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前两天写了篇文章，讲的是1958年的事儿。那时候，邓小平站队支持了彭德怀提的一个制度，但黄克诚说，毛主席一直不太相信这个。具体咋回事呢？1958年3月9号到26号，毛主席跑到成都郊外的金牛坝宾馆，开了一次中共中央的大会。过了俩月，也就是5月到7月，彭德怀又主导了一次军委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可不是小打小闹，它对我军的以后，影响可大了去了。
那就从最开始讲起吧。那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咱们得从故事的开头慢慢道来。
在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写了篇叫《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他在里头说了，要想把新中国建好，咱得向苏联学习，把那些咱不懂的东西都搞明白。
从1949年下半年起，咱们在军队发展这块儿，就迈进了向苏联取经的新阶段。
那该咋学呢？
第一，我们请了很多苏联的顾问和专家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知识。第二，我们从苏联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军工厂设备，还有军队的规矩、制度、技术图纸和书籍这些。第三，我们还派了不少留学生和考察团去苏联，实地学习和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得说清楚，毛主席的那个办法，真的是个快速加强军队的妙招，让我军能更快地追上那些发达国家的军队，这作用，真的是没法用数字来衡量。
1952年，彭德怀又一次回到统帅部上班后，他好好琢磨了一番，感觉苏军的那一套，好多都是针对苏联自己国情的，用到咱们中国来，有的根本不合适，有的也得打个折扣。
朱德在与到访中国的苏联军事训练专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察觉到苏军在不少方面其实并没有遵循列宁的初衷。他因此多次找彭德怀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但他特别告诉彭德怀：
这些说白了就是些不足或者搞错的地方，但苏军的核心还是老样子，没变。咱们在外交场合上，还是得夸夸苏军。
陈毅直接跟彭德怀说了，他讲道：
苏联自家的事儿，咱们别插手，心里头别一股脑儿地迷信他们那套就行。
到了1955年，我军已经顺利过渡，从打仗的日子走进了和平时期。那时候，我们军队的学校系统也开始慢慢成型了，学习苏联军队的那一套做法，更是热得不行。
彭德怀心里头越来越觉得，一味地学苏军那一套，对我军那些老传统冲击可不小，各个层面都受到了影响。
从1955年下半年起，彭德怀就忙开了，他开了三次大型的军委会议，还动手改了不少规矩和章程。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解放军的好习惯、好传统给找回来，把那些不好的、从外面带进来的风气给去掉。
1956年5月25号，毛主席深入研究了苏联共产党在当年2月份开的第20次大会后，就给大家讲了讲《论十大关系》的事儿。他说，咱们得理智点学外国的好东西，得会分析、会挑毛病，不能人家说啥咱就跟着干啥。
之后，6月份的时候，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通知，让大家去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
这个消息在部队里炸开了锅，特别是军委直接管的军事训练总指挥部，大家都叫它“训总”，反应特别大。
“训总”刚开始的时候，刘伯承元帅当上了部长，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这六位上将则做了副部长。刘伯承元帅那时候还得忙南京军事学院的领导工作，忙得团团转，所以他就让当时武装力量监察部长的叶剑英来帮他管“训总”的日常工作。
很明显，“训总”这个部门担子可不轻，责任大得很。
在“训总”单位里，干部们学习那五个文件时，有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和想法。
有一种看法是说，要是我们再多学学苏军的那一套，咱们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就能快点赶上他们。但也有人觉得，苏军的那一套不一定全适合咱们国家的情况，咱们得改掉训练中那些死搬硬套的毛病。
关于这两个观点，大家吵得越来越凶了。
1958年春天，在“训总”的高层干部小范围会议上，大家对于两个不同观点的讨论变得异常激烈。
两边各执一词，立场坚定，但谁也没能让对方低头，结果这场辩论拖拖拉拉持续了四十多天，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好了，咱们现在得聊聊文章开头说起的那个1958年5月到7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了。
这次军委的扩大会议，在军队里是出了名的，主要是反对那些死板的教条主义。
要求开这个军委扩大会的，是些参加了成都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大佬们。
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鼓励大家“要打破旧观念，放开思想”。这时，有位中央领导站出来说，军队现在有些落后了，得赶紧赶上。他提议，“军委应该开个扩大会，让大家思想统一，觉悟提高，这样后面的工作才能更好地展开。”
彭德怀随即拨通了在北京的黄克诚的电话，让他赶紧行动起来，筹备军委的扩大会议。
这次大会，5月27号就热热闹闹地开始了，一直持续到7月22号才结束，总共开了整整57天。
彭德怀起初根本没想到这个会要开这么久。
在成都开会那会儿，他跟周恩来聊过几句，本来这次大会主要是想解决点别的事儿。但没想到，林彪突然来参加这个军委的扩大会，结果会议的重点就变成了反对教条主义。
为啥说林彪是“冷不丁”地参加了会议呢？
这次，他居然现身了，还在会议头一天就开了腔，给整个会议的主题定了方向。
林彪在会上讲道，他看了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上关于反对教条主义讨论的资料，感觉这事儿挺关键。他跑去问了毛主席的意见，最后决定，这次会议的主题就定为反对教条主义。
毛主席对这次军委扩大会特别上心。会议开了没几天，他就跟黄克诚说，让大家“别光在那儿耗着，得主动出击，挑起战斗，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把问题解决掉”。
6月6号那天，毛主席在听完邓小平关于会议情况的报告后，让他找几位军委的同志聊聊，商量下会议该怎么开。
6月7号一早，邓小平把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黄克诚他们几个叫到一起，开了个小会。会上，他给大伙儿鼓劲，说以后的会得换个开法，就像给机关整整风那样。军委和各总部这次得当“靶子”，让大家来批评。咱们得在一礼拜内，把氛围搞热烈点，鼓励大家放开胆子说，用咱共产党人的那股子正气，把心里话都掏出来，问题也得说透。
彭德怀是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头人，6月7号那天，他在大会上滔滔不绝地说了一整个下午，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军队建设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思路的较量对于那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地跟它们斗争到底。
不过，到了6月8号那天，黄克诚接到了毛主席的一个重要消息：要是这个会开得不行，大家伙儿就先别走了。
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反对教条主义不再只是观念上的差异，它变成了军事行动方针上的对立。
彭德怀最后点头答应，要把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上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事儿，拿到军委的扩大会议上去讨论。
会议参与人数因此涨了不少，6月20号下午，真正到场的有1004人，还有438人旁听，会议地点也从三座门大街20号改到了中南海怀仁堂。
会议步骤已经走到关键一环，现在主要是围绕反对教条主义来展开军事策略上的较量。
得提一下，关于四级干部会里头的那些争论，彭德怀原先是打算让“训总”党委自己去处理，给出一个结论，并没打算拿到军委扩大会上来说。
军委扩大会议开了整整五天之后，到5月31号下午，彭德怀非常诚恳地请萧克、张宗逊、李达、彭绍辉和李作鹏来家里聊聊天。他真心希望他们能“理理思路，放下成见”，以后还是一条心，在政治上彼此信任，找到共同点，保留不同意见。
换句话讲，彭德怀原本觉得教条主义倾向就是个思想认识上的事儿，他并不想把它闹大，变成什么“路线斗争”。
不过，在四级干部会议上，那两种观念的对立还是一直没停，反而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