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石普法|冒用他人信息实名注册并出售校园宽带账号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工具

被告人周某平系某通信公司宽带营业网点负责人，施某青系驻某大学营业网点代理商员工。2019年起，周某平通过互联网获悉他人求购宽带账号后，与施某青共谋利用“1元加购校园宽带”业务规则漏洞，冒用学生身份信息办理宽带账号500余个，以每个200元的价格出售，累计获利18万元。二人还协助上游买家架设服务器以隐藏真实IP地址，并提供日常维护。后经查证，其中部分账号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致一名被害人损失158万元。

本案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二人行为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判处周某平有期徒刑八个月、罚金一万元，施某青有期徒刑七个月、罚金一万元。

·主观明知要件的认定

被告是否明知所售账号将用于犯罪？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构成本罪需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本案中，二被告作为通信行业从业人员，明知宽带账号需实名制且禁止转售，结合其协助隐藏IP地址等行为，可推定其具备“概括性明知”。

·“情节严重”的司法判断标准

司法解释未明确本罪“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本案以账号数量（500余个）、违法所得（18万元）、实际危害后果（158万元损失）三重维度综合认定情节严重性，体现了结果导向与行为危险性并重的裁判思路。

· 行业内部人员加重责任的正当性

法院对二被告判处接近法定刑上限的刑罚（本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否合理？通信行业人员具有更高的合规义务，其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从严惩处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 构成要件的实质符合性

法院从客观行为和主观认知两方面展开论证：

客观行为：非法办理、倒卖实名账号属于“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隐藏IP地址属于“技术支持”，符合《刑法》第287条之二的客观要件。

主观明知：结合行业规范、职务身份及后续技术协助行为，认定其明知账号可能被用于犯罪，符合“放任型间接故意”的认定标准。

· 量刑的差异化考量

周某平作为主犯，在犯罪链条中起组织作用，获利8万元；施某青作为直接实施者，获利10万元但作用次之。法院根据分工、获利与行为危害性差异，对二人判处不同刑期，体现了精细化的量刑逻辑。

· 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扩张解释

本案将“冒用身份办理实名账号”纳入“技术支持”范畴，突破了传统技术中立的争议，凸显司法对网络黑灰产的全链条打击倾向。

· 行业治理的司法能动性

法院在判决后向涉事企业发出检察建议，推动“1元加购宽带”业务规则整改（如本人现场拍照确认），体现了司法与行政监管的协同治理逻辑。

· 校园场景的特殊风险防控

通过“反诈进校园”活动强化学生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从末端降低账号被滥用的风险。这一举措将犯罪预防端口前移，形成了“刑事打击+源头治理”的双重防线。

一、主观明知要件的抗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核心要件是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律师可从以下角度展开辩护或质疑：

· 直接明知的证据不足

控方需证明被告人明确知晓账号会被用于具体犯罪（如诈骗）。若仅有“可能被用于犯罪”的行业规范认知，而无具体犯罪意图的直接证据（如聊天记录、交易内容等），可主张主观明知不成立。

本案中，被告人为通信行业从业人员，虽知账号禁止转售，但辩护方可强调其仅知账号可能被用于违规用途（如流量刷单），而非直接用于诈骗犯罪。

· 概括性明知的争议

司法解释允许通过客观行为推定“概括性明知”，但需结合行为人的职业背景、技术协助程度综合判断。

例如，施某青仅办理账号并出售，未参与后续隐藏IP的技术维护，可主张其对下游犯罪缺乏明确认知。

二、“情节严重”的认定争议

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构成本罪需达到“情节严重”。律师可针对控方认定的标准提出异议：

· 违法所得的计算

施某青获利10万元、周某平获利8万元，需区分“违法所得”是否全部来源于犯罪关联交易。若部分账号未被用于犯罪，则相应获利应从总额中扣除。

· 实际损失与因果关系的弱化

控方以被害人损失158万元作为情节严重依据，但需证明该损失与特定账号的直接关联性。若存在多环节犯罪链条（如账号转售多次），可主张因果关系不明确。

· 账号数量的合理性质疑

500余个账号中仅有部分被用于犯罪，若无法逐一对应，可主张仅以实际涉案账号数量认定情节。

周某平、施某青案揭示了通信行业内部管理漏洞与校园场景的犯罪渗透风险。司法机关通过精准定罪量刑、延伸检察建议、深化法治宣传，实现了“个案裁判—行业治理—社会预防”的良性互动。未来需进一步完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解释，明确“情节严重”量化标准，同时强化通信运营商的主体责任，构建多方协同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方能从根本上遏制网络犯罪产业链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