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李世民下诏将李治册封为皇太子，原本李世民并不看好这个性格有些懦弱的幼子，那他最终为何又选择李治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呢？

原因有很多，首先，李治与李承乾、李泰一样都是嫡子，其次，李承乾和李泰斗争太激烈，甚至都到了谋反的地步，结果李承乾被废，李泰也失去了继承大位的可能，为了保全这哥俩的命，李世民只能选择立李治为储君。

不过，李世民对立李治为太子也有很多顾虑，尤其是担心其性格懦弱，无法守住大唐社稷，为此李世民甚至想要改立吴王李恪为太子，幸亏长孙无忌极力反对，李世民才打消改立太子的心思。

为了让李治坐稳皇位，李世民晚年一反常态，接连杀了3位朝廷重臣，这三位重臣都是谁呢？

李世民虽是历史上公认的明君之一，但玄武门之变囚父弑兄始终是他一生无法洗刷的黑点，以至于每当后人提起李世民，第一反应不是想起他的丰功伟绩，而是他杀了亲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

取得的文治武功也被认为是在洗白，是为了证明他比李建成更适合当皇帝，什么灭突厥之功、贞观之治都是为了还玄武门之变的债，不得不说，李世民活得还真是有些“累”。

不管怎么样，李世民登上皇位之后只能以仁厚待人，因为若是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大肆屠戮功臣，那他在史书上的名声可就烂透了。

比如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常因想念亡妻而痛哭流涕，为了缓解思忆之苦，李世民在宫中修建了一座层观，他经常在上面眺望亡妻的陵墓，结果魏徵却含沙射影地讽刺他：哭什么亡妻啊，我还以为您是在哭老爹呢。

就这李世民都能忍，愣是没有处罚魏徵，所以李世民和魏徵能成为君臣相得典范是有前提的，即李世民想要在史书上留下个好名声。

可一贯宽仁的李世民在人生最后两三年却一反常态，接连杀了3位重臣，他们分别是宰相刘洎、功臣张亮以及大将李君羡。

宰相刘洎完全是被冤杀。贞观十九年，在征讨高句丽班师途中，李世民生了重病，刘洎和中书令马周前往探视，褚遂良询问情况时，刘洎说：陛下背生恶疮，实在令人忧心。

生疮这种病在古代相当于绝症，比如明朝大将徐达就因生背疮而亡，刘洎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很明确，咱们这位陛下恐怕活不长久了，谁知李世民竟挺了下来，事后李世民就赐死了刘洎。

按理说以李世民的心胸，不至于手下说一句话就喊打喊杀，刘洎被杀的根本原因是褚遂良在李世民面前进谗言，说刘洎认为国家大事不足为虑，效仿伊尹、霍光这种权臣辅佐年幼的太子就可以了。

这就犯了李世民的忌讳，没多想就赐死了刘洎。问题是，刘洎根本没有说过类似意思的话，马周也可以为刘洎作证，而褚遂良坚持自己的说法，最终李世民选择相信褚遂良。

张亮是凌烟阁功臣之一，但他并不是第一位被杀的凌烟阁功臣，侯君集之前因参与太子里李承乾谋反一事已被杀，而张亮是第二位，有意思的是，张亮就是当初举报侯君集谋反的大臣之一。

张亮之死也是稀里糊涂，他被杀的罪名是私养五百义子意图谋反，这些义子的身份也是五花八门，有一人的身份极其扯淡。

当初，张亮抛弃结发妻子，转而迎娶李氏，谁知李氏生性浪荡，竟与人私通，张亮发现后竟将李氏私通之人收为义子，这岂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张亮甚至还说自己有一个小妾将来是王姬，意思是他将来至少也是个王。

这段记载读起来感觉极为荒谬，就这李世民还是决定处死张亮。结果后来李世民意识到不对劲了，自己好像冤杀了张亮，于是将当初因证据不足反对处死张亮的作少匠李道裕提拔为刑部侍郎。

李君羡被杀则是因为一则谶言，当时太白星屡次在白天出现，民间又传言说唐朝三代之后，将有女主武王取代李氏，这令李世民有些坐不住了。

李渊是大唐第一代皇帝，李世民是第二代，而李世民所立的太子李治将会是第三代皇帝，也就是说，李治之后，大唐天下就不是李家的了？于是李世民就开始派人秘密查找女主武王。

结果在一次宴会上，李君羡说出自己的乳名是“五娘子”，李世民听闻后猛然一惊，李君羡官职是左武卫将军，爵位是武连县公，封地在武安县，结果乳名又是“五娘子”，这李君羡莫非就是谶言所说的女主武王？

李世民对此甚为疑忌，本着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原则，李世民找个了由头，将李君羡定罪处斩并抄家。

李世民向来注重自己贤君的名声，为何在晚年却接连杀死3位重臣，根本原因是为了保证李治能够顺利接任大唐皇帝之位。张亮私养500义子有谋反嫌疑，不查证直接杀，李君羡因谶言对皇位有威胁，也杀。

至于刘洎，他曾推荐李泰当太子，属于李泰一党，但李世民最终立了李治为太子，刘洎既然得罪了李治，李世民担心其不会用心辅佐，而褚遂良此时又坚称刘洎说了大逆不道的话，李世民最终决定杀了刘洎。

由此可见，李世民对褚遂良的重视程度明显要超过刘洎和马周，实际上，李世民在临终前曾特意嘱托儿子李治：“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也就是说，褚遂良是李世民选定的托孤大臣。

李世民托孤给褚遂良的想法不会是临时起意，在他远征高句丽归途生病时或许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因此，为了安抚褚遂良，让其能够尽心辅佐太子李治，无论刘洎说没说过那些话，他都要死。

李世民作为父亲，为儿计之深远无可厚非，但他显然低估了李治，他为李治精心挑选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反而成为李治身上的包袱，为了摆脱这个包袱，李治不得已放出武则天，这反倒是应了那则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