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2023）皖0406刑初103号刑事判决（2023年9月12日）
二审：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皖04刑终232号刑事裁定（2023年11月24日）
01.基本案情2022年11月底，被告人庞某彪通过抖音及“蝙蝠”软件与上线人员取得联系，接受“代练兼职”任务，承诺日薪200至500元，条件是为其提供固定电话号码用于“工作室业务”。同年12月初至12月18日，庞某彪与关某昌共同租用房屋安装互联网设备，办理多个固定电话号码并交予上线人员。后查明，诈骗人员于12月18日至19日利用上述号码实施电信诈骗，导致张某梅等7名被害人被骗111.9万余元。
经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核查，二被告人提供的7个电话号码涉及7起诈骗案件。一审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庞某彪有期徒刑一年、罚金1万元，关某昌有期徒刑九个月、罚金8000元。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法院准许撤回抗诉，维持原判。
02.争议焦点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被告人的行为应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诈骗罪的共犯？
争议焦点可分解为以下两层次：
· 主观明知要件的认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此处的“明知”是概括性认知，即只需认识到帮助行为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即可，无需知悉具体犯罪类型（如诈骗、赌博等）。
诈骗罪共犯则要求“具体明知”，即行为人需明确知晓帮助对象正在实施或计划实施诈骗，并与上游犯罪者形成意思联络或通谋。
· 共犯关系的成立条件
传统共犯理论强调“共同犯罪故意”和“行为分工配合”。若行为人与上游犯罪者无事前通谋、事中勾连，亦未形成稳定合作关系，仅提供中立技术支持，则难以认定为共犯。
03.法院裁判理由的规范解读法院判决的逻辑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定位
《刑法》第287条之二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独立成罪，系“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典型立法例。该罪名旨在打击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工具支持的灰色产业链，降低对上游犯罪查证的依赖性。本案中，二被告人为诈骗活动提供通讯工具，虽未直接实施诈骗，但其行为已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
（二）“概括性明知”的司法认定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第11条，“明知”包括两种情形：
1. 明确知道他人实施犯罪；
2. 应当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本案中，被告人明知上线人员要求提供号码系用于“工作室业务”，且报酬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结合社会经验可推定其具备“应当知道”的概括性认知。
（三）共犯与独立帮助行为的界限
法院强调，二被告人与诈骗人员无身份关联，未参与诈骗策划或分赃，亦未针对具体诈骗行为提供定制化帮助。其行为属于“单向技术支持”，与诈骗罪共犯要求的“双向意思联络”存在本质区别。因此，不宜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04.法律适用与裁判规则的启示（一）严格区分“概括性明知”与“具体明知”
司法实践中需避免将“可能知道”等同于“明确知道”。例如，提供银行卡、电话号段等行为，若行为人仅知可能用于违法犯罪，但无证据证明其知晓具体犯罪类型，则应优先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二）中立业务行为的刑事风险防范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讯工具运营商等主体需警惕“技术中立”陷阱。若业务模式存在被滥用于犯罪的高度风险，且未采取必要审核措施，可能被认定为“放任故意”，从而构成犯罪。
（三）量刑情节的精细化考量
本案中，法院根据被告人自首、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等情节，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处罚。这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为类似案件的量刑提供了参考。
05.律师代理要点一、主观明知的抗辩路径
· 质疑“概括性明知”的推定依据
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及法释〔2019〕15号第12条，控方需证明被告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律师应重点审查以下问题：
客观证据是否充分：例如，被告人是否明确知晓上线人员从事诈骗？其提供电话号码时是否已被告知用于犯罪活动？
报酬异常的合理性：控方常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推定明知，但需结合行业标准、交易习惯等反驳。本案中，日薪200-500元是否显著异常需具体论证。
主张“中立业务行为”：若被告人仅提供技术支持（如办理电话号码、安装设备），且未主动询问用途，可主张其主观上仅存在“可能被用于犯罪”的模糊认知，但未达到“应当知道”的法定标准。
· 区分“概括性明知”与“具体明知”
若控方混淆两者（如将“可能用于犯罪”等同于“明知诈骗”），律师需援引司法解释，强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仅要求概括性认知，而诈骗罪共犯需证明被告人知晓具体犯罪类型及分工。本案中，被告人未参与诈骗策划、分赃，也无证据显示其知悉电话被用于诈骗的具体细节。
二、共犯关系的否定策略
· 切断与上游犯罪的意思联络
根据传统共犯理论，构成诈骗罪共犯需具备“双向通谋”或“事中配合”。律师应重点审查：
沟通记录缺失：本案中，被告人与诈骗人员仅通过匿名软件联系，无身份关联，也无证据显示双方曾就诈骗行为进行交流。
帮助行为的单向性：提供电话号码系一次性技术支持，未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符合共犯的“共同犯罪故意”要求。
· 利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逻辑
《刑法》第287条之二将帮助行为独立入罪，旨在降低对上游犯罪的查证依赖。律师可主张：即使上游犯罪未查实，只要帮助行为符合本罪要件，即应单独定罪，而非升格为共犯。
06.结语庞某彪、关某昌案的裁判，凸显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与传统共犯在构成要件上的本质差异。在数字经济时代，司法机关需准确把握“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意图，既要严厉打击网络黑灰产业链，也要避免不当扩大共犯的认定范围。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本案亦是一记警钟：任何为牟利而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均需审慎评估法律风险，切莫因侥幸心理沦为犯罪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