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蒙书中最多的是识字类敦煌蒙书，而识字类的蒙书中大概可以分为押韵体、四声体、分类体等三类，分类的标准是书中文字形音义的不同特性。
从古代的先秦时代开始，贵族就非常重视“书”的教育，并将其列为六艺之一，而“书”的教育分为两步，首先就是通过简单的背诵方法记忆文字，这是我国古时所有朝代启蒙教育的基础，而更高级的阅读和写作教学是第二步。
众所周知，“识字”的三要素包括文字的形状、读音和意义，古今中外研究蒙书识字的学者也基本上会从这三点出发，而且这三者的作用非同小可，如果对文字的认识不够扎实，之后的阅读和属文恐怕寸步难行。
教师将文字的字形、读音及意义传授给儿童，为其未来的学习和运用打牢基础，就是识字教学最主要的宗旨。
二、识字类敦煌蒙书分类1.押韵体押韵体的敦煌蒙书可以说百花齐放，各种押韵的语言句式是中古汉语魅力的重要体现，这其中包括押韵三言句式的《上大夫》、押韵四言句式的《千字文》《百家姓》、押韵六言句式的《新合六字千文》。
这些蒙书中的句式大多数是隔句押韵，具有严整的条理性和轻松灵动的华丽美，借助通俗易懂的表达将社会知识传递给儿童读者，再辅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在功用上达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
2.四声体四声体的敦煌蒙书只有《碎金》和《白家碎金》两种，严格来讲这两种其实是一本书，因为《白家碎金》是白家的私学根据《碎金》节选的简略读本。
四声体顾名思义是根据中古汉语的平上去入的四声原则来划分的，里面除了常见的通俗文字之外，还将常在嘴边实则生僻的口语字收录其中。
更为特殊的是《碎金》中的词语是从世间百姓的生活中流传出来的，而对于官方正史或儒家经典来说并不讨喜，不过在难登大雅之堂的劣势下，它的存在仍然可以敦促儿童重视生活。
3.分类体分类体的蒙书最有名的就是《俗务要名林》和《杂集时用要字》两本，这种分类体的蒙书和中国古代编纂的类书相仿，比如《太平御览》《四库全书》。
共同的原理是根据生活常用词语的性质、语义和特点将它们有机有序地组合成完整的篇目，给使用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相较于《俗务要名林》来说，《杂集时用要字》结构简单，只是将常用的词语机械地罗列，并没有深入的解读。
三、识字教学具体方法1.押韵体（1）集中识字法汉字是世界上比较特殊的文字，有着不同于表音文字的独特性，比如大部分的词结构变化较少，字形独立于语法之外，且造字的规律性较强，合体字和形声字几乎重叠，因此聪明的古人就遵循汉字的规律创造出集中识字法。
张志公认为这种识字的方法可以节省时间，在短时间内提高儿童认字的效率，再加上儿童时代的记忆力明显强于其他年龄段，所以方便快捷。
以《开蒙要训》为例，竹字头的“箜篌筚篻”、鱼字边的“鲸鲵鳟鲂”等以四字为一组的同类韵语，都体现出古人对集中识字法的灵活运用。
其利用汉字的特性将同类汉字串联在一起，由简入繁，由浅入深，综合字形、字音、字义三种基本元素教授汉字，同时举一反三地识别汉字，比如结构的不同、部首的互补性以及形声的相似性。
（2）韵语识字法不光是汉字的结构独特，其发音也体现这汉文化的无穷魅力，由于本身单音节的属性，致使其遣词造句和合辙押韵都轻而易举，读起来爽朗清脆、干净利落，同时还能做到余音绕梁、意味无穷，这对于刚刚学习汉字识别的儿童来说很实用。
比如《新合六字千文》将古代的历史掌故和文化典籍融于韵语中，可以规范儿童的言行举止，提升他们的道德文化修养。
2.四声体-注音识字法四声体的敦煌蒙书主要为以反切、直音方式标音的“注音识字法”，熟悉古代汉语课程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两种方式，它们和现代汉语中的拼音符号不同，而是用相应的字来表示其他文字的读音。
首先直音就是用相同读音的文字注释第三个字的读音，比如“音某”或“某音”的形式，“镜奁，音廉”即是说“廉”字和“奁”读音相同；“石悬缒，坠音”即是说“坠”字和“缒”字读音相同。
不过这种方式有天然的弊端，就是儿童学习之前必须知道注音字的读音，如果两个字的读音都不清楚，那么整个习字的过程就举步维艰，而古人又发明了另外一种方式——反切。
顾名思义反切即是将两个读音拆开，取前一字的声母和后一字的韵母组成新的读音，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万金油的灵丹妙药。比如“石悬缒，直类反”指的就是“直”的声母和“类”的韵母组合。
3.分类体蒙书教学分类体的敦煌蒙书主要着力于世俗生活用语，并根据文字的意思有机编排，相当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强调以物质生活中具体名物为识字入门基础。
衣食住行、娱乐游戏、器官名称、人际关系、士农工商、自然生物、颜色形状等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名词。
众所周知，汉字大部分的合体字都有偏旁部首，部首和偏旁对于识字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俗务要名林》按部首分类识字，比如木部的“杨、柳、林”等、竹部的“竹、答、笔”等、车部的“辙、辐、轮”等，这样将共同部首的汉字放在一起，既清晰又好记。
四、对现代识字教育的意义1.满足童蒙生活用字的需求从《新合六字千文》和《百家姓》等敦煌蒙书中可知，古代学童的识字量一般在2000至3000字之间，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生规定识字数量一般在3000字左右。
这不仅是数字上的重叠与巧合，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经验的总结。
上述的押韵体、四声体和分类体在蒙书中基本上都有2000 多字，这个规模也基本符合童蒙时代儿童的智力和实践需要。
《新合六字千文》作为《百家姓》《千字文》的升级版，不仅点明历史典故中的人物关系，帮助儿童理解历史事件和语句的实际意义，在扩大识字量方面作用尤其明显。
2.契合儿童认知成长的要求常用字的字音、字义对于正常的儿童不是难事，而字形笔画却是儿童需要重点攻克的地方，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结果，我们不难得出汉字的笔画数是学习识字的关键影响因素。
笔画数越少越容易记忆，一般是在十五画以下效果比较明显，我们现在社会启蒙教育的汉字大概在十一画到十五画之间，而敦煌蒙书中的汉字也是在十五画上下，这无形中契合了儿童认知的需要。
此外，识字类敦煌蒙书用字的部首也符合当下儿童的学习要求，除去已经不合时宜的字词之外，不管是《开蒙要训》还是《碎金》，其中的部首“木部”“金部”“手部”等都与人类现实生活紧密相关。
学童可以通过体验生活来加强对汉字的认识，单字结构的汉字方便了儿童熟记汉字结构，同时增强组词造句的能力，正确理解汉字意思以降低汉字错误率。
参考资料金滢坤.论敦煌蒙书的教育与学术价值[J].浙江大学学报，2021.
任占鹏.唐五代敦煌地区学童书学教育研究——以敦煌文献为中心[J].童蒙文化教育，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