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河顺女，在1920年的时候，于晋州出生。
但是，因为生活困顿，无奈之下，就搬家到木浦。
可是，在那里父亲的病情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家庭更加困顿。
无奈，便再次搬家到灵岩。因为这里亲戚比较集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在这里，我们的家，总算安顿下来。
不过，我们家的困顿依然如此。母亲生了8个孩子，全是女孩，可是不幸的是，这8个孩子都没活下来。只有姐姐活下来，但是在姐姐9岁的时候，也夭折了。
于是，我就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
当时，为了生存，我们家就租别人的土地耕种。
父亲多病，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忙做家务。
当时，同村的小孩都去学堂读书。我们家因为太穷，交不起学费，我没法上学。直到12岁的时候，父母才凑到了一点钱，把我送进了普通学校去念书。
有关这个普通学校，略作说明，在韩国的小学教育制度，也就是普通学校，是在1906年开始实施。到1938年，普通学校改为小学学校，再往后又改为股民学校，1995年又改为初等学校。
可是因为入学晚，我一上学，就成了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同学们都嘲笑我。我非常生气，跑回家里哭，不想去上学，可是父亲逼着我去上学。这反而让我对上学这件事，更加厌恶和抵触起来。
每天被逼去上学，没过多久，我实在感到痛苦不堪。
有一天父亲凶得太狠了，我便离家跑了。
那时候，家里太穷了，所以离家的时候，除了一身衣服是身无分文。
最后，我混进了一趟火车，在光州站下了车。
下车后，我没地方去，就在火车站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一个老大娘路过，见我可怜，便把我带到她家里，给我了一点吃的，又让我住了一夜。过了两天，她把我介绍给自己的一个亲戚，去那家做女佣。
那家是个大户人家，主人整日里忙着做生意，没时间看护孩子，于是，我便负责看孩子，以及洗洗扫扫的家务活。虽然主人管吃住，但是却一点薪水也不付给我。于是，在做了三年后，我想换个有薪水的工作，那时候主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安慰我说，让我好好工作，等我到了出嫁的年龄时，便给我找个好婆家，有吃有喝，总是会比乡下的家里要好的。
我答应了主人，于是继续没有薪水的工作。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的现状也逐渐不满足起来。有时候，我也会想到家里的情况。实际上，后来从别人口中得知，我离家出走后，父母都快疯了，满世界找我，甚至为了找到我，还跑到算卦那里去算了一卦。
总之，那时候，我年轻，倔强地离开了家，什么也不知道。
在我21岁的那年，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天，我把家里的事做完后，和邻居家的小保姆在门外闲聊。
有两个男人来到我们面前，一个朝鲜男人，一个日本男人，他们穿着西服，看着很有派头的样子。
他们问我们两个在这里做女佣能拿多少薪水？我们说没有薪水。于是，他们就说我们应该去日本大阪，在那里工作都是会支付很高的薪水的。
当时，我们已经到了特别想有点儿自己的钱的年龄了，所以十分心动，竟然一时脑热，跟主人家也不告辞，就跟着那两个男人走了，以为马上就能到日本大阪赚大钱了。
当时，跟着那两个男人一起去日本大阪的，还有6个女孩，加上我们俩，一个是8个人。
记得很清楚，下午两点左右，我们上了火车，然后到了丽水，那两个男人带着我们下了车，在那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去日本大阪的船。
一路上，我们都很激动。可是，到了大阪后，他们又说要带我们去中国的上海。当时，我们不解，那个朝鲜男人说上海的钱更好赚，在上海，他们还有大买卖。
因此，在大阪短暂停留之后，我们便又坐上了去中国上海的船。
几天之后，我们在中国的上海码头下了船。
接着，我们便被送上了一辆侯在码头的日本军车上，而带我们来的那个朝鲜男人却溜走了，再也没有踪影。
接着，和我一起来的8个女孩，被分开了。
其她人去了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被那个日本男人带到一处旅馆一样的地方，在那里，我还看到了那个日本男人的妻子，一个大嗓门的女人。
我方知道，那个旅馆一样的地方是这个日本男人和妻子合开的。
在那里，大约有30多名女子，其中有2名中国女子和2名日本女子。
旅馆的门上写着字，可惜我不认识。
旅馆里面有好些个单独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床，十分窄小。
每个房间上也挂着写着字的牌子，可惜我也不认识。
日本老板给我分配了一间房间，给我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叫乙丸。
接着，老板便逼我接待日本军人。
就这样，我在稀里糊涂中被骗到这里，在21岁的年纪，在上海这个陌生的地方失了身。等我意识到自己被骗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原来，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专门供附近驻守的日本军人娱乐的慰安所。
我无法承受这种可怕的折磨，因为有时候来的日本军人特别多，一年要接待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或更多，身体在极度痛苦中难以忍受。尤其是因为老板为了赚更多钱，还在慰安所里卖酒，因此很多日本军人进来后，经常会买酒喝。那些喝了酒的日本军人醉醺醺的，十分暴虐，稍微不顺其意，便会遭到毒打。
我曾向老板提出抗议，让我做什么都行，就是不想接待日本军人。结果，被老板暴打了一顿。
自此，我只能忍辱负重，再也不敢提什么意见了。
另外，因为我们这些朝鲜女子都是被那个朝鲜人贩子骗来的，所以连报酬都没有。每天日本军人来寻欢作乐时交的钱，我们都得上交给老板，一分都留不住。
这还不算，有时候军人来得少，老板会把责任也推到我们这些女人身上。说是我们服务不好，那些军人不来了，然后他就责骂我们，继而那个东西抽打我们。
在日本老板眼里，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就是为他赚钱的工具，就不是人。
根据老板的要求，我们每天早上不能睡懒觉，必须在4点半左右的时候就得起床。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打扫卫生，把房间里收拾干净，不然老板检查的时候，会责打。
尤其是在周六日的时候，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一整天我们除了随便吃两口饭外，几乎没有一点休息时间，一直躺在房间里，日本军人们络绎不绝，像苍蝇一样不间断地进来出去。
老板最担心的事情，便是我们这些女人得病，所以每个月，我们都会去军队的医院里接受一次身体检查。如果有谁得了病，需要住院治疗，老板就会特别不开心。
在上海的时候，我对家的思念特别强烈，想给家里写信，但是我不会写字，便请一起的一个姐妹帮忙给灵岩的家里代写过一封信。但是，令我意外的是，我竟然收到了家人的回信。
信中写道：
“你父亲身体不好，立即回来！”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接到我的信后，气怒交加，竟一病不起，死了。
我想，大约是因为写信的姐妹留了我在上海慰安所的地址，让家人猜到了我所做的事吧。这在农村，那都是丢人的事，加上父亲有病，不堪人言，气得一病而去，也是可能的。
当时，收到家人的信，我心如刀绞，想立即回去。可是，日本人的慰安所看守很严，根本没机会逃走。
我等了很久，终于等得一个机会，那是一个冬天，具体什么日子，都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老板不在门口，我就飞快溜了出去。我想我终于自由了，可是跑到了人力车的终点站，那时候天忽然黑了下来。但是，我去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去了。
没有钱，也不认识字，语言也不通，我根本没有回家的资本。
在街头的寒冷中，我苦熬了一夜，到第二天天亮，实在无法忍受寒冷和饥饿，我被迫无奈，只得按照原路又跑了回去，回到了慰安所。
老板看见我回来，怒不可遏，拉起木棒朝我劈头盖脸便打了下来。
结果我被打伤了，可是伤口刚刚愈合，老板便让我接待日本军人，结果我拒绝接待，这一次老板彻底暴怒，用木棒打我的头部，结果我被打得满身是血，晕死了过去。
旅馆隔壁的房子住的是一位洋女人，40岁出头，做服装生意，平日里说过话，算是认识。
她见我躺在门口血流不止，便给我抹了止血的东西。
老板阻止说，让她死了算了！
在日本军人中，有一个叫山本的陆军少尉，比较同情我的遭遇。平日里来找我的次数最多，那天刚好来时，见我重伤卧床，便把我送到了医院。
在日军的医院，我呆了两个月，伤口才愈合，可是头上却留下了一道永久的伤疤，长达15厘米。由此可见，那个日本的心肠是多么狠毒了。
因为伤得太重，我出院后，那个日本老板在那个日本少尉的劝说下，便不再强迫我必须每天都接待军人，而默认我可以做一些其它工作代替，比如帮助厨房做饭，给大家洗衣服等，一直到日本战败。
不过，并不是所有女人在惨遭蹂躏3载后，就能活着回到故乡的。因为慰安所里的一些女人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却已经死了，没能等到这一天。比如帮我写信的那个平壤女子，她因为偷偷吸食毒品，被日本老板经常毒打，最终就病死了。还有两名女子因为患病，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救活，就死了。
日本战败后，慰安所里遭到了轰炸，日本老板夫妇就带着钱财逃走了。
慰安妇们也四散而去，最后还有5名朝鲜慰安妇没地方去，当时在慰安所里做饭的一个中国人收留了我们，等有回朝鲜的船只的时候，他就把我们送上码头，让我们坐上了回朝鲜的船。
至今，我都非常感谢那个善良的中国人！
1946年，我从釜山下船，然后回到了灵岩的家里。但，父亲已经死了。为了生存，我四处找活做，主要做佣人。后来，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人，我原想有个家好好过日子，可是那个男人是个酒鬼和赌徒，所以，我就离开了他。
最糟糕的是，因为在上海日军慰安所的三年黑暗时光，使得我落下一身病，尤其是一下雨，我便浑身疼痛不已，连行动都受到影响，生活也不能自理，现在只能靠政府的补助生活。
如今，因为都在揭露日本慰安所的罪行，所以在采访的时候，我便也讲出来自己的经历。可是，回看我的一生，全是悔恨，我悔恨小时候没有听父亲的话，没有好好上学；我悔恨自己为了和父亲别扭离家出走，这一走便是伤痕累累的一生；我悔恨轻信了那个朝鲜男人跟着他们离开祖国，我悔恨的太多······可是有什么用呢？我的前半生都是错误，余生皆是悔恨，我的人生就是一张黑暗的图纸。
真是应了那句古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