看似“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实则“不离于道”“其理无穷”。
胡文英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庄子关切的是世间人情，因此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这是庄子着眼治世、希冀“圣人出”的态度和情怀。所以他身处“沉浊”之世，拒绝同流合污。
而在世俗面前，他又不愿随波逐流，这是他虽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却能“不敖倪于万物”的一份理智和清醒，而在他若冰霜的“冷眼”背后，释放的正是悲天悯人的热切情怀。
庄子的热切情怀与儒家的苦口婆心不同
庄子不像老子那样说事不说人，在他那里，不论是天帝万物、神仙皇帝，还是孔子、墨子，他讨论起来嬉笑怒骂，毫无顾忌。
他的救世主张与儒家不同。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十四年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苦口婆心地规劝君王实行仁政、德治，希图以此救世。
庄子不以为然，他借孔子跟颜回的对话，反批孔子的观点，认为这跟“以火救火，以水救水”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虽然用心良苦，但是一厢情愿的主张往往事与愿违（《庄子·人世间》）。
孔子推行仁政、德治，庄子在《至乐篇》假托孔子之口，批评了儒家的救世主张，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
庄子设置一个对话场景：颜渊要到齐国去，“孔子有忧色”，因而请教孔子。孔子讲了个故事说：“鲁侯听人说有个海鸟被鲁国人捉住了，听说是神鸟，就把它供奉在太庙里，“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享受着王公的待遇。
而鸟“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
为什么呢？庄子说：“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所以，顺遂物性，不妨害鸟的自由才是庄子最为关切的问题。
这就是真实的庄子，他在揭示真相：救鸟要顺遂鸟的自然属性，救世则要顺遂人的自然属性。天下之所以混乱不治，老子认为原因在于“其上有以为也”——侯王爱造作。而庄子则进一步说：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
天下之人，各有所长，各有所好，不能以一己之欲杜天下人之欲，以一己之贤定天下之贤，名不副实，妨害自然，则政令不通，福不可得。
庄子的治世要义在于回归自然本性
道家的最高价值是自然，所谓自然，就是国王尊重国民的自由精神，“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侵民权，不夺民利，不以“天下多忌讳”限制民众自由。
国王要想长治久安，就应该为人民管好天下，为他们创造自由发展的环境，不要“以兵强于天下”，动辄武力威慑，控制自由的人性。
治世之要，要在顺应民意，顺任本性，归于自然。唯有如此，人民才能“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社会才能安定祥和。
《庄子·大宗师》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鱼儿离不开水，泉水干涸了，为了活命，不得不互拥挤在陆地上，用呼吸的湿气相互滋润。这看起来的仁爱之举，实则是生命的悲歌。对于鱼儿，这份苟延残喘的仁爱，哪里比得上不相识、不相爱的江湖畅游呢？
庄子哪里是简单的说鱼呢？这“寓言”实则是以鱼喻人，以水喻道，认为人苟活在无道的社会里，就如同鱼离开了水。这是对仁德之治的讽刺与否定，仁治固然也能秀恩爱，能收一时之效，却抹杀了人性，没了精神的自由，与“相与处于陆”的鱼，有什么区别？
所以，庄子认为，与其号召天下人遵从仁义道德，不如让天下回归道治社会里，引领天下人回归自由本性。
很显然，庄子并非对世事冷漠无情的“出世”之人。倘若庄子真的漠视天下治乱和民间疾苦，又何必如此关注、批评儒家的救世主张呢？若无“热肠干世”之情怀，何必如此壮怀激烈，谆谆而言之？
庄子的救世之道：保持人的自然本性，否则便是大悲哀
在道家观念里，“智”特指智诈机巧，与之相对的是“愚”，老子说圣人“我愚人之心也哉”，圣人对待百姓则是“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为道的圣人不以巧诈示人，而是以淳朴自然为宗。
《庄子·天地》说，子贡到楚国游历，在返回晋国，经过汉水时，见一老翁抱着水罐浇灌菜园。子贡很纳闷，便问：先生为何不用桔槔这种取水机械呢？
老者回答说：我岂能不知道使用机械的好处，我只是担心投机取巧、算计诈伪之心污染了我纯真质朴的自然本性。
庄子并非真的反对使用机械，而是通过机械来影射世人的“机巧”之心，有了机巧之心，大道也就不会充实他的心胸。
可见，庄子的救世，是去机巧之心，从算计之中解脱出来，回归纯真质朴的自然本性。
《庄子·田子方》中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身灭亦次之。”物质上的贫困，身体的病残，都不值得悲哀。可悲的是人的自然性的迷失。
物欲横行，诱惑太多，那不正是伤人害命的“兕虎”“甲兵”吗？权贵们沉溺于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逐而迷失本性、远离大道。百姓只能在生死线上挣扎。所以庄子主张“复性”，用天下大道来救世，恢复人的纯真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