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佩玺和杨伯涛又回头救援了侯吉珲一下，三个人才算把那一扇麦田给割完，而谢政委他们已经到了山包顶端的那棵大桐树下，喝起了红糖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在给大伙让着烟丝，两个妇女正在给大伙臼着红糖水。侯吉珲红着脸，咕咚喝了两口，便又不自觉地笑了起来，说道：“又不是坐月子，喝什么红糖水吗？”
没想到那两个妇女更泼辣，随口回敬了他一句：“我们这儿，勃了牲口儿子（小牲口），也是要让骡子、马喝红糖水的。”
“去，去，去，没大没小的，你们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吗？”那个男人擦了一把脸上的汗，骂着那两个妇女：“要是在当初，不要说是你们这些家眷，就是你男人那个副排长，这几位，随便哼一声，小命就没了。”
一个妇女，似乎不服气，回敬了那男人一句：“他们，是多大的官啊，难道比你这个副营长的官还大？”
那男人笑了，又骂了那女人一句：“没见过世面，我那个副营长，在他们面前，都查不清几根手指头来，你说，他们的官有多大？”
另一个女人笑了起来，说道：“你查不清，二嫂会查清，最多就是六根，还有一根没骨头的。”说完，呵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那男人骂了一句：“滚一边去，没大没小的。你以为都和你一样，天天查几根指头啊，回家，好好查去。”
那女人笑了起来，回怼着那个副营长：“王老二，你鳖孙不是为难我的吗？俺家里那一位，不是打王家寨那一仗，两只手被炸掉了吗？你让我到哪儿去找手指头啊？”
“什么，王家寨那一仗，是你们打的？”刘佩玺焦急地问了一句。
那个副营长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是啊，当时我们是第85军下属的游击二大队的，打完王家寨，我们二大队，当时也叫85军游击独立营，只剩下七十二人了，当时战区叫我们为‘七十二贤人’，怎么，你知道这一仗？”
刘佩玺过去，给三个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当初，你们救的那个县长，就是我。在这里，我谢谢你们了。”
那个副营长还没有说话，没想到，那两个女人比男人还豁达，笑着说道：“打日本鬼子，那是人人都该干的事，谢什么谢。男人们死在打鬼子的战场上，比串门子、逛窑子强多了。”说完，自己又笑了起来，说道：“看来，你们还真是些大官，我说错了，我说错了，我是说抗日光荣，抗日光荣。”
另一个女人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要说这事啊，你们这些当官的，就不如人家共产党当官的。打完那一仗之后，我们便没人管了，包括死了男人的，和守着缺胳膊少腿男人的，一个个的，成了流民，我们过着沿街要饭的日子，过了黄河去找国民政府，可他们要我们的长官出证明，营长都被打死个球了，上哪儿出证明啊？”
另一个女人也不笑了，说道：“就是，就是，你们看看人家共产党，刚刚解放，就在王家寨那儿立了块石碑，上面写着抗日英烈之墓，那也暖暖人心，是不？再说你们搞的这个荣军农场，说得大粗大长，许给我们大半拉子天，可到头来，用地，是人家大地主奉献的，工具、种子，是我们贷款买来的，可等到有收入了，你们倒好，还要收我们的租子，这和扛长工有啥区别啊？”
“怎么，荣军农场不是自己生产，劳动果实归自己所有吗？”杨伯涛在恩施管理过荣军生产，他有些不解地问道。
“蒋光头给的政策，是让我们自己种自己吃，政府还给予扶持的。可到了最后，一看我们丰收了，便有人伸手了，当地的‘刮民政府’要收地租，让缴皇粮，还要让我们卖余粮，最后还向我们伸手借粮，直想把手伸到我们嘴里抠粮食子儿，还有个什么管理处，我们还得养活那些大爷们，一年下来，还得饿肚皮。幸亏，人家八路军很快便解放了我们，要不然的话，还得去要饭。”一个女人有些愤怒地说着。
“那，现在你们不也是从事农场生产吗，和过去那个荣军政策，不是差不多吗？”杨伯涛不好意思地问着。
“差不多，怎么可能啊？差得太多了……”那个女人愤怒起来，可一时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于是讨好式地看了那个副营长一眼，骂了一句：“王老二，你鳖孙嘴巧，给这位长官说说，到底哪儿不一样，毛长毛短的，你给扒拉扒拉。”
那个副营长依旧笑着，骂了那妇女一声：“三句话不离裤裆，一边去。”说着，便掰起指头说道：“要说，还真不一样。第一，人家共产党撤销了荣军农场管理处，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不再养活管理处那一大帮子闲人，而我们每一个管理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比如我，是农场的场长，可是不脱离生产，同样是按劳分配。要是管理不好了，他们年终投票，就把我给罢免了；第二，当地政府不收我们的皇粮，不，不，不，是公粮，公粮，但，我们的余粮，他们是按高于市场价收购的，你们说，这是不是最实在的荣军政策；第三，我们除了组织农业生产之外，政府还给我们拨付了垫底资金，让我们组织了经营服务社，同时还建了一个小服装厂，一个小造纸厂，农忙之时抓农业，农闲之时抓工业、抓商业服务，我们各家的收入增加了，日子好过了。你们说，是不是也就安心了？”
杨伯涛低下了头，侯吉珲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脑壳，笑了，说道：“这家伙，让你老兄这么一讲，比上几堂政治课都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