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是被俘了的将领们，可说及他们曾经的职业战争来，总是有共同话题的，吴绍周不无感触地说道：“若论和共产党打内战，东北的杜聿明、郑洞国算两个，中原的邱清泉、胡琏算两个，至于我这样的，不过是跑龙套的罢了，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战役，不过是跟着他人的指挥棒转圈而已。”
杨伯涛摇了摇头，说道：“其实，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将领，都在犯着相同的毛病，大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求进取，觉得只要听从上级的命令，就算完成任务了。而有一些，则狂妄自大，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土八路是打不过自己的。可以说，这两种思想，一直到被围双堆集的时候，我还严重地存在着。一是过分相信胡军长，认为他到了双堆集，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而同时又认为刘伯承部，是无论如何也吃不掉我们的。”
王元直又笑了起来，说道：“在对待解放军的战术上，就胡琏本人而言，还是少数比较清醒的将领，至少比我们要清醒得多。龙凤战役之后，我们整编第11师利用陈辞公、郭悔吾的关系，很快便恢复了一旅三团制，并且认真研究起解放军的战术来。胡琏就曾明确指出，和解放军作战，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争取主动，走到他们前面，才有可能打胜仗。有一次，他认真地给我讲了一次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的弱点所在，我听后很受感悟？”
吴绍周笑了起来，说道：“打了三年，我吴绍周一败涂地，还不知道解放军的围点打援战术，还有弱点所在，现在有时间了，愿听胡伯玉之见解。”
王元直拿出一张白纸来，说道：“首先，解放军为什么要实施围点打援之计呢？是因为他们要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把我们消灭在没有坚固工事的野外，这样，他们手中最低有三个主动权，一是想围谁，他们说了算；二是想打哪一路援军，他们说了算；三是在哪儿打，他们说了算。”
众人点了点头，确实是这个样子，这就是解放军所谓的，调动他的敌人在中原大地上来个大游行，然后瞅准时机，扑上去，啃上一口。王元直继续说道：“而我们呢，在这些方面，老是示弱出来，是因为：一，我们要守城，打下一地，撇下一军，随着战场的扩大，兵力自然而然地就分散了，因而，在‘点’的问题上，就显得先天不足的弱小了。比如李仲辛守开封，区区一个整编旅，加上四个民团，就想守住一个省会，可能吗？二是我们的救援，常常是分多路行进的，这样，又示弱于敌了，人家想来个吃柿子先拣软的捏，那就打了区寿年；想来个硬核桃，那就打了张灵甫。因为人家是拿两个拳头，打我们的一根手指头，手指头再粗壮，能顶事吗？三是战场的选择上，人家是预设好的，是设计好圈套让我们往里钻的，一旦进入了他们的预设阵地，他们便会以数倍于我，甚至是上十倍于我的兵力，打快速的歼灭战，等到其他援军醒过来时，这一路早已完蛋了。人家解放军也已经高唱凯歌，休整去了。”
吴绍周点了点头，说道：“确实是，确实是。胡伯玉的分析，很有见底。”
王元直又在图上比划着，说道：“打过宿迁战役，戴之奇被歼灭了，我们去救援他们，又险些上了解放军的当，把我们给围起来了。幸亏那时候新四军的实力还不怎么强大，否则的话，我们照样吃不了兜着走。宿迁战役刚一结束，胡琏立即向在新安镇视察的辞公建议，成立大兵团，实施核心机动战术，和解放军作战。陈辞公当时就说，看出来这一点的，除了胡琏之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薛伯陵公。但是，辞公是个政治家，他看到了这一点，但又不能像共产党那样，敢于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连他们的首都延安、山东省府临沂这样的政治要地丢了，都在所不惜，他要为委员长守那么一片大好河山，可惜啊，狗熊掰棒子，想守守不得。”
杨伯涛说道：“其实，校长、辞公没有采取他和薛伯陵公的建议，还撤了薛伯陵公的职，胡军长当时是很痛苦的，他知道如果不进行大的决战，是不可能挽回整个败局的。于是，他便开始琢磨，如何尽可能地保住整编第11师这支部队。他提出，解放军要围点打援，在援上，能援，则必须拼死相援，不能援，则千万不能上了解放军的当，最后形成被救者救不得，施救者一同完蛋。而一旦成了解放军围的‘点’，首先应该是自救，把自己团起来，形成一只凶猛的刺猬，留出强大的预备队，重兵防守核心，派出小股部队，对解放军进攻阵地做多回合试探性进攻，一旦发现他们的弱点，刚不惜一切代价地扑上去，撕裂解放军的阵地，对其发起逆袭。从而起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效果。”
吴绍周笑了，说道：“或许，多几个胡伯玉这样的，事情将会有所改观？”
侯吉珲突然说了一句：“恐怕，这个结论，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他曾经于豫东战役后说过一句话，陈毅、刘伯承已经是超大兵团级建制了，我们还在大喊大叫邱、孙、刘、区、黄、胡六路援军，这和十八路诸侯救长安，有什么区别？不能说是乌合之众，那也简直是六个手指头挠痒，根本伤不了人家的筋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