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石普法|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主观明知与情节严重认定的司法逻辑

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4)粤03刑终2017号

被告人黄某，男，1989年生，曾因抢劫罪、盗窃罪两次获刑，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和一年。2023年5月，黄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他人从事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情况下，提供个人身份信息注册武汉某公司，并配合开设对公账户，将账户、U盾、手机卡等全套支付结算工具交予上家使用，非法获利2000元。经查，其名下公司账户涉案期间支付结算总流水达18.4亿元，其中125万余元与34起诈骗案件直接关联。2024年5月，黄某在入境时被边检机关抓获。

一审法院认定黄某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责令退缴违法所得。黄某以“量刑过重、罚金过高”为由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核心争议集中于以下三方面：

· 主观明知的司法推定规则

如何证明黄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黄某辩称仅受他人指使注册账户，不知具体用途。然而，法院需判断：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能否根据行为异常性（如跨省开户、工具全盘移交）及前科经历，推定其主观认知状态。

· 量刑情节的冲突与平衡

黄某提出认罪认罚应从宽处理，但法院同时需考量其两次前科劣迹。争议在于：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是否应受前科限制？如何实现《刑法》第六十七条（坦白从轻）与累犯从严规定的协调？

·“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分歧

涉案账户流水高达18.4亿元，但黄某仅获利2000元。争议焦点在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情节严重”应以支付结算金额、关联犯罪数量，还是行为人实际获利为判断核心？

（一）主观明知的综合推定逻辑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本罪主观要件为“明知”，但司法解释明确可采用“概括明知”标准，即不要求行为人知晓具体犯罪内容，只需认识到行为可能被用于犯罪即可（参见《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本案中，黄某的行为具有显著异常性：

1.行为目的异常：黄某无正当职业却跨省注册公司，明显超出正常商事活动需求；

2.交易模式隐蔽：其将账户、U盾、手机卡全盘交予上家，切断与实际资金流动的关联，符合黑灰产业惯用手段；

3.前科强化认知推定：黄某曾因暴力犯罪与财产犯罪获刑，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敏感度高于常人。

综上，法院结合客观行为与行为人特殊经历，认定其主观明知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

（二）量刑层次化的裁判路径

法院在量刑时进行了三重权衡：

1.从宽情节的适用：黄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坦白）且认罪认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可依法从宽；

2.前科劣迹的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前科反映行为人再犯风险，故两次前科劣迹削弱了从宽幅度；

3.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本案支付结算金额特别巨大（18.4亿元），且关联34起诈骗案件，社会危害性显著。若仅因认罪认罚大幅从轻，将导致刑罚与罪责失衡。

最终，法院将刑期控制在有期徒刑八个月，既体现对认罪态度的肯定，亦彰显对前科人员从严惩处的导向。

（三）“情节严重”的多维量化标准

根据司法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情节严重”包括以下情形：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造成严重后果等。本案中：

1.金额维度：涉案账户支付结算金额达1.25亿元，远超20万元门槛；

2.关联犯罪维度：34起诈骗案件直接利用该账户转移资金，造成重大社会危害；

3.体系化危害：黄某行为助长了网络犯罪产业链运作，其危害性远高于单一犯罪。

法院摒弃“唯获利论”，从资金规模与犯罪链条作用角度认定“情节严重”，符合立法打击黑灰产业的初衷。

（一）主观明知推定的边界与限制

本案确立的推定规则要求司法机关结合行为异常性、行为人认知能力等综合判断，但需警惕客观归罪风险。例如，若普通公民因受欺诈提供账户，则不宜直接推定明知。

（二）前科劣迹对量刑的实质影响机制

前科不仅属于《刑法》第六十五条的累犯范畴，更可作为酌定从重情节。对于多次犯罪者，即使认罪认罚，法院亦需通过限制从宽幅度实现特殊预防功能。

（三）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危害性评价范式

司法实践应确立“工具属性优先”原则：帮助行为对犯罪实现的促进作用（如支付结算规模）应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实际获利仅属酌定情节。

一、主观明知的抗辩路径

· 认知程度的限缩解释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需以“明知”为前提。律师可主张被告人的认知未达到“概括明知”标准：

具体行为关联性不足：黄某仅提供账户且未参与具体犯罪策划，可辩称其未认识到账户会被用于实施诈骗等犯罪活动；

信息不对称的抗辩：若上家以“刷单”“避税”等名义诱导黄某提供账户，可主张其被蒙蔽，缺乏犯罪故意。

· 客观行为与主观认知的分离

结合司法解释中的“反证规则”（《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律师可提交证据证明黄某存在合理信赖基础（如误信上家为合法经营者），削弱司法机关对“明知”的推定。

二、情节严重认定的争议焦点

· 支付结算金额的合理扣除

涉案账户总流水18.4亿元中，仅125万元与诈骗案件直接关联。律师可主张：

非涉案资金应排除：对非犯罪相关的正常交易流水应予剔除，避免将全部金额计入“情节严重”标准；

实际作用与危害性评估：黄某仅提供账户，未直接参与资金操作，其行为对犯罪实现的促进作用有限。

· 获利微薄对量刑的影响

黄某获利仅2000元，远低于支付结算规模。可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主张“实际获利与危害后果不匹配”，请求从轻处罚。

黄某案揭示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认定难点，亦凸显了网络黑灰产业“小额获利、大规模危害”的特征。本案裁判通过精细化的主观推定、量刑权衡及危害性量化，为同类案件提供了范本。其启示在于：公民应警惕“高收益、低风险”陷阱，任何为不明主体提供支付结算工具的行为均可能构成犯罪。司法机关则需持续完善推定规则，避免机械适用法律，确保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