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中，人们更加熟知的是在时间维度上更加接近现代的封建制度王朝，如唐宋元明清等等。

秦汉时期似乎已经十分久远。然而，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这秦朝之前，古老的奴隶制王朝如商周等也留下许多珍贵史料，例如商朝盘庚迁殷一事就十分值得探讨。

商朝被人们熟知，往往是因为具有神话色彩的小说、影视，例如封神榜等。妲己与商纣王的传说被津津乐道。

武王伐纣的历史被不断戏化演变，这是因为这个古老的王朝距离现代的时间太久远。

然而，事实上，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国家。此处的“文字记载”是指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

也就是说，商王朝时期的人们流传下来的文字，而并非由后世不同时期的人们补载的。众所周知，文字记载是历史证明最直接的手段，这对探究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商朝的文字记述得以保存，其前一朝代——夏王朝的相关历史也有了更加有力的证实。

因此，目前普遍认为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这是由商汤灭夏后建立的延续500多年的古老王朝。

根据史料记载，商朝先后约有31位君主。商汤建国后，定都在“毫”，即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处。

但是，之后，商朝开始频繁迁都，直到盘庚时期才稳定下来，并且将当时开始衰落的王朝重新稳定下来，推向新的繁荣。

盘庚是商王朝的第十九位君主。他的王位从他的哥哥阳甲处继承而来。因为商王朝是典型的封建奴隶制王朝，兄死弟继，父死子继的观念根深蒂固。

盘庚的父亲是商王祖丁，祖丁死后，即位的并不是盘庚的哥哥，而是祖丁的叔父商王沃甲的儿子南庚。

也就是说，祖丁死后，继位的是他的堂兄弟而非他的儿子。这在“父传子”的封建社会中似乎很少见。

但事实上，在祖丁之前的商王就是沃甲，而沃甲的王位是从祖丁的父亲处继承的。从这几代商王的传承顺序可以看出，虽然在祖丁的父亲祖辛和沃甲还可以勉强认为是兄死弟及的情况。

但是沃甲死后，王位重新回到祖辛一支手里，而后又再次被沃甲一支所得，最终归于祖辛之孙阳甲、盘庚。这其中的波折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

在盘庚即位时，商朝正在经历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九世之乱。九世之乱始于商朝第十位君主仲丁。

仲丁继承王位的第一年，将王都从毫迁到嚣，即今河南郑州。仲丁死后，“嫡长子继承制”遭到废弃，他的兄弟们开始以势力大小比拼，拉开“九世之乱”的序幕。

“九世之乱”从商王仲丁开始，历经九位商王朝统治者，这给当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打击，致使商王朝一度中衰，周围方国虎视眈眈，已经开始不再向商王朝朝拜纳贡。

王朝内部的贵族阶层也因为没有有力稳定的统治者而开始倨傲放肆，王室的凝聚力渐渐像散沙一样。

因此，有许多学者推测，盘庚迁都的原因是稳固政治统治的手段。这种手段并不少见，比如唐朝时期，武则天女皇迁都洛阳，也被视为具有稳固统治的色彩。

迁都可以避开原有的政治漩涡，打开新的政治局面，从这一点分析是有其道理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史料记载，盘庚继任王位时，王都已经不再在仲丁时期的嚣，而是在黄河以北的奄。奄是如今的山东曲阜。

迁都至奄的决定是他的堂兄商王南庚做的，但是在南庚迁都时，都城也并不在亳，而是在庇。庇是现在的河北邢台。

由此可见，在盘庚之前，商王朝就多次迁都。

那么盘庚迁都特殊在哪里呢？原因又是什么呢？

纵观历朝历代，都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秦王朝定都咸阳，项羽引兵西屠，火烧咸阳宫。明朝定都北京，“天子守国门”。

这都表明，王都是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精神文明的一大支柱。因此统治者们都十分看重都城的稳定，以确保政权稳固。

从行为成本的角度上看，只有在迁都带来的回报利益更大时，才能使统治者放弃“都城稳定”的思想。

根据史料记载，能够影响统治者考虑迁都的原因通常有三点。

首先是经济问题。维持统治中心的物资供应是重中之重，因此，王都的选址条件中，地域条件和物产情况是统治者会重点考虑的问题。

如果定址在物产匮乏的地带，虽然王室受所辖领土的供给，即“集天下之力奉养一人、一家、一族”，但是在政治经济上必然会受到掣肘，对统治产生不利因素。

其次是地理条件。从地理角度上看，很难断定在哪一个地理位置是最佳选项。

比如将王都定在地理险峻，易守难攻的位置可以有效抵御外敌，保证安全，但是这样就很难兼得物资丰美，人文俊秀的优点；如果将王都定于水土宜人，四通八达的繁荣之处，就要面临都城人耽于享乐，武道不丰的潜在问题。

历朝历代考虑定都的地理位置时，通常因时势而做出不同的取舍。

最后是政治力量。强者通常勇守国门，弱者会躲在后方以图苟延残喘。政治博弈中也会出现新生政治集团为了回避根深蒂固的旧集团而重新选址迁都的情况。

以上三点是对史料中历朝历代迁都原因的大致总结。不过在考虑盘庚迁都的问题上，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时间。

在秦朝以后，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规模不断扩大，经验和模式也更加丰富完善。稳固政权是统治者的第一要义。

但是在商周时期，人们结束部落群居的生活方式还没过去多久，生活生产水平十分落后。

从上文提到，商王朝几次迁都中可以看出，主要是围绕在河南河北一带。这说明，当时的社会文明还非常依赖黄河流域带来的丰饶水土。因此，在考虑商朝的迁都原因时，自然环境应被视为第四点重要原因。

黄河水患的问题直到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还被视为重要的国家事项，何况在久远的商王朝。

南庚迁奄，奄在黄河下游的东南地带，仍然时常受到黄河水患的影响。此为生存环境恶化影响王都生活。

另外，此时正是“九世之乱”——当然，一些学者认为，“九世之乱”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此前稳定的早商也出现过“兄死弟及”的继承方式。

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在仲丁死后，商王室开始了权力斗争并且王位频繁在两系中更迭，这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政权失落导致统治力度下降，大地主和奴隶主的权柄增重，下层人民生活无望又受水涝灾害，生产力进一步被破坏，反过来使国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因此，盘庚摄于严峻的现实问题考虑迁都事宜。

自从盘庚迁殷，商王朝定都于此，直到商纣亡国，经历了二百七十三年，商王朝再未迁过都城。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盘庚迁殷对商王朝的发展的重要性。这也说明商王朝数次迁都，只有盘庚迁殷被视为其中之最，甚至将他视为“九世之乱”终结者的原因。

盘庚定都于殷，也就是今河南安阳。一是因为当时此地位置优越，山水环绕，可攻可守。二是殷地气候适宜，遍布草甸、溪流、森林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此处享有黄河之利，而没有黄河之害。从生态环境上极大满足商王朝的发展需求。

盘庚选定这个理想之地后，并没有一味地使用此地的资源，反而十分注重对生态环境的维护。

盘庚吸取此前黄河水患问题带来的教训，对新都的水域治理十分重视。他开通壕沟，疏导分流。

既方便都城用水，又使河流成为都城的屏障，同时也美化都城的环境。

另外，商王朝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的文明，因此，农田耕种是与生态问题关系最紧密的要事。

根据史料记载，殷人法律中随意倾倒草木灰的视为触犯法律，要惩以断手的刑罚。这里其实就是对农田肥料的使用加以明确的规范，也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商王朝几次迁都不能安稳，直到盘庚迁殷，并开始注重人文与环境的和谐，才在危机王朝存亡的历史节点重新稳定根基，使得商王朝又得以延续两百余年。

其中带来的关于经济发展、国家稳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的经验仍然值得今天借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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