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投奔赵博生
后来，我从朋友的来信中得知，西北军恢复了军的番号，我的老上级赵博生又出来了，正在西安担任第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并直接负责教导大队的训练工作。我立刻告诉老曹，决定再去投奔赵博生。
临行前，我和老曹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夜，谈到了人生处世的艰难和要奋斗下去的决心，谈到了古代英雄的壮志，也谈到了救国救民的责任，俩人彼此互勉，而心中又依依不舍。最后，他又拿出20块光洋，送给我作为盘费。
这样，在几经辗转漂泊之后，我又由北京转回西安。
我来到西安后，先在一家小店休息了几天，才去找赵博生。在兵营门口，我把名片送进去，不一会儿，赵参谋长亲自出来了。
"你出院后到哪去了？"一见面，他爽朗地说道，"怎么好几个月连一点音信也没有？"
在他的办公室，我详细地谈了分别以后的情况，并说明来意。赵参谋长听后，便说："这几个月你辛苦了，先好好休息休息，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穿的就有你穿的，请放心吧！"
当时，赵博生参谋长一个星期到军部办公一次，主要在兵营主持特种兵旅的工作和指导教导大队训练。特种兵旅由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和重机枪营等五六个独立营组成，有1000多人。教导大队主要培训十四军的班、排、连三级干部，下辖四五个队，500多人。
我在这里住了八九个月，赵参谋长非常照顾，除了管饭，每个月还给10块钱零用。有时，我也到教导大队帮帮忙，考试时监督考场，帮助判卷子。除此之外，看了不少书，如老子的《道德经》、墨子的《墨经》、《荀子》和法国的大革命史都看了。平时一有空，常和赵博生一起座谈聊天，从个人生活到天下大事，都赤诚相见，交换看法。
到这里时间不久，时局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30年春天，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妄图凭借军事力量摧毁国民党内各派军阀，实现个人独裁。阎锡山、冯玉祥等人联合反对蒋介石。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一场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军阀混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蒋冯阎大战，由于战场以河南为中心，所以又称中原大战。
当时，我们十四军奉命留守西安，办理后方勤务，征集新兵，抓紧训练，支援前方。赵博生一面到军部办公，一面加强了教导大队的训练，为部队积极培训战斗骨干。我也随赵博生参加了教导大队的工作。
教导大队的训练十分紧张。赵参谋长亲自搞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步兵连攻防对抗演习，我全参加了。演习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战术技术动作都达到比较熟练的程度。通过训练，学员的军事素质提高很快。
独树一帜，救国救民
就在这时，从前线传来消息，蒋介石打败了阎锡山和冯玉祥，俩人被迫双双下野。由于作战失败，西北军大部分部队被蒋介石收编了。
蒋介石得胜后，派杨虎城率部进入陕西。西北军第十四军军长陈毓耀一看大势已去，便决定把部队交给杨虎城，向蒋投降。赵博生参谋长与他发生了争执，但又无法改变军长意图，只好把特种兵旅交出去，惟独教导大队没有交。
赵博生从军部回来后，把我们教导大队的干部和全体学员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说："今天我把大家找来，就是要讨论我们教导大队何去何从的问题。陈军长要投降蒋介石，我坚决反对！"他望了大家一眼，情绪激动地说道："我们不能交枪，那不过是由一个军阀转到另一个军阀的手中，继续为他们卖命。打来打去，仍然是军阀混战，祸国殃民，这是违背吾辈军人良心的。大家如果相信我赵博生，我愿带领大家离开这里！"
接着，赵博生提出了到汉中去的想法，因为那里还有一支西北军的部队，而且杨虎城的部队鞭长莫及，有利于今后的发展。他说，过去汉高祖刘邦鸿门宴之后，就曾进驻汉中，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招兵买马，积蓄力量，然后才进取关中，问鼎中原，与项羽争夺天下。因此，占领汉中，比较有利，可以独树一帜，救国救民，另闯革命的出路。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赵博生的意见，开到汉中去，决不把一枪一弹交给蒋介石。
临行前，部队进行了改编，教导大队的全体学员，加上特种兵旅部，共计五六百人，组成了一支"三民主义救国军"。大伙推选赵博生为司令，赵让我辅助他工作，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长由赵博生的副官长李青云担任，第二支队长由郭如岳担任，第三支队长是一个姓王的同志。
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感到自己终于走上了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记得出发时，我只带了几本书和一件大衣，就匆匆上路，其余的东西全都不要了。
队伍从西安出发，第一步先到户县。我们把县长和商会会长等人找来开了个会，说明"三民主义救国军"准备进入汉中，路过此地，请他们为部队筹些款。大约筹了六七千块光洋。
第二步，进入涝峪口，接着又登秦岭。秦岭山高林密，景色宜人。记得登秦岭那天，天高气爽，正好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在我国民间历来就有重阳登高的习俗，所以大家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唱着歌登上去了。
唱的什么歌呢？就是赵博生的《革命精神之歌》。歌词是：
"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做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
这首歌歌词，是赵博生当年七八月间亲自作的，写好之后，花80块光洋请西安的一位音乐教授谱了曲子，然后在教导大队教了两次，第一次教歌谱，第二次教歌词。又花20块光洋请教授吃了顿饭。加起来共花了100块光洋。从此，《革命精神之歌》就在教导大队唱起来了。
这首歌，虽然还没有超出三民主义的思想范畴，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局限，但在当时军阀混战时期，它却充分地表现了敢于冲破黑暗势力追求光明的时代精神，唱出了爱国军人的心声。对于我们教导大队坚持不交枪，要独树一帜，从事革命，不怕流血牺牲，达到救国救民之目的，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登上秦岭时，雄壮有力的歌声响彻云霄，在千山万壑中回荡。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有的甚至掉下了眼泪。那一感人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交枪不交人
此后，我们又进到宁陕县一个叫五狼江口的地方。这里共有二三百户人家，是一个比较大的镇子，距西安200余里。
到达五狼江口之后，我曾向赵博生提出，由我带几个人先去汉中打前站，筹集现款粮草。但一打听情况，这一带有很多土匪队伍，少者一千，多者两三千，兵力超过我们几倍，如果贸然前进，就有被土匪队伍夹击消灭的危险。我们只好在五狼江口按兵不动。
由于兵力比较单薄，粮草和弹药带的不多，更主要的是当时还不知道发动和组织群众，像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那样的做法，谁也没想出来。所以我们在五狼江口这个地方，被困了十几天，大家非常着急。
为了扭转困境，赵博生与我商量，决定由我带着他的明片回西安，找找他过去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或同事，先把后方联系搞好。赵认为，如果给养问题解决不了，就不可能坚持到底。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便同意了。
赵博生给了我50块光洋。我在五狼江口雇了个向导，弄了身便衣，就向西安出发了。经过两天跋涉，我回到了西安。
城门口，有杨虎城部队的三四个士兵把守着。我雇了个洋车，把小包往大腿底下一压，安安然然地进了城。
我先来到原教导大队的一个教官家里住下了。我们在往汉中走的时候，这个教官正在生病，现在病已痊愈了。他一见我，就问长问短，急着要去赶队伍。我劝他说："你先别着急，当前最重要的是打通后方联系。听说杨虎城的参谋长过去是赵博生的同学，你不妨打听一下，如果是真的，可以找此人，把赵博生的情况谈一谈。"
他一打听，那个参谋长果真是赵博生的同学。另外，他又提出一条建议，附近还有一股土匪队伍，接近3000人，头头叫张飞生，能否同此人合作。但我觉得，与土匪为伍最后终无出路，赵博生既然有同学关系，可以直接写信联系。我们还可以在潼关、郑州等地想些办法，把各条线都联络起来。我俩经过商量，决定由他前去先向赵博生汇报情况，我留在这里继续联络。
其实，这时杨虎城的参谋长已打听到赵博生的下落，接连两次派人去劝说赵博生回西安。
赵博生在五狼江口被困了20多天，因部队衣单粮缺，且离汉中路程不远，便同意了老同学的劝告。当那个教官到达五狼江口时，部队正在收拾行装，准备返回。这样，那个教官又随部队回到了西安。
赵博生率部回西安后，把枪交给了杨虎城。他本人换了便衣，和李青云、郭如岳住在原来特种兵旅卫生处长的家里。我们这五六百人只有少数留在了杨虎城的部队里，大多数人都不干了，有的投靠朋友，有的返回了家乡。
记得在部队解散之前，赵博生把大家集合起来，讲了一次话。他说，当前由于环境所窘，我们只好暂时委屈一下，但以后我们还会重新聚会的，大家还有再相见的日子。接着，他讲了今后奋斗的方向，对大家进行了一番鼓励。
临别时，为了便于日后的联络，我们编了一个小册子。为了不引起人们注意，题目叫"秦岭游记"。前面有一篇序言，是赵博生和李青云两人亲自拟的，约二三百字，说明到汉中去的目的最后没有达到，现在虽然把枪交给了杨虎城，但是我们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并没有削弱，救国救民是毕生奋斗的目标。序言之后，列有一表，从赵博生开始留下姓名、籍贯和通讯处。还有一栏是"誓言"。记得赵博生在誓言栏里写的是"长期从事地下斗争，不达目的不止"。我写的是"努力奋斗，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个小册子列了大约500多人的姓名、地址和誓言，铅印后人手一册。
赵博生在西安住了几天，就到郑州找他五叔去了。我打听到，过去在三原练兵时我们一起搭伙计的冯兴贤团长，在河南禹县当了旅长，就决定投奔他。
把革命精神传下去
到禹县后，冯兴贤非常热情，带我去馆子吃了顿饭，叙谈一番。言谈之中流露出想让我给他当参谋的意思。后来，他的军需官又对我说："冯旅长很器重你，已经向师里打了报告，准备任命你当少校参谋。"
但过了一段时间，却没有音信。这时，冯旅长托别人给我透了个话，意思是报告早打了，上面一直没批。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如果住下去，会让人家作难，就给冯旅长写了封信，说目前已近年关，打算回老家去。
临行前，我和冯旅长又畅谈了一次，这时，他才透露了过去的一段往事。就是我从三原到西安住院以后，那个少校团副曾在他面前说了我很多坏话，老冯竟相信了。他面带愧色地说道："现在比较起来，我觉得还是你好，为人光明磊落。"听了这话，我很感慨。同级同事整天在一起工作，谁知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搞两面三刀，我却没有看出来。这次谈得很诚恳，开诚布公，因此我说要离开，他也没挽留，一下子便送给我50块光洋。
从冯兴贤那里出来，回到了老家河北省大城县。
我上小学时，有个老师叫张敬修，这时仍在学校教课。每天下午或晚上，我经常到他那里坐一坐，谈谈这些年外出奔走的情况和感受。张老师教甲、乙、丙三个班，共140多个学生。课余时间，我把《革命精神之歌》教会了他们。后来，我带学生出操，走着步子唱这首歌，非常整齐，老师连声说好。看着整齐的队伍，听着嘹亮的歌声，还真有些革命精神哩。
趁这个机会，我到县教育局借了一台油印机，买了些纸，亲自刻蜡版，印了500张《革命精神之歌》的歌单。送给学校150份，剩下的在外出时，见到亲戚朋友、军队站岗放哨的士兵等，都发出去了。当时，在《革命精神之歌》的教育和鼓舞下，我越来越感到，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首歌，学会这首歌，并按照歌词的精神努力去做，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一到家，就做了一个义务宣传员。
这时，已临近过年，身上带的钱却快花光了。由于没有职位，我和道蕴商量，决定到开封去，那里有些老朋友，想打听一下消息，问问情况，再做打算。于是，在年关之前，我告别道蕴，离开了家乡。
到开封后，见到了几个老朋友，其中有我当兵时的老连长巩详和，过去我们曾拜过把兄弟，既是老连长又是老大哥，见面后非常亲热。当时他正在家里没事做。后来又打听到我兄长也在开封住闲，他又讨了小老婆，两人住着一间半房子。我和兄长都作了长谈，劝他们不要老守在家中，坐吃山空，靠挖肉补疮混日子，应该到外面找点事做，靠自己的努力求生路。
在开封，我从报纸上看到，位于罗山、潢川、光山之间的宋埠镇住着过去西北军的一支部队，里面有一个团长我认识，便决定到宋埠去。
在宋埠，与那位团长见了面。当时团里正好缺个少校团副。团长想留我担任此职。团里有一个中校团副，他也很欢迎，因为多一个人就可以分担他的一部分工作。这样，我就在团部住下了。
宋埠镇上有很多私人开设的诊疗所，我没事的时候，经常到诊疗所去坐坐。所里有一个医生受到了共产党宣传的影响，当他和我交谈过几次之后，了解到我正在这里寻找事做，便私下对我说："国民党代表大富豪有钱的人，共产党代表劳苦大众，你可要看清现在的形势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个名词。当然，那时还根本搞不清共产党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我对国民党到处发动内战，残酷欺压老百姓却深恶痛绝。尤其是听到共产党代表劳苦大众，和《革命精神之歌》里唱的对上了号，所以感到很振奋。
在这期间，团长为我的事给上面打了个报告，过了20多天，一直没有批。一天，中校团副突然问我："老兄，你在外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除了这儿你还能投奔哪里去？"他这一问，我就明白了。
于是，我托他找了几张各省的报纸，仔细地翻看。在一张报纸上，我发现了赵博生的名字，上面登载着一条消息：
"总指挥孙连仲、参谋长赵博生率二十六路军由山东济宁开往江西宜黄、崇仁一带。"
看到这条消息后，我非常高兴，就对中校团副说，准备到江西去找赵博生。后来吃饭时，又和团长谈了自己的打算，他也同意。并给了我20块光洋做盘费。
这时，正值1931年的阴历2月，已经进入了春天，万物开始复苏，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了。
【孙毅（1904-2003），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