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石普法|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主观明知的司法推定与程序性从宽制度的适用边界

案号：(2024)粤03刑终1194号

2023年6月，被告人荣某通过微信结识自称可办理贷款的“展翅”，并在其诱导下前往山东滨州。荣某通过线上操作将“邹平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自身，同步修改对公账户信息。随后，其将账户密码及U盾寄往汕头指定人员，并收取对方支付的11,750元费用。2023年7月，该账户被用于电信诈骗资金流转，涉及29宗案件，涉案金额达1,175,868元。荣某经警方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但始终否认明知账户用于犯罪。

一审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荣某以“应认定自首”“公诉机关变更量刑建议未采纳”为由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主观明知的司法推定标准

荣某主张其仅为办理贷款而无犯罪故意。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11条明确，“明知”可通过交易异常性、逃避监管行为等情形综合推定。本案中，荣某行为呈现三重异常：

交易目的的背离性：未实际开展贷款业务，却收取高额费用（11,750元）；

操作行为的反常性：跨省变更公司信息并移交账户控制权，违背商业常理；

风险防控的缺失性：未核实交易对手身份，放任账户脱离自身监管。

上述行为符合《解释》第11条第（四）项“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工具”之情形，构成推定明知的充分依据。

· 自首与认罪认罚制度的程序性限制

荣某主张自动到案构成自首，且当庭认罪应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法院则基于以下理由否定其主张：

自首的实质要件缺失：《刑法》第67条要求“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而荣某对主观明知要件的持续否认，导致其供述仅停留在客观行为层面，未达到“如实”标准。

认罪认罚的合意基础不足：认罪认罚需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认可指控罪名+接受量刑建议”。荣某对罪名定性（主张无主观故意）与量刑（要求减轻）的双重否定，实质消解了制度适用的合意基础。

（一）客观行为的违法性评价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不以直接参与上游犯罪为要件，关键在于帮助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因果关系。荣某变更账户并移交U盾的行为，直接导致涉案账户脱离合法控制，成为诈骗资金流转通道。根据《解释》第12条，支付结算金额达20万元即属“情节严重”，本案涉案金额远超该标准，构成犯罪无疑。

（二）主观明知的阶层化推定逻辑

法院采用“基础事实+经验法则”的推定路径：

1.基础事实：账户异常流水（单日转入337万余元）、资金分散转入集中转出特征、29名被害人报案记录；

2.经验法则：理性经济人应知账户控制权让渡可能引发滥用风险。

《解释》第11条将“应当知道”纳入明知范畴，通过客观行为反推主观认知，有效解决了网络犯罪帮助者“故意模糊化”的证明难题。

（三）量刑裁量的双重限制

法院拒绝从宽量刑的理由具有双重正当性：

1.实体法层面：荣某帮助行为导致大规模财产损失，且未退赔违法所得，从宽缺乏社会危害性减轻基础；

2.程序法层面：选择性认罪可能诱发“虚假认罪博弈”，损害司法权威。二审强调“认罪认罚需以事实清楚为前提”，防止制度异化为讨价还价工具。

（一）主观明知推定的证据链构建规则

司法机关应建立“行为环境结果”三位一体的证明体系：

行为异常性：如频繁变更账户信息、跨区域操作；

环境可疑性：如交易对手隐匿身份、使用虚拟通讯工具；

结果关联性：如资金流向与已查实犯罪的匹配度。

（二）自首制度的严格解释边界

自动到案仅满足形式要件，如实供述需同时包含客观行为与主观认知。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明知系“主要犯罪事实”的核心要素，否认该要件即不构成自首。

（三）认罪认罚的实质审查标准

法院需区分“形式认罪”与“实质认罪”：

形式认罪：仅承认客观行为但否认主观要件或指控罪名；

实质认罪：对犯罪构成要件全面认可并接受法律评价。

唯有实质认罪方可触发从宽机制，避免制度空转。

一、主观明知的抗辩路径

· 直接证据的缺失性审查

辩护律师需重点审查指控“明知”的直接证据是否充分。根据《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11条，“明知”可通过间接证据推定，但需排除合理怀疑。例如：

荣某是否曾明确知晓账户将被用于诈骗？

是否存在“展翅”或“黄某”向其明示犯罪意图的聊天记录、录音等直接证据？ 若仅依据账户异常流水等间接证据推定明知，律师可主张“推定逻辑不周延”，质疑其是否符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 行为合理性的反向论证

交易目的的正当性：荣某变更公司信息、收取费用等行为是否与正常贷款业务操作相符？例如，收取的11,750元是否属于合理服务费？

风险认知的否定：结合荣某的认知能力（如学历、职业背景），主张其无法预见账户会被用于犯罪，符合《解释》第11条第（五）项“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的例外情形。

二、客观行为与情节严重标准的质疑

· 帮助行为与上游犯罪的因果关系弱化

律师需审查账户资金流向与具体诈骗案件的关联性：

涉案29宗诈骗案中，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每笔资金均直接来源于诈骗行为？

是否存在其他合法资金来源混同的可能性？若存在，可主张涉案金额计算存在误差，未达到《解释》第12条“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情节严重”标准。

· 帮助行为的必要性审查

涉案账户是否系“专门用于违法犯罪”？若账户原本用于正常经营，仅因被他人盗用而涉案，可主张帮助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缺乏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

荣某案揭示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典型特征与司法审查难点。法院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明知、严格解释从宽制度适用条件的裁判逻辑，既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亦彰显了打击网络黑灰产业的司法立场。此案警示公众：在数字经济活动中，对异常交易保持必要审慎，不仅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律红线。市场主体需建立合规风控机制，避免因“无意识帮助”堕入犯罪深渊，司法机关则应持续完善推定规则，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